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胡祗遹题画诗的隐逸情怀

题画诗在元代逐渐成熟,在元初题画及隐逸之风盛行的情形下,以胡祗遹为代表的元初北方文人以画境寄托归隐心境,其山水类题画及题陶画诗托画寄意、诗画相融,以题画诗作为超脱现实的心灵寄托,表达超脱世俗的隐逸情怀。通过梳理这些诗歌,可以感悟元初题画诗托画寄意、诗画相资的艺术风貌,体会元初文人的慕陶情结,窥探胡祗遹务实济世思想之外的林泉之趣、隐逸之思及其题画诗重要的思想价值。

《苕溪渔隐丛话》本“乌台诗案”的编录视域及文本特色分析

“乌台诗案”是宋代新旧党争的重要节点,再加上主角苏轼的名望与地位,向来广受关注。现有研究偏重编录本案的朋九万本与敕牒本,胡仔本则仅被视作文学读本,价值亦被低估。其实,从重订文字讹误、重构叙事逻辑、重申党争立场、重建苏轼形象四重维度来看,胡仔本在看似无序的表面之下,蕴含独特的编录视域及话语意图,拓展了诗案的既有叙述,并与其他版本构成相通相异的掎角之势。而且,胡仔本宽广的编录视野与丰富的诗学材料,符合受众的期待视野,呈现出独特的文本优势与传播潜力,故而有必要重估胡仔本的编录价值。

从艺术审美之和合看隐逸诗词的翻译

隐逸诗词是隐逸文化不可或缺的构成元素,隐逸诗词所投射出的幽静与平和的意境使不少西方人士对中国文化心向往之,从而也引发了译界的持续关注。隐逸诗词意境与其独特的艺术审美特征息息相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注重艺术审美维度的平衡与融合,有助于隐逸诗词译文中意境的再现。

明遗民雷士俊的隐逸情怀及其诗歌创作

明清之际,关中虽屡经战乱,灾害频仍,但因文化积淀深厚,仍呈现出诗人辈出、诗学繁荣的文化气象。在这一时期的关中诗人群中,颇具代表性的当属自幼生长于关中地区,后长期流寓江南的遗民诗人雷士俊。探讨雷士俊诗歌创作成就及其诗中的遗民情怀,对揭示明清鼎革之际士人的生存境遇与文化选择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晚明山人与山人诗

山人诗人的崛起构成晚明诗坛一个突出的现象 ,在其冲击下 ,明中叶之后诗坛“朝”与“野”的对立终以“诗在布衣”的变化结果告一段落。这一创作主体的变化 ,对明代诗歌的演变走向产生深远影响。本文旨在揭示晚明山人诗人的生存状态、山人诗坛的概貌、山人诗的文学取向与艺术创造 ,展示晚明山人诗在明代诗史的地位与价值。

试论唐代咏茶诗审美情趣

茶诗在唐代开始兴起,诗人以茶雅志,表现超尘绝俗的隐逸情怀;以茶悟道,追求"全性保真"之"道";以茶合德,营构清雅、简淡、高远的诗境。唐代茶诗奠定了中国茶文化基本的生命情调和审美情趣,反映中国人独特的生活之美、生命之乐,传达出中国文人清高而又自适的人格气质,并昭示了古代文人共同的价值取向和哲学思想,对于民族精神的塑造、社会的谐调都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孙星衍“学人之诗”成因探赜

由于受到乾嘉考据学风、所处学术环境的影响,加上自身兴趣爱好等原因,颇具诗歌天赋的孙星衍由诗歌创作转向考据之学。因为知识结构的影响、人生目标的转变以及考据思维的渗透,其诗歌内容、风格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已见"学人之诗"之端倪。对此有所认识不仅有益于了解"学人之诗"的成因,而且有利于解读孙氏之诗,对促进常州诗派、常州学派等的研究亦有裨益。

