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UDY OF REENGINEERING THE STOCK EQUITY STRUCTURE IN CHINESE STATE-OWNED ENTERPRISE REFORM

In this paper,it is first briefly described the basic situation and current policies of state owned enterprise reform in China.Then the major issues in the reform process are identified,the possible solutions in terms of reengineering stock equity structure and state share circulation are discussed,and finally some suggestions are made for the further state owned enterprise reform.Basing on the theory on the modern corporation system,relevant experiences of market economy nations and the practice of Chinese enterprise system reform.The approaches to determine the proportion of state share in the future corporations are proposed.Since the public ownership is not ideologically appropriate,the establishment of social security fund and mutual fund investment companies are suggested as new and acceptable pattern of public ownership.It is believed that these companies will be the major institutional shareholders in the future corporations.Their stock equity structure would mainly consist of institutional shareholders,which will be both consistent with international norms of modern corporations and with socialist public ownership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mpact of State Equity Participation on Family Enterprises’ Innovation Input

Whether the mixed-ownership reform whereby the state invests in nonstate enterprises will be effective is a question that has attracted widespread attention and discussion.This paper uses sample data from family-owned enterprises listed from 2009 to 2016 and empirically tests the impact of equity participation by the state in the family enterprises on their innovation input and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Our results show that state investment has positive impacts on innovation input in the family enterprises.This effect is even more significant for high-tech family enterprises and/or those family enterprises confronting high policy uncertainty.Our results also reveal that when state investment is accompanied by a greater degree of state participation in enterprise operations or when the investment originates locally,there is a greater increase in innovation input.Further analysis of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reveals that state investment increases innovation input by increasing both willingness to innovate and the resources available for innovation.This paper provides new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empirical evidence for pushing the mixed-ownership reform and stepping up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non-state enterprises including family ones.

THE WAY FOR STATE FOREIGN TRADE ENTERPRISES TO ADOPT STRUCTURAL REFORM

The Sichuan Provincial ChangjiangEnterprise Company, the former ofSichuan Provincial ChangjiangEnterprise (Group) Holdings Co.(SPCEGHC), is a comprehensive foreigntrade enterprise under the direct leadershipof the provincial government, mainly engagedin various kinds of foreign trade businessand as an agent for clients, involving deliveryof goods to foreign countries, the exchangeof technology, and the repair and leasing ofdomestic equipment. It was restructured tobecome an enterprise group in 1988, a"window" corporation on the province.

逆向混改助力民企创新——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双元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

逆向混改有利于提高民营企业创新投入吗?以A股民营控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国有资本参股的逆向混改对民营企业双元创新投入的影响后发现:首先,国有资本参股对于民营企业双元创新投入存在异质性影响,即能够显著提高民营企业开发式创新投入,而对探索式创新投入无明显作用(国企“两利一率”考核压力影响了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探索式创新投入的作用);其次,缓解融资约束与提高风险承担能力是上述关系的作用机制;再次,制度环境、行业竞争和技术董事数量等情境因素会影响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开发式创新投入的治理效果;最后,国有资本参股能够通过提高开发式创新投入的方式提高民营企业价值。通过揭示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双元创新投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回应了国有产权对民营企业创新作用的研究分歧,也拓宽了混合所有制改革思路。

非国有资本参股对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

国有企业推进数字化转型在促进自身发展升级时也能产生广泛的社会价值。基于2007—2020年上市企业数据,对非国有资本参股与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系及其内在机理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国有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面临情境式困境,非国有资本参股通过加强企业创新动力、激发高管企业家精神与完善人才激励机制促进数字化转型,从而实现国有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但其效果会因国有企业特征、非国有资本特征以及外部环境特征有所差异。

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收官后国企改革重点方向思路研究

国企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主体,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有效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力量。文章重点描述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取得的主要成绩,通过三年行动破除了一批体制机制障碍,有效解决了一批长期没有解决的难题,在许多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实现重塑、重构;同时,阐述了当前国企改革存在的问题,在支撑企业核心竞争力提高和核心功能增强方面还有不足,在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还存在诸多体制机制障碍;最后,提出了未来进一步推进国企改革的主要思路。研究得出,要继续通过实施更具战略性、系统性、突破性、实质性的国企改革提升行动,建设中国特色现代新国企,充分发挥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国计民生、公共服务功能与作用。

