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失权法律研究

股东失权制度作为《中华人民和国公司法》(2023修订版)引入的制度,有必要将其和股东除名制度进行区分,不能认为二者之间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而否定其研究价值。本文从股东失权制度的适用范围,适用程序和法律效果三个方面进行讨论并分析,在立足我国公司法制度的法律基础上,适当地对德国法上的相关制度进行法律移植,并结合实务中案例对该制度相关内容的认定以及学者们对该制度的诸多见解中分析目前制度存在的困境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除名约定事由的内在机理与完善路径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除名事由不仅包括法定事由,还应当包括约定事由。二者的规范目的都是约束股东行为,前者是法律给股东施加的义务,后者是公司内部商议的结果。股东除名约定事由应当由公司章程预先记载,且其本身需要满足“重大事由”的标准。约定事由在我国公司法既有的股东除名规则框架中存在缺失,引发司法实践中诸多困境。应当采取立法论与解释论并行的模式对其进行建构,使之符合我国商事发展、公司治理的需求。一方面,在立法论层面对约定事由作出概括性的规定,明确其法律地位;另一方面,在解释论层面细化具体的适用规则,将约定事由类型化,纾解司法实践中的困境。

合理控制权私有收益与超额控制权私有收益——基于中小股东视角的解释

引入小股东容忍水平,从小股东角度对大股东控制权私有收益进行划分,将控制权私有收益区分为合理控制权私有收益与超额控制权私有收益,对大股东侵害和控制权私有收益理论做出相应的调整,探讨了适度控制权私有收益的合理性,并结合模型对该思想进行验证.研究表明,一定的条件下,大股东会选择一个能使小股东保持沉默的水平来获取合理控制权私有收益,保持控制权私有收益的可持续性.合理控制权私有收益对大股东经营与管理公司具有正向激励作用,而超额控制权私有收益具有侵害性质,会使得大、小股东收益受损,同时公司价值下降.

股权冻结条件下股东除名决议的效力及其利益平衡

在我国,股东除名制度是对有限责任公司未出资或者抽逃全部出资的股东采取的强制其退出公司的惩罚性措施,也是法律赋予有限责任公司用以督促股东按时足额缴纳出资的手段。随着股权执行案件的增多,法院对公司股权采取冻结措施后,公司对被冻结股权的股东予以除名或者宣布股东失权的决议是否有效的问题日益突出。对股权冻结情况下公司对股东除名或者宣布失权的原因是多样化的,应坚持私法自治原则,司法谨慎介入公司营运空间,在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存在欺诈情形下,公司股东会通过决议解除股权被冻结的股东资格的决议应为有效。适用股东除名制度有利于平衡公司及其股东与被除名股东及其债权人利益。

出资瑕疵股东之股东除名的根基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除名是指股东由于自身过错,其行为妨碍或者严重影响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共同权益,致使股东之间基于信任关系的人合性难以维持,在解散该有限责任公司不利益的情况下,通过章程或者公司法强制剥夺该股东在本公司的股权,使其丧失股东资格的一种行为。由于我国当前缺乏有效的法律规制,很多股东肆意违反公司章程和公司法规定的股东义务,侵害其他股东和公司的权益,尤为突出的是股东瑕疵出资和抽逃出资,而我国公司法并没有除公司自治之外的法定股东除名的条文,因此有必要为股东除名的立法提供理论支撑。

股东除名规则的反思与重构

作为一种解决有限责任公司所面临的人合性危机的制度设计,股东除名规则的产生既有因应公司法实践需要的社会基础,也有来自有限责任公司的团体性、人合性及其自治性的制度支撑。我国现行《公司法》没有确立股东除名规则,但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司法解释则有所规定。不过,该司法解释所规定的股东除名规则存在除名事由单一、除名程序规则过于原则等问题,导致该规则发布伊始就落后于公司法实践需要并难以操作。为使该司法解释所确立的股东除名规则得以发挥其固有功能,需要从除名事由的确定和除名程序的设计两方面对其进行重构。

