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地区自贸区建设与地方经济发展

西部地区三大自贸区建设对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意义重大。西部地区要真正发挥自贸区的带动作用,需要根据自身要素禀赋形成的区域分工最大化地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并实现区域间的协同发展。本文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分析了重庆、成都和西安3个地区所具备的区位优势,提出了区域协同分工发展模式。而且认为要发挥自贸区建设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作用,还必须进行制度创新,实现公共设施基础均等化;同时还要注重发挥本地人才的比较优势,加快城市化进程,加强区域协同合作,降低市场分割程度。

论红三角地区的协调发展

实现区域内部的协调发展对红三角地区有着重要的意义,但其内部经济的同构、经济水平低下和区域公共品的缺位则妨碍了其协调发展。要实现协调发展,红三角地区必须对未来的发展进行合理定位,整合资源,发展优势产业,并通过制度创新促进经济协调发展。

“红三角”地区城市化问题探析

城市化是人口集聚、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播的综合过程,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红三角”地区经济建设和城市发展具体表现为综合经济实力低下、中心城市凝聚力低、城市发展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地形地貌的约束等。“红三角”地区应确定城市发展的规模和特色,确定产业发展战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有利于城市化的制度创新,以促进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的进程。

粤港澳大湾区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创新研究

湾区经济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高级形态。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和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但粤港澳区域是"一国两制、三个关税区和三种法律体系"的跨境合作,这与国际典型湾区和国内主要城市群存在本质上的差别。因此,推动体制机制创新是粤港澳大湾区协调发展的核心问题。笔者在对现有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粤港澳大湾区协调发展的基础和障碍,认为粤港澳大湾区作为异质性制度下的区域协调发展,需要实现要素跨境顺畅流通、区内营商规则对接、区域合作机制创新。作为一种成功的异质性跨境合作模式,欧盟基于要素便利流动、市场体制接轨、多层治理合作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为粤港澳大湾区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与启示。因此,粤港澳大湾区要加快体制机制创新,改善营商环境,加强湾区市场体制对接,消除要素跨境流通障碍,强化湾区跨境政策协调,形成湾区协调发展新格局,加快建设富有活力和竞争力的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粤港澳大湾区”三地制度建设路径探索

2019年中央颁布《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将粤港澳大湾区计划初步建设成为世界一流湾区。改革开放以来,广东与港澳的关系一直非常紧密,尤其在经贸合作领域,香港和广东的关系犹如“前店后厂”。与长三角、京津冀地区实践不同,粤港澳大湾区是“一国两制”下的一次重大探索式发展。粤港澳大湾区有其特殊地位,粤港澳三地三种不同的关税区具有不同的制度和法律,应在维护“一国两制”的前提下探索三地的深度融合。

粤港澳大湾区港口群优化协调发展研究

粤港澳大湾区具有"一国两制"制度结构,接近全球最佳的黄金航道,是太平洋和印度洋航运要冲,拥有全球产能规模最大的区域港口群和顶尖集装箱码头,同时,港口群也存在重复建设、功能同构、生产结构趋同导致的激烈竞争和社会效率损失。本文从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视角,阐述了粤港澳大湾区港口群优化协调发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港口群优化协调发展的政治经济逻辑、基本方针、目标和路径;提出了发挥深圳制度创新的先锋作用,以深圳与香港率先深度融合,合作共建世界港口航运中心为主线,高效推进大湾区港口群优化协调发展的战略途径。

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雄安新区整体性治理的制度创新研究

制度从本质上而言是一套协调行动的规则系统,制度安排是集体行动的逻辑起点。雄安新区的整体性治理架构需要建构在集体行动的基础上,对雄安新区的制度基础、制度生成、制度变迁、制度创新加以整体性建构至关重要。本文基于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雄安新区现有制度安排框架,从制度创新的动因分析入手,在对整体性治理视域下雄安新区制度创新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从制度创新价值、制度创新文化、制度创新主体、新制度实施保障机制等四个方面探讨了推进雄安新区整体性治理制度创新的对策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