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公司法对减资制度的改进及其适用

减资制度是公司资本规范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2023年12月公布的新公司法对减资制度做了较大改进,其价值考量由单一的债权人保护转为公司自治、股东平等的整体利益平衡,具体体现为构造上新设了适用于弥补亏损的简易减资程序,规则上明确了同比减资的基本原则,并填补了现有违法减资责任的漏洞,将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纳入责任主体范围。但从资本制度的体系协调和法律适用来看,减资规则仍有进一步优化和完善空间。后续的司法供给应适当从宽解释简易减资程序的适用条件,并从规则层面上注重简易减资后限制用途的精确化表达。此外,新设的违法减资责任集返还和赔偿于一体,如何将其嵌入公司法整体追责体系来对接董事义务和股东义务、各责任主体间的担责顺序和范围等问题,也需要慎重考量。

网络水军与资源配置效率:基于大股东减持视角

清朗的互联网环境是我国建立“网络强国”之基础,水军作为极具诱导性的群体严重干扰了网络秩序。本文旨在建立一种新的水军识别策略,并以大股东减持为场景,探究水军在资本市场中的作用。研究发现,相对于未发生大股东减持,大股东减持期间水军活跃度明显上升。横截面分析结果表明,上述趋势在股价波动性高、个人投资者关注度高、分析师跟踪数量少的公司更明显。此外,对于存在水军活动的减持样本,其股价在完成减持前迅速上升,而后出现“断崖式”下跌,而无水军组不存在此种趋势。上述结果意味着,大股东雇佣水军拉升股价后进行减持,扰乱了证券交易秩序,降低了资本市场资源配置效率。本文开拓了资本市场中水军行为研究,对投资者保护、资本市场环境及网络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大股东减持、股权质押对股票收益率的影响研究

大股东减持行为一直备受投资者关注。研究大股东减持对股票收益率的抑制作用对于进一步规范大股东行为和促进我国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2008—2022年沪深两市所有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减持数据为样本,定量评估了大股东减持对股票收益率的抑制作用,同时考虑了股权质押这一变相减持形式对股票收益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大股东减持对股票收益率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此外,股权质押率越高,股票收益率越低。异质性研究发现,大股东减持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股票收益率的影响程度不同,对国有企业的影响更大。相比于国有企业,股权质押更可能成为非国有企业大股东变相减持的方式,从而对股票收益率造成影响,需要投资者加以关注。最后,本文为我国减持新规的进一步优化设计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终极控股股东控制权与全流通背景下的大股东减持

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随着大批限售股解禁,大小非减持已成为当前理论界和实务界共同面临的关键问题。文章在理论上首次通过动态模型研究大股东减持,结果发现控股股东最优减持与其现金流权及公司治理水平正相关,而与控制权私利、外部市场回报负相关,且减持并非其必然选择。同时,由于调整成本的存在,控股股东减持是一个持续的动态过程。基于第一大股东减持数据,实证研究结果基本验证了理论发现。文章揭示了大股东减持的内在机制,为股权分置改革后大股东持股结构调整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当前市场上的减持现象。

“大小非”减持中的盈余管理

本文以股权分置改革后"大小非"减持中的盈余管理为研究对象,考察我国证券市场是否存在资本市场动因的盈余管理行为。研究发现,在原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解禁或减持之前的季度期间,公司的可操控应计显著为正,解禁或减持的规模越大盈余管理的程度也越强,并且盈余管理的程度与相应期间公司股票的市场表现正相关。这一发现表明,我国证券市场存在以配合减持为目的的盈余管理行为,这为理论界和实务界探讨"大小非"的交易监管和信息披露监管提供了新的思路。

创业板上市公司高管与大股东减持套现行为研究

高管与大股东的减持是重要的内部人交易行为,也是深圳创业板市场大幅波动及下跌的重要原因。对高管的减持行为从多个不同角度进行研究后发现:高管减持的幅度大大超过其增持,高管减持的交易频次更多来自竞价交易方式,但大宗交易减持的总量占据着明显的主导;在高管职务方面,董事兼高管的减持幅度最大,其次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与监事减持的总量相对较少,且交易特征也更相似;辞职套现的高管更多地出现在中监事、董事与总经理等职务。对风险投资与产业资本的减持统计显示,前者减持股份更多,后者减持的强度更大,券商直投减持尚未面临全面减持问题。研究结论为考察创业板内部交易及高管治理提供了新思路,也为加强限售后交易监管、改善投资者保护提供了新的依据。