孟浩然诗中的鹿门山寺与山僧

孟浩然一生与鹿门山、鹿门寺及诸多寺庙、僧人结下了不解之缘。孟浩然对隐逸生活的选择,直接影响到他对佛理禅意的理解和认同,这种认同感的强化,又促使他与僧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对寺庙僧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孟浩然这种佛教情节与现实交杂互叠后,则又影响了他的诗歌创作,促进了孟浩然对隐逸生活的真正选择。孟浩然诗中的鹿门山寺与山僧情结,暗示着其人生旅途轨迹。

唐代文人的隐读修业及其诗歌创作探析

中晚唐时期,时局动荡,官学教育渐趋式微,文士多隐读于山林。唐人的隐读修业,或地处繁华,或地近两京,具有一定的地域性。另外,文人隐读山林以备科考,相互之间有一些传习教学的色彩,这种聚学山林的模式,不仅弥补了官学式微造成的教育空白,还开宋代书院之先河。从内容上看,文士修业传习多以儒家典籍与传统诗文为主,而他们的诗歌创作,受佛理禅思的影响,有着疏散淡远的情趣,但有时也略显僻涩,并流露出时不我待的忧虑。

论两晋隐逸诗、赋的玄言色彩

隐逸与玄学在义理上有共同之处,隐士与玄学人士在"性分"上有共通之处;隐逸诗与玄言诗在自然景物描摹上有异同,两晋隐逸赋与其他赋作皆有一些玄学色彩。

陶渊明“隐逸诗人之宗”考论

钟嵘《诗品》品陶,谓其为"隐逸诗人之宗",这一定位在六朝并未得到确认,对其评价,多为"隐士"与"田园诗人"。这和陶渊明的特殊隐逸形态有关。陶渊明辞官归耕,不入莲社,与佛道关系疏离,少在征辟之列等,表现得"不合时宜",与传统隐士行径相悖。这种对隐逸潮流的抗拒,实际上正是他"真隐"的表现。陶渊明开辟了一条将隐逸生活艺术化的道路,他将隐逸诗创作与田园生活紧密结合起来,诗中少"隐"多"逸",是一种心境旷放、隐逸生活诗意化的表述。陶渊明引领了隐逸诗形式上的重大变革,将其转变为具有丰富内涵的表达,建构了独特的隐逸精神空间,提升了隐逸诗的影响,为中国隐逸诗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文选》隐逸诗编撰探析

萧统编撰《文选》,首录隐逸诗,专列"招隐""反招隐"。这一分类,反映了六朝隐风的兴盛,对后世隐逸诗的编纂产生了极大影响,对隐逸诗的发展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文选》辑录隐逸诗,是六朝隐逸诗发展的必然产物,也与萧氏家族隐逸思想有关,萧统对隐逸的倾慕是直接动因。萧统对隐逸诗的重视,使隐逸诗歌这一体裁得以确立起来,突出了这类诗歌的重要特质,凭借《文选》深远的影响力,使得隐逸诗歌的形象深刻植根于中国文人的集体记忆之中,确立了隐逸诗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世”与“山里”的对峙——论西行法师和歌的两大主题

西行是日本中世著名的隐遁歌人。他在长达五十年的隐遁生活中创作了2000余首和歌。这些和歌或吟咏大自然的美丽,或描写隐遁生活的艰辛,或抒发对人生的感悟。他的和歌清新自然,一唱三叹,洋溢着"闲寂流"的美。在西行的和歌里,"世"与"山里"两词出现频率最高。"世"代表着体制内的俗世,"山里"代表着远离俗世的隐遁生活。在西行的内心世界里,这两者是对立的。这是研究西行必须探讨的问题。

论三大宋代诗话总集的诗学思想——《诗话总龟》《苕溪渔隐丛话》《诗人玉屑》的诗学思想比较研究

《诗话总龟》《苕溪渔隐丛话》《诗人玉屑》是宋代诗话史上先后出现的三大诗话总集,三大选家对辑录对象的遴选,对具体材料的取舍,既体现了各自的诗学思想,又反映了各自时代的诗学特色、学术风气乃至时代风尚。细绎其辑纂标准,宋代诗话体制的演变、宋代诗学的时代风气、选家的诗学旨趣可窥一斑。

