新时代“枫桥经验”视角下新质公安战斗力提升路径研究——以电诈犯罪治理为例

新质公安战斗力的形成和提升是推进公安工作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公安工作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新时代“枫桥经验”为新质公安战斗力的形成和提升提供了实践路径。以电信网络诈骗治理为例,梳理治理难点,可从警务运行机制、多元主体参与、社区警务模式和执法规范化建设四个方面着手,加快形成和提升新质公安战斗力。同时,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成效也可以检验新质公安战斗力和队伍素质建设水平,提升基层治理能力,推动公安工作高质量发展。

“枫桥经验”:预防犯罪观的重要启示

在宏观上,"枫桥经验"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经验;在中观上,"枫桥经验"是预防犯罪的经验。预防犯罪观是可从"枫桥经验"中予以深度挖掘的一种"智识矿藏"。而类型化预防犯罪观、适度控制性预防犯罪观、融合性预防犯罪观和理性交往预防犯罪观及前述预防犯罪观所引申出来的"软法预防犯罪观"与"恢复性预防犯罪观",是"枫桥经验"在预防犯罪上能够给予我们的重要启示。在社会转型快速纵深发展时期和社会价值观越发多元化和冲突加剧化的时代背景下,"枫桥经验"所启发出来的预防犯罪观,有着响应社会管理创新的现实意义,且将大大丰富现有的犯罪学理论。

老工业基地农村基层加强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机制研究——以辽宁为例

当前社会矛盾大多存在于基层。基层是矛盾的源头,又是解决矛盾问题的关键。坚持发展"枫桥经验",实现矛盾及时就地化解,加强预防化解社会矛盾机制建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保障和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具有重要意义。剖析辽宁农村基层化解社会矛盾现状及途径,进而研究老工业基地农村基层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机制建设情况,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和效果,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借鉴“枫桥经验”预防个人极端暴力犯罪的工作策略

个人极端暴力犯罪是一种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具有行为主体单一、犯罪对象不特定、犯罪手段极端暴力、社会危害严重等明显特征。近年来,个人极端暴力犯罪呈现出不断增长的趋势。究其原因,既包括社会因素也有个人因素。遏制此类犯罪,必须坚持预防为主的原则,学习借鉴、创新发展“枫桥经验”,打造一支政治素养过硬的干部队伍,明确排查化解矛盾的责任,健全心理疏导服务体系,健全矛盾排查和化解机制,多管齐下,综合治理。

“枫桥经验”的科学发展——中国特色整体预防犯罪模式的构建

闻名全国的枫桥经验已走过了46年的历程,跨越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封闭社会与改革开放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在这个社会大变革过程中,浙江省社会矛盾和民间纠纷急剧增加,不稳定因素充满各个领域,违法犯罪大幅上升,社会治安形势严峻。诸暨枫桥并非真空地带,而是处在犯罪诱因的包围之中。枫桥的干部群众在积极地同敌对势力、刑事犯罪和各种灾害事故的博弈中取得了主动,保持了本地较低的犯罪率和稳定的社会秩序。事实证明,犯罪是可防、可控和可治的。新形势下犯罪活动由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从传统到现代的演变,出现国内外互相呼应、互相纠合、互相勾结的复杂多变的整体犯罪态势。枫桥的干部群众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辩证整体论为指导,从整体上实施预防和控制犯罪战略,促进了枫桥模式的生成,构建了中国特色整体预防犯罪模式的雏形。

“枫桥经验”视角下个人极端暴力犯罪的预防机制构建

个人极端暴力犯罪的突发性强、被害人不特定等特征,使其防范工作面临困境。通过回归分析等手段,对近十年的相关案例进行系统剖析,发现家庭婚恋纠纷、邻里纠纷、经济纠纷、执法冲突、个人疾病等是此类犯罪主要犯罪诱因。鉴于个人极端暴力犯罪大多数是由社会矛盾纠纷引发,借鉴新时代预防性法律制度典范的“枫桥经验”,对于此类犯罪预防机制的构建具有积极意义。