基于股权结构与公司价值的大股东减持行为实证研究

随着全流通进程的加快,限售股解禁和大股东减持行为成为当前资本市场关注的重点和焦点问题。而股权结构与公司价值对大股东的减持行为起着决定性影响作用。在对大股东减持的动机和截止到2009年11月30日沪深A股312家股份全流通公司的减持数据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实证研究得出了全流通后,公司的托宾Q值、公司在同行业上市公司中所处的估值水平对大股东的减持数量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公司在整个市场中所处的估值水平越高,大股东的减持数量越大;限售股解禁数量、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和前五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对大股东的减持数量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净资产收益率、限售股股东持股成本对大股东减持数量的影响不显著等结论,最后简要分析了个人转让限售股征所得税对大股东减持的影响以及研究展望。

公司治理结构、债务期限与大股东减持规模

屡见不鲜的大股东减持行为,已成为股权分置改革后影响中国资本市场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文章利用2011-2018年间1743家A股上市公司的3330个大股东减持事件样本,实证检验了公司治理结构、债务期限与大股东减持规模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大股东减持规模与股权集中度和高管持股比例显著负相关;与董事会规模正相关、与独立董事比例负相关,但两者均未表现出显著相关性;短期债务占比越大,债务期限越短,大股东减持规模越小。在此基础上,结合公司治理结构和债务期限视角,就如何规范大股东减持行为以及保护中小股东和债权人利益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行业差异与大股东减持行为

大股东减持行为具有明显的行业特征,不同行业的上市公司大股东减持行为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差异并非由个别行业的异常值引起,而在行业间普遍存在,行业差异对于大股东减持行为具有稳定的解释力度。导致大股东减持行为出现行业差异的因素,包括行业前期减持水平、行业前期生命周期及行业前期现金股利水平,若上市公司所处行业前期减持力度越大或其属于成熟性行业或衰退性行业,或者上市公司前期发放现金股利水平越高,那么当前大股东减持的力度越小。在目前上市公司内部治理机制并不十分健全、投资者保护有待进一步完善的情形下,监管部门在确定重点监管行业时,只有根据各行业的具体情况实施有差别的监管措施,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规范大股东减持能有效抑制股价波动吗?——基于《减持新规》[9号文]的自然实验

定量评估大股东减持新规政策对股价波动性的抑制作用,对于发挥减持新规引导大股东和高管规范减持,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针对2017年5月26日最新的减持政策,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及PSM方法,实证检验2017年1月1日～2017年11月30日期间减持新规对所有A股以及沪、深两市价格波动性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1)以沪深两市所有A股作为研究对象,减持新规出台对A股股价整体波动性有显著增强作用。(2)使用PSM方法对沪深两市企业匹配,发现不同市场结果存在差异:在沪市减持新规的实施对股价波动性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在深市减持新规的实施对股价波动性有显著的抑制作用。(3)盈利能力越强、换手率以及流通市值越低的企业其股价波动性越低,即发展越稳健的企业的股价也会越平稳。上述结论在分别改变事件时间点和时间窗口时间或者替换控制变量取值后依然成立。

减持新规对大宗交易市场筛选股票能力的影响——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实证检验

运用我国2017年A股市场的股票行情数据,本文建立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减持新规"对大宗交易市场筛选股票能力的影响。结果发现:大宗交易市场相比于整体市场可初步筛选出表现相对好的股票;减持新规的实施对大宗交易市场筛选股票的能力有正面影响,使样本期间大宗交易市场筛选股票的能力提高了1.163个百分点。进一步研究影响减持新规实施效果的因素,发现公司盈利能力不是该次新政策颁布后大宗交易市场股票收益率显著提高的原因。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也都基本支持这些结论。本文结论不仅能为广大投资者带来投资决策指导,也说明减持新规的颁布能有效保护投资者利益,进一步完善了资本市场的制度建设。

业绩预告、大股东减持与股价崩盘风险研究

基于近年来频发的个股崩盘现象,本文运用2013—2018年上市公司的数据,对大股东减持前的业绩预告信息进行分析,探究业绩预告、大股东减持与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内在联系,并针对不同市场环境和股份性质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上市公司倾向于在减持前公布积极业绩预告。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股价崩盘现象的发生率,在熊市和民营公司中作用更加明显,消极业绩预告影响不显著。本文的研究丰富了信息披露与股价反应的相关文献,对投资者和监管部门做出决策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我国股市大小非减持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对影响我国股票市场大小非减持的因素进行了分析,将各类因素大致分为4类,即市场因素、股东性质、上市公司的基本面和限售股的解禁情况。以2006年6月19日至2009年2月13日之间所有公告减持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多元回归分析了各因素对减持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股东性质对大小非减持的影响最大,其次为市场类因素,限售股解禁的情况对减持也具有显著的影响,上市公司的基本面影响最弱。