大股东超控制权收益与合理控制权收益实现途径

涉及大股东的成本从性质上可以分成两种:大股东的私人成本和公司成本。由于大股东私人成本的存在,造成了事实上的大股东与小股东同股不同权现象。因此大股东有动力寻找控制权收益来补偿其私人成本并获得回报,以实现事实上的同股同权。超控制权收益论对大股东侵害小股东利益问题提出了新的解释,该理论提出股权现金流权和控制权现金流权的获得途径和载体。

股权让与担保的内外关系与权利界分

股权让与担保是债务人或第三人与担保权人之间达成的协议,通常采取股权转让的方式,要求将作为担保物的股权登记在担保权人名下,从而引发了《民法典》和《公司法》之间的冲突。股权让与担保反映了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图,没有违反国家强制性规定,是有效的。股权让与担保涉及的法律关系,可以分为对内关系和对外关系两个方面。在对内关系中,担保权人是债务人的债权人,是目标公司的股东,其股东权利的行使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受到限制。在对外关系中,涉及外观主义的适用。如果第三人对股权登记的外观事实产生了合理信赖,则应当保护该信赖。担保权人的法律地位及权利义务,可以用信托原理加以解释。通过担保事项“记载/公示”的方式,一方面明确了股权是信托财产,另一方面可以阻却第三人合理信赖的形成。

重构我国股东除名制度

股东除名是指公司强制解除股东资格的法律制度。股东除名制度相比其他解决公司内部矛盾机制要优越,不仅可以化解矛盾,而且可以确保公司的存在,是公司法非常重要的制度。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司法解释虽对股东除名制度进行了规定,但是规定不尽完善,不利于解决司法实践中不断出现的新问题。

“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实践性难点初探

新公司法"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实践的最大难点是如何界定"滥用",以防止该制度本身被滥用。这一作为有限责任制度的否定制度,是专为股东而设的,因此,"滥用"的主体只能是公司股东而不能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或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由于"滥用"的本质是股东缺乏正当利益的行为对利益平衡的破坏,因此,"滥用"的界定应当以"本身违法"与"正当合理"为其原则。正当合理原则着眼于结合行为的后果而强调行为的目的,这一原则在保障公司自治性的同时,作为一般条款能够对实体法律制度存在的漏洞起到价值补充作用,符合权利的要义。具体列举的"滥用"行为,至少包括股东操纵股东会、公司财产、人事、业务不独立以及公司形骸化、股东出资不实等,特别应该明确的是,只有公司的实有资本不足与股东出资不实存在因果关系时,才能以"滥用"的法定理由,在个案中否定公司人格,直索股东责任。

股东出资“合理怀疑”规则的检视及程序展开——基于《公司法解释三》第20条的实证分析

《公司法解释三》第20条建立了对股东出资情况的“合理怀疑”规则。这一规则与民事诉讼证据制度力图查明事实的功能定位不同,与解决证据偏在问题所设定的两项具体规则衔接并不顺畅。规则本身未确定“合理怀疑”的实体判断标准,规则适用的程序节点不明确,以致司法实务效果欠佳。法官应参照“合理怀疑”的实体判断基准,以现行民事诉讼程序为基础,在庭前会议、证据调查环节,通过原告事实主张具体化,适时对被告科处事案解明义务,并在此基础上确定相应举证责任承担主体。

公司股东除名法律问题研究

妥善处理公司内部冲突是公司法的一项基本功能。股东除名制度作为一项司法解散的替代制度,对于解决公司内部冲突,维护公司作为一种实体的持续存在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受到国外很多国家的青睐,已成为解决公司股东内部冲突的一项必不可少的制度。然而,我国现行公司法却没有对该制度进行规定,当股东无正当理由不履行自己对公司的义务,严重损害了公司的利益及公司其他大多数股东的利益时,其他股东除了要求其履行义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外,并没有其他有效的救济途径。当公司出现僵局时,往往通过解散公司的方式来解决,这对希望公司继续存续的股东来说,显然不是最好的选择,也不能实现公司设立的初衷,更是对资源的一种浪费,因此,确立股东除名制度就成为现实的需要。回应此需要,本文从理论上的可行性和现实中的必要性对股东除名制度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构建我国公司股东除名制度的设想,以期对未来公司立法有所助益。

