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战略下我国开展国际民商事司法协助的法律思考

"一带一路"战略是我国应对全球形势深刻变化、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作出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战略决策,不仅是我国实施"走出去"对外经济战略发展的必然,更彰显了我国日益增强的国际影响力和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的大国风范。共建"一带一路",亟待我国有效开展国际民商事司法协助。目前,我国适用的实际联系原则过于狭隘,规定的专属管辖权范围较为宽泛,在解决平行诉讼问题上过分偏袒本国当事人,长期以来形成的"事实互惠"以及现行双边司法协助条约显然已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为此,结合当前"一带一路"之战略背景及现行立法与司法保障的现状,我国应优化完善相关司法制度,树立大国司法理念,主动淡化司法主权观念,缩小专属管辖范围等;同时,借鉴吸收国内外的先进做法,树立开放性思维和全球性战略,重视参与并推动国际规则的制定,夯实"一带一路"的国际政治基础,努力提升我国司法的国际影响力和公信力。

内地与香港民商事判决的相互承认与执行:现状与前瞻

香港回归祖国后 ,按照“一国两制”的基本原则 ,内地与香港成为一个主权国家的两个独立法域。两地现行立法使民商事判决的相互承认与执行存在一定障碍 ,不仅造成了执行上的困难 ,也使执行结果难以预测。通过司法协助 ,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以协议的方式确立相互承认与执行民商事判决的原则与机制 ,是保护两地当事人合法权益 ,进一步促进双方民商事交往 ,贯彻“一国两制”

中美民事判决承认与执行中的互惠原则

互惠原则是国际法的一项重要原则,在外国法院判决承认与执行领域,互惠原则也是一项重要的国际法依据。然而,由于各国法律制度的差异以及司法体系的不同,互惠关系的认定在具体案件中存在诸多问题。2017年6 月,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裁定,在中国首次承认并执行美国法院民事判决,该案与2011 年3 月美国法院承认与执行中国法院金钱给付判决的案件一起形成中美之间相互承认民商事金钱给付判决的完整“回合”。尽管如此,中美之间适用互惠原则的司法实践仍然是单边的,现有案例仍然存在诸多疑问有待进一步厘清。

评析《香港特别行政区与内地相互执行商事判决》建议安排及其最新发展

至今为止,在内地与香港民商事判决的承认与执行方面,尚无相互执行判决的安排。近日以来,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正对《香港特别行政区与内地相互执行商事判决》建议安排进行进一步的研讨,以期推动内地与香港两地之间相互承认与执行商事判决的法律机制的构建。根据2005年9月内地与香港就此一事项举行的会议,内地与香港已经就建议安排中的绝大部分议题达成了共识,由此可以预见该建议安排将在不久的将来在内地与香港得以落实。

论外国判决承认与执行中的“确定性要件”

外国判决具有"确定性"是其得到域外承认与执行的基本前提之一。然而,对于判决"确定"的标准,各国、各法系之间尚存在诸多差异,这影响着外国判决的承认与执行。鉴于"确定性要件"日益突出的重要性,海牙判决公约计划就"确定性要件"达成了折中方案,意在引入为各国普遍接受的判决确定性标准。我国《民事诉讼法》等国内法要求外国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双边司法协助协定引入了"确定性要件",而我国司法实践并未充分关注"确定性要件"的适用。"确定性要件"的合理架构及适用应成为我国未来有关外国判决承认与执行立法及司法完善的重要方面。关于"确定性要件"的完善进路,应充分考虑海牙判决公约方案的开放性、国际性立场。

从一起案例看海峡两岸民商事判决认可和执行中的法律问题——以人民法院的角度

海峡两岸相互认可与执行民商事判决是两岸区际民商事司法协助的重要内容。随着两岸交往向纵深发展,相互要求认可和执行各自的民商事判决的司法实践时常发生。以一起案例为切入点,分析大陆地区人民法院认可和执行台湾地区法院民商事判决的法律依据,重点论证了申请认可和执行法院管辖权、认可和执行范围、认可和执行标准等实践中存在的法律问题。

内地与港、澳民商事判决认可和执行安排比较研究——以香港的实践为中心

内地在2006年相继与香港、澳门就民商事判决的认可和执行达成了安排,这是我国在区际司法协助领域取得的重大突破,具有一定的制度生成意义。由于三地间在法律传统和现行立法等方面的不同,两个安排在适用范围和具体程序的设计等方面也存在不少差异。对这些差异的研究和背景分析无疑对两个安排在司法实践中的平稳运作具有相当的助益。

