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修正案(十一)》的回应性特征与系统性反思

《刑法修正案(十一)》的立法动因在于对社会现象、对法秩序统一的要求、对国家政策调整的回应,在回应性修法理念的指导下,《刑法修正案(十一)》的总体特征表现为重刑化和轻罪罪名大量入法的犯罪化趋势。修法对现实的回应是刑法社会属性的应然要求,但是过度回应的修法理念也导致了刑法部分条文的设置缺乏协调性、前科消灭制度的依然缺失以及刑法功能的错误定位等不足。对过度回应的修法理念应当进行反思,在未来刑法的修法过程中,应当在回应性与前瞻性之间保持平衡,应当更多关注除罪化的制度建设,抑制犯罪化、重刑化的倾向。

刑法谦抑性应成为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

刑法的谦抑性为冰冷的法条增添了一抹暖色。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的不断进步,人们对于人权的保障和市场经济主体的创新活力的保护越来越关注,刑法的谦抑性越来越受到重视。鉴此,应将刑法谦抑性作为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我国正处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关键时期,重视刑法的谦抑性对于建设法治社会、保障公民合法权利乃至促进经济稳定健康发展,都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

我国网络犯罪刑事立法扩张之反思

网络技术的革新导致网络犯罪迅速蔓延,面对这种情况,我国网络犯罪刑事立法立即作出回应,通过增设网络犯罪的相关规定,意图加大处罚力度,有效地打击、预防网络犯罪。然而从我国刑事司法实践的现实情况来看,新增网络犯罪的罪名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率很低,并没有达到立法者所期待的效果。网络犯罪的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之间存在的这种衔接不畅,引发理论界对网络犯罪的刑事立法扩张是否合理这一问题的反思。针对我国网络犯罪刑事立法扩张的内容、形式、程序等问题,理论界存在一定的争议,本文拟对这些争议观点进行总结、梳理,剖析各种观点背后的理论依据,反思我国目前网络犯罪刑事立法扩张存在的问题,探寻我国网络犯罪刑事立法发展的应然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