中国中小股份制银行流动性管理研究

目前,我国中小股份制银行在流动性管理上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难以平衡规模扩张、追求高盈利与流动性之间的关系,规模扩张对流动性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管理好筹资渠道、制定合理的资产配置方案以及确定最优的现金资金持有量都是中小股份制银行面临的重要课题。该文将结合我国筹资渠道分配、流动性监管等宏观环境因素,借鉴企业财务管理对流动性资产持有量的决策方法,探索在当前市场环境下我国股份制银行实现高效的流动性风险与管理思路和方法。

论现代企业理财目标的合理选择

文章在分析股东财富最大化存在六个方面局限的基础上,阐述了资本价值最大化的内涵,并从必然性、可能性、空间与灵活性等四个方面剖析了其作为理财目标合理选择的理由。

比较法视角下我国股东失权制度的修正

《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17条同时借鉴了德国的股东除名和股东失权,可以理解为中国法语境下的股东除名。在此基础上,《公司法(修订草案)》第46条正式引入股东失权。域外法上,股东失权的立法目的是为了维持公司资本充足,失权股东丧失股东资格乃股权没收下的附带属性。而相较之下,我国的股东失权在适用范围、行权程序以及法律效果上均有进一步解释和完善的空间。同时如若新《公司法》最终正式引入股东失权,则前者股东除名的催告程序可以予以删除,以区分我国的股东除名和股东失权,使二者在公司法框架下发挥各自的规范功能。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除名事由的立法构建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除名制度是作为消除人合性公司经营障碍的措施而存在的。我国《公司法司法解释》(三)规定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除名事由仅限于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和抽逃全部出资两种情形,导致股东除名制度的价值功能无法充分发挥。我国立法应将股东严重违反竞业禁止义务、对公司实施犯罪行为扩展为股东除名事由,并将股东严重违反对公司的其他义务作为股东除名的概括性条款。同时应允许有限责任公司章程对股东除名事由进行有限制的自治。

资本认缴制下股东除名制度研究

股东除名制度是对股东最严重的惩罚措施,其在公司内部自治方面及保护守信股东和公司利益方面发挥着很大作用。我国2013年实行资本认缴制改革以来,允许股东出资完全认缴,这给债权人利益保护带来新的挑战。股东除名制度的适用对债权人的交易安全可能极为不利,对此,资本认缴制下应审慎适用股东除名制度,更加具体明晰股东除名事由和股东除名的表决机制,增加被除名股东权利救济的途径,建立债权人对股东除名事项的知情权并赋予异议权,以实现公司法在保护股东、公司和债权人利益方面达到平衡的宗旨。

论瑕疵出资股东权利的合理限制——兼论对《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17条的理解

股东瑕疵出资可分为未出资与出资不足,瑕疵出资对公司、已足额出资的股东以及债权人的利益有很大的危害。本文从《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17条谈起,分析了该条文的进步性,但认为其还存在限制条件、内容、程度、方式不明确等问题。因此认为合理限制的启动条件应为危害到相关利益主体的权益,其股东权利的限制内容应控制在自益权范围内,同时提出合理限制的程度应以其实际缴纳出资的比例为基础,最后分析了合理限制的前置程序及终止条件。

五种IUD在农村妇女使用中的有效性、安全性研究

为指导农村妇女选择使用IUD提供科学依据,采用密封信封随机分配法分别给农村妇女放置TCu220C、TCu380A、宫Cu300、宫型环、VCu200宫内节育器各100例,进行5年前瞻性临床对比研究,用Tietze-Potter生命表法计算每百妇女的粗累积续用率和各种原因停用率。结果显示:最适合农村妇女使用的是TCu220C,其次是VCu200,再次之依次是宫Cu300、TCu380A和宫型环。

高校校规设定开除学籍处分的权界及其规制——以32所教育部直属一流大学建设高校为例

高校开除学籍处分纠纷是一个颇受社会关注的问题,而这与高校校规设定开除学籍处分密切相关。通过观察和比较32所教育部直属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的校规中关于开除学籍处分的规定,发现校规之间在具体内容上差异较大,因此,提出高校校规设定开除学籍处分的权界问题。一方面,高校享有通过制定校规设定开除学籍处分的权力;另一方面,这一权力是有界限的,主要受到合理行政原则的限制。为此,从实体和程序方面提出了对高校设定开除学籍处分权的规制路径,促进依法治校工作的深化,推进高等学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