二十世纪汉魏六朝隐逸诗研究综述

20世纪80年代以前,人们对汉魏六朝隐逸诗的研究少有涉及;后20年,关于汉魏六朝隐逸诗的研究大大加强,研究的角度和覆盖面较之以前都有较大的突破。但大多注重研究诗人个体的隐逸思想及诗作,缺乏对这一时期隐逸诗的总体透视。

胡仔与张戒诗学观之比较——以《苕溪渔隐丛话》与《岁寒堂诗话》为视角

《苕溪渔隐丛话》是宋代三大诗话总集之一,《岁寒堂诗话》是宋代三大诗话别集之一。二书的诗学观不无相合之处:论诗崇尚诗骚、汉魏,称道渊明;高度肯定李、杜、韩、白等人之诗;肯定宋四家的转益多师。但其差异性更是显而易见:胡仔论诗兼取唐宋,认为诗歌代有才人,肯定了宋诗的成就及新变精神;张戒论诗宗唐黜宋,认为诗以代降,代不如人。尤其是对苏、黄的批评,前者体大包容,后者精深激切。二人对宋诗的健康发展都功不可没。

论隐逸诗的美学风格

隐逸诗是我国古代描写有关隐逸文化内容的一种诗体,是从诗歌主题学角度划分出来的。按照诗作具体内容的不同,隐逸诗又可以分为田园隐逸诗、山水隐逸诗、游仙隐逸诗、佛理隐逸诗、吏隐诗等类型。本文从文学理论角度出发,结合每一类型的代表诗人及其诗作,分别总结出其美学风格特征,如田园隐逸诗之平淡、自然,山水隐逸诗之清新、秀丽,游仙隐逸诗之奇幻、绝俗,佛理隐逸诗之悠远、高妙,吏隐诗之疏放、闲雅。

盛中唐词的文化之变

有论者以六朝为词之滥觞,是由于梁陈宫体诗为宫廷文化的产物,而唐词之兴也与宫廷文化相关,由君臣宴饮到内宫生活,产生了以李白为代表的最初之词。中唐词开始涉及边塞文化与贬谪文化,张志和所作则是隐逸文化的体现,而王建的词可见中唐的三元文化构建,尤其表现出上接宫廷文化,下开士大夫文化的特点。中唐词人中,刘禹锡、白居易作品最多,除创调意义外,他们所作更在贬谪与闲适二义上,体现了士大夫文化在词中的转换、发展,闲适中饶感伤更是南唐、北宋士大夫词以“闲情”为大端的肇始。

胡仔与严羽诗学观之比较——以《苕溪渔隐丛话》与《沧浪诗话》为视角

《苕溪渔隐丛话》是宋代三大诗话总集之一,《沧浪诗话》是宋代三大诗话别集之一。胡、严二人都对宋代诗学进行了全面总结和深刻反思。他们的诗学观既有相合处:如推崇诗骚、汉魏、晋、盛唐,追求诗歌的整体美与含蓄美,注重创新等;也有差异处:对宋诗的批评态度不同,二人提出的师法对象有别,以体派论诗的精深度有别等。他们促进了宋代诗学批评理论体系自身的建构。

论林逋之隐

林逋的人格以传统儒家文化为底色,体现了儒家精神的真谛,他对儒家文化的践行正是通过隐逸来完成的。林逋的隐是真正的生命、心灵之隐,那份豁达和逸致超然不凡、与众不同。在林逋眼里,文学作品不具有政治的严肃性,而是个体生命意识的承载,从其隐逸诗中可以感受到林逋恬淡旷远的襟怀和惬意潇洒的生存状态。林逋在独处和思考中安于孤独、品味孤独、静享孤独,生命追求和思想层次都提升到了较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