运用新时代枫桥经验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研究

电信网络诈骗是一种“互联网+”的犯罪,突破了传统犯罪的物理时空限制,颠覆了原有犯罪的一般规模效应。其犯罪主要行为与过程从线下迁移到线上,使犯罪痕迹电子化,犯罪嫌疑人不当面接触受害人并隐匿自身身份。受害人数量呈现“长尾理论”所揭示的形态分布,财产损失惊人。当前对电信网络诈骗打击防范从线下向线上转移缓慢,打击防范力量的“条条块块”无法有效应对此类犯罪的“平台化”生态链。电子证据取证认定困难,宣传防范效果达不到预期效果。公安部门应积极运用新时代枫桥经验,进一步完善与其他政府监管部门的协同治理,构建公安部门与互联网企业的协作治理,打造紧密型的警民合作治理网络,以有效遏制电信网络诈骗的高发态势。

“互联网+”时代犯罪防控的理念与方法——基于“枫桥经验”的启示

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典范,"枫桥经验"蕴含着丰富的犯罪防控经验。"枫桥经验"顺应了犯罪防控从管控到治理的历史潮流,具有广泛社会参与、源头治理、贯彻复原性正义的犯罪防控特色。互联网+时代基于"枫桥经验"的启示,应当坚持犯罪防控社会化理念,利用互联网优势,构筑从事前到事后完整的犯罪防控体系。加强必要的法律制度建设,保护公民个人隐私权,提升民众参与防控的专业水平,确保社会防控的合法、有序、专业,为防控社会化理念的贯彻保驾护航。

新时代“枫桥经验”视域下扫黑除恶常态化机制建构研究

为期三年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即将落幕,行动重心将由惩处黑恶势力转型为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使单向度打击升华为覆盖社会治理全领域、全环节、全过程,融合预防、控制、打击、矫治、教育等手段的多向度综合治理。该阶段,作为中国社会治理典范的新时代“枫桥经验”应积极担负时代重任,发挥调动群众力量、营造社会氛围等优势,深入开展扫黑除恶常态化机制建构工作,实现新时代“枫桥经验”与黑恶势力治理的互生性进步。

论枫桥式犯罪预防模式

“枫桥经验”是我国基层治理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下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不断地创新发展。在当前国外先进的犯罪预防模式不适应中国国情的现实下,源于“枫桥经验”的枫桥式犯罪预防模式更能发挥它的作用。事实也证明,吸收中国传统文化和以人为本的枫桥式犯罪预防模式是有效的,在公共卫生理论分类方法下,它在初级预防、二级预防和三级预防都对犯罪率的降低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中国暴恐犯罪的治理问题研究:以“枫桥经验”为视角

暴恐犯罪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犯罪,其主要受到宗教极端思想的影响,消除暴恐犯罪这一危害人类社会发展的毒瘤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自20世纪90年代伊始,暴恐犯罪开始在我国泛滥,分析我国近来发生的重要暴恐犯罪之特点并总结其发展趋势,结合新时代"枫桥经验"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立足预防这一基本经验,对于预防和治理我国暴恐犯罪具有重要意义。

以“枫桥经验”助推网络毒品犯罪治理

“枫桥经验”的诞生和发展是我国社会化治理的优秀经验。近年来开展的禁毒人民战争取得的重大成绩,很多也是“枫桥经验”的体现。然而,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互联网技术正在推动社会从“信息化”向“智能化”转变,“枫桥经验”在应对网络毒品犯罪方面也面临着诸多问题与挑战。新时期,助推网络毒品犯罪治理,“枫桥经验”需要与时俱进,需要积极探索以党建为引领力阻毒品在网上流行,以人民为中心构建“三大治理”体系,以法治为依托严打网络毒品犯罪。展望“枫桥经验”的未来,它将以科技为支撑,助推网络毒品犯罪治理。

乡村犯罪矫正的枫桥“四治”模式及其启示

枫桥经验对于乡村犯罪社区矫正具有重要理论价值。枫桥社区矫正的"四治"矫正模式,是以公共利益最大化为面向,以矫正机构为主导,以自治、共治、德治与法治四治融合为基础的理论模型。它具备完善的理论特性和生动的实践特征。自治、德治与共治应当成为善治理论的新内涵。"四治"与善治处于不同层面,不能融合。枫桥社区矫正既不会是"三治",也不会是"五治"。枫桥"四治"矫正理论启示人们:注重涉农个案差异,实施指定区域社区矫正,确立发展"四治"融合农村环境的法律机制,构建积极培育和发展农村体制外社会组织的制度架设,完善社会力量引入机制,大力引入外部社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