股权激励、盈余操纵与国有股减持

该文基于一个代理模型从理论上分析盈余操纵和国有股减持对股权激励合约的影响。股权激励具有双重效应,既激励管理层努力工作以增加股东价值,也诱使其操纵盈余而耗费公司资源,最优股权激励计划需要降低激励强度以权衡此两种效应。在部分投资者低估盈余操纵程度的情况下,国有股减持会促使控股股东加大股权激励强度,盈余操纵程度相应上升。研究结果揭示,过高的股权激励不仅会带来内部人侵占国有资产、大股东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的后果,而且可能使抑制盈余操纵活动的市场监管措施失效,这为近期国资委和财政部联合发布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试行办法提供了理论解释。

创业板上市公司大股东减持的时机选择与市场反应

文章以深圳证券市场创业板上市公司为样本,从短时间窗口的视角考察其大股东减持的时机选择以及减持后的市场反应。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创业板上市公司大股东在减持时进行了精准的时机选择;而市场认为大股东减持传递出公司估值偏高、业绩不佳的信号,对此表现出强烈的负面反应。进一步研究发现,控股股东在减持过程中获得的超额收益高于非控股股东;低账面市值比公司股东获得的超额收益高于高账面市值比公司股东;高市盈率公司股东获得的超额收益高于低市盈率公司股东;绩差公司股东获得的超额收益高于绩优公司股东;小规模公司股东获得的超额收益高于大规模公司股东。基于此,从加强监管、完善信息披露等角度提出相关建议。

全流通市场中的股东行为与市场格局趋势分析

本文通过一个经典的动态不完全信息信号博弈模型,分析当前中国股票市场解禁的非流通股股东与现存普通流通股股东的博弈行为。基于此,本文认为当前针对"大小非"减持的信息披露有其积极意义,同时允许上市公司回购股份等也有助于估值信息的传递;本文认为,市场逐步走向更加合理的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互动的估值体系的预期有利于资本市场分离均衡的实现,并由此结合股权分置改革后市场的相关特征,对我国股票市场未来即将出现的分化格局进行了判断,中国资本市场在经历后股权分置时代的深刻变革之后经济"晴雨表"的功能将逐步增强。

减持新规影响上市公司投资效率吗?——基于股票流动性视角的实证分析

利用A股上市公司数据,本文实证检验2017年出台的减持新规对上市公司投资决策的影响。2017年出台的减持新规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股票流动性,但有助于让上市公司的目标从追逐短期业绩向提升投资效率转变。本文发现:减持新规出台后,上市公司投资效率有所提升;股东质押率越高的上市公司,其投资效率的提升幅度越大,且该结果主要存在于非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减持新规通过降低股票流动性影响上市公司投资效率。本文有助于理解股票流动性对投资决策的影响,也有助于市场和监管部门更加全面公允地评价减持新规的经济后果。

大股东掏空和减持关系实证研究——基于股票全流通时代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7-2011年大股东减持数据为样本,采用面板数据的静态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股票全流通时代大股东掏空和减持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大股东掏空越严重,大股东减持概率和减持比例越大。通过对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进行分组以后发现,对于私人控制的上市公司,大股东掏空越严重,大股东当年的减持概率和减持比例越大;而对于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大股东掏空和减持之间不存在显著关系。

股权分置改革对我国上市公司绩效的影响

文章以沪深2005年年底完成股改的239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描述性统计和回归分析,对股权分置改革的实施对我国上市公司绩效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下降幅度与公司绩效显著负相关。这说明了股权分置改革对我国上市公司的绩效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同时也说明了上市公司的国有股减持应按步骤循序渐进地进行,不能减持幅度一次过大。

大股东减持时机与定向增发套利行为研究

定向增发过程中的大股东的减持时机可以分为三类:第Ⅰ类型为在定向增发预案公告日前减持;第Ⅱ类型为在定向增发预案公告日到增发公告日之间进行减持;第Ⅲ类型为增发公告日后到定向增发股份解禁前减持。本文研究发现:(1)第Ⅲ类大股东减持的上市公司定向增发折价率最低,第Ⅰ类和第Ⅱ类大股东减持的上市公司在增发过程中存在大股东减持的上市公司定向增发折价率相对较高;(2)第Ⅱ类大股东减持的上市公司,在增发预案公告后具有更好的市场表现,第Ⅲ类大股东减持的上市公司,在定向增发完成后具有更好的市场表现;(3)第Ⅲ类大股东减持的上市公司在定向增发过程中具有最高的套利收益。本文的研究阐述了大股东在定向增发过程中高价减持低价增发的全新套利模式,为监管层加强大股东行为监督,提高中小投资者保护水平提供了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