海牙《协议选择法院公约》对中国国际私法立法的启示

海牙《协议选择法院公约》作为国际范围内统一民事管辖权和外国判决的承认与执行的重要成果,建立了“排他性法院选择协议”的管辖权模式,采用了新的“国际性案件”划分标准,鼓励选择诉讼作为解决争议的方式,针对被请求国承认和执行惩罚性赔偿判决问题达成了妥协,为中国国际私法立法,特别是《民事诉讼法》的修订具有重大启示。

海峡两岸民商事判决的相互承认与执行再探讨

海峡两岸实现"大三通"后,客观上要求实现判决自由流动,因此两岸有必要建立一个有利于判决承认与执行的新机制。本文分析了海峡两岸民商事判决的相互承认与执行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认为理想的模式是在"一国两制"基础上通过平等协商达成民商事判决的相互承认与执行的司法协助协议。

欧盟民商事判决承认与执行制度:发展与变革——2012年《布鲁塞尔条例Ⅰ》(重订本)介评

2001年《布鲁塞尔条例I》是在《阿姆斯特丹条约》生效以后,由《布鲁塞尔公约》转化而来,是欧盟民商事判决承认与执行的基本法。随着欧盟内部市场统一化的新一轮发展,司法合作以及成员国之间互信程度已趋于成熟,但在跨界民商事交往中,判决承认和执行所花费的时间以及经济成本阻碍了判决在欧盟境内的自由流动。基于此,欧盟于2009年启动了对2001年《布鲁塞尔条例I》的修订,并于2012年12月12日通过。在判决承认与执行部分做了大幅度修改:判决的承认部分新增了对"援引一国判决"的承认;判决执行部分,在必要保障措施基础上,废除了审查程序。分析2012年《布鲁塞尔条例I》(重订本)的制定过程以及判决承认与执行部分的修改,并在此基础上概括其对欧盟民商事领域判决承认与执行的贡献。

论国际民事诉讼中的过度管辖权

在国际民事诉讼中,一国法院行使管辖权的依据必须符合国际法上的实际联系原则。如果法院与案件之间没有实际联系,则法院所行使的管辖权就被称为过度管辖权。法国等其他国家法院以当事人的国籍为由行使的管辖权、德国法院以财产所在地为由行使的管辖权、美国法院以被告从事经营活动或者瞬时出现为由行使的管辖权,都属于过度管辖权的类型。过度管辖权在国际法和国际私法上受到学者们的批判。一些国际条约也试图对过度管辖权施加限制,禁止缔约国承认和执行其他国家法院依照过度管辖权所做的判决。中国《民事诉讼法》中也存在着一些过度管辖权标准。但中国《民事诉讼法》并不要求中国法院在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时审查外国法院的管辖权。

内地与香港民商事判决认可和执行问题探究

为解决内地与香港特区民商事判决认可和执行问题,两地先后签署了三份判决认可和执行安排,其中最新的两份至今仍未生效。三份安排对于内地和香港民商事司法协助具有重要意义,但由于司法观念差异以及香港特区对内地司法水平的质疑等障碍,安排的生效进展缓慢。新签署的两份安排相较于最早的安排,扩大了适用范围,解决了判决终局性问题,规定了原审法院管辖权的审查标准。但也存在新安排之间未明确先后适用顺序、部分案件无法适用、公共秩序保留仍为原则性规定、审查期限不明、缺乏沟通机制、制度与实践脱节等问题。需规定新安排之间重叠部分的适用顺序,针对遗留问题签署新的安排,限制公共秩序保留的适用,规定审查期限,建立两地司法机关交流机制,以尽快推进安排的生效工作。

论对外国民商事案件送达程序的分类审查——基于对我国274份承认与执行裁定书的实证分析

作为一项重要的诉讼程序,送达通常被法院纳入一国承认与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的审查范围之中。我国法院在审查外国民商事案件送达程序时,对审查事项、启动方式、审查依据、审查尺度以及裁判文书说理尚未形成统一做法。根据我国缔结加入的国际公约、双边条约、我国民事诉讼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专门性规定和批复,建议对送达程序进行分类审查。首先,将审查事项分为关于送达程序自身合法性和我国公共秩序的两类,并确定优先审查自身合法性的审查顺序。其次,根据两类事项的特点,提出制定审查实施细则的几点建议:一是规范启动程序;二是正确选择审查的法律依据;三是相对统一审查尺度;四是全面且有区分地说明不予承认与执行的理由。

我国域外送达体制之性质分析——基于外国判决承认与执行的视角

域外送达能否有效运行直接影响着国际民事诉讼程序的进程乃至国际民商事诉讼当事人实体权益的实现。我国域外送达制度遵循送达主体的单一性,体现出送达的国家主权性质,这一特征在司法实践中已然明显凸现出送达迟滞、甚或送达不能而延滯国际民事诉讼进程的弊端,并因送达的主权性质和送达主体的限制而导致我国法院判决难以获致外国法院承认与执行的现实困境。从送达制度的本位出发,应该将送达性质正确定位为一种信息通知的诉讼制度,去除送达的国家性质,允许当事人送达文书,促进国际民事判决的承认与执行。

论《海牙判决公约》可分割条款的适用

《海牙判决公约》第9条名为可分割性条款,主要指的是对于判决中可分割的部分予以承认与执行。与传统国际私法理论中的分割承认与执行理论不同,《海牙判决公约》中对于可分割性条款增加了一定的限制范围,这使得一部分判决因限制不能适用该公约,从而难以通过该公约获得跨境承认与执行。与此同时,可分割性的特点为相当一部分判决被请求国法院部分承认与执行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在《海牙判决公约》的框架下,研究可分割性条款对于判决准确适用公约在理论方面和实践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

境外追赃中我国独立民事诉讼程序研究

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将民事诉讼置于刑事诉讼的附属地位,使民事诉讼受制于刑事诉讼;而特别没收程序被定性为刑事程序,其重视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忽视民事责任。解决上述问题需要建构独立的民事诉讼程序,以明确民事诉讼类型和民事诉讼主体资格,具体内容有: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的关系,即刑事诉讼的“无罪推定”制度对民事诉讼中证明境外资产的违法性提供了依据;刑事诉讼中证明境外资产具有非法性,可将这一刑事证据的证明力运用于民事诉讼;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退还财产,并不影响刑事诉讼中对于犯罪数额的认定。此外,在开展这项工作时,还需要与资产流入国开展国际合作,以便资产流出国作出的民事判决能得到承认与执行。

海牙管辖权公约(草案)条件下的未决诉讼

不方便法院、最先受理与承认预期规则构成了未决诉讼制度的主要基础。由于其本身的缺陷 ,在现有的法律背景下 ,它们正在沦为歧视性工具或法院争夺司法利益的工具。《海牙管辖权公约 (草案 )》一旦正式成文并生效 ,将提供一种全新的法律背景 。

论我国承认与执行“一带一路”国家民商事判决的制度完善

在“一带一路”合作推进过程中,与贸易有关的法律纠纷在所难免,完美地解决贸易法律纠纷势必涉及承认与执行他国法院判决的问题。本文探讨了我国与沿线国家之间关于外国民商事判决的承认与执行的完善路径,通过与沿线国签订相关的双边条约、积极参与国际公约和区域性公约的制定、完善国内立法以及借鉴《选择法院协议公约》的规定等,以期在“一带一路”进程中进一步提升司法合作,促进“一带一路”合作的顺利进行。

论台湾地区民事裁判在大陆认可与执行制度的完善——兼评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新司法解释

大陆法院对台湾地区民事裁判的认可和执行持支持态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可和执行台湾地区法院民事判决的规定》更加系统、清晰地规定了台湾地区民事裁判的认可和执行问题。该司法解释增加了人民法院管辖的连接点,放宽了案件的受理条件,区分了不同的申请期限,增加了救济的途径,扩大了认可和执行台湾地区民事裁判的范围等。司法实践中,大陆法院需要就专属管辖权进行协商和明确公共政策的适用范围。

“一带一路”倡议与外国民商事判决承认及执行制度的完善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项目的逐步推进,越来越多的沿线国家响应中国号召,积极迎接这一发展新机遇。中国欲进一步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现互联互通,应不断推进司法制度改革,改善营商环境。构建科学公正的司法体制是改善中国营商环境的重要途径,对外投融资以及引进外资都需要完备的外国民商事判决与执行制度。目前,中国尚未统一法院管辖权标准,未明确规定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的程序与期限,还存在互惠标准模糊等一系列问题。本文针对这些问题逐一提出解决方案,以期为中国司法体制的改革提供有益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