WTO国有企业相关问题:局限、趋势及对策

国有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不容小觑的竞争力量。为避免国有企业利用自身优势扭曲国际贸易,世界贸易组织采取“利益接受者”与“利益提供者”两种范式对国有企业相关问题作出规定,形成国有企业的基本规则框架,但相应规则存在适用范围有限、约束色彩较弱及界定标准不清等缺陷,为确保国有企业公平贸易及合规经营带来法律障碍。新一代国际经贸相关规则以竞争中立原则为导向,具有扩展国有企业非歧视义务、强化商业考虑要求及透明度要求、发展非商业援助条款及确立例外与过渡条款的趋势,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多边贸易体系关于国有企业问题的改革方向。中国应以相应趋势为导向,通过参与国有企业规则谈判、争取例外与过渡条款、深化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及完善国有企业信息披露义务等方法,应对国有企业规则变革。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专家笔谈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推进的,也必将在改革开放中开辟广阔前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是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本质要求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涉及经济、政治、生态、文化诸领域。发展民营经济、壮大民营企业对于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重要意义,未来五年发展民营经济、壮大民营企业的重要任务有五方面:市场准入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受到同等法律保护;完善社会信用;完善企业治理结构。建构中国式现代社会治理体系的基本经验是以党建引领赋能多元一体的社会合作治理结构,以全过程基层民主激活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机制,以多元治理机制的互嵌提升社会治理的整体效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框架体系中,生态文明基础体制是“地基”,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是“支柱”,绿色低碳发展机制就是“栋梁”。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保障机制需要主体合作、激励相容和监督巡视。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体制机制、考核评价标准的建立和健全,把国有文化企业的社会责任与绩效考核挂钩,使社会效益“软指标”有可能真正成为“硬指标”。这有利于通过发挥“指挥棒”的引导作用把两个效益相统一原则真正落到实处。

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会影响国有企业分红水平吗?

现金分红是回报投资者的重要方式,对于构建高效有序的资本市场至关重要。混合所有制改革后,非国有股东进驻国有企业并取得董事会权力有助于改善治理行为,这能否提升国有企业的现金分红水平呢?基于上述问题,将非国有股东董事会权力与国有企业分红纳入同一解释模型,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董事会权力的取得能够显著提升分红水平;当派出超额董事时,分红水平将进一步提升;机制分析表明,这一作用主要是通过减轻国有企业政策负担和降低代理成本得以实现;异质性分析发现,该结果在地方国有企业和实际控制人权力较大的条件下更为显著。

技术许可与混合所有制改革占优策略研究

以产品异质性为视角,探讨国有企业与外资企业间的技术许可对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占优策略的影响。结果表明,当国有企业掌握成本降低技术并对外资企业技术许可时,国有企业技术许可会促使政府提高其占优民营资本参股水平;当外资企业掌握成本降低技术并对国有企业技术许可时,外资企业技术许可会促使政府降低国有企业占优民营资本参股水平。同时,产品差异化程度也会影响技术许可发生前后的国有企业占优民营资本参股水平。当市场规模较大时,占优民营资本参股水平与产品差异化程度呈倒U型非线性关系。

我国国有企业承担环境社会责任的制度建构--以对接CPTPP相应规则为视角

结合当下ESG体系的全球最新实践,以及我国申请加入CPTPP的现实需求,国企承担环境社会责任的制度建构具有重大意义。CPTPP强调环境法律的高标准、有效性、透明度以及对成员国和企业环境责任监管的程序性,在CPTPP框架下国企可以参与制定、完善自愿性机制环境绩效标准,补充国内对于环境的监管措施。借鉴CPTPP其他成员国相应经验,应统筹考量ESG治理体系及CPTPP环境规则的相应要求,鼓励对接ESG的国际通行标准,平衡国有企业政策性负担与绿色补偿机制,量化环境社会责任披露标准,采取规范第三方独立评估机构参与等举措来持续提升国企国际竞争力,助力我国加入CPTPP。

逆向混改与民营企业“漂绿”行为

本文基于2013—2019年沪深A股上市的民营企业数据,从股权结构角度出发,探究了逆向混改对民营企业“漂绿”行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逆向混改引入国有股东能够通过增强企业融资能力、改善管理层短视行为、提升企业环保责任感三条作用渠道,有效抑制民营企业愈演愈烈的“漂绿”问题。差异化分析了国有股权的治理效应,发现相较表述性操纵,国有股权对选择性披露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引入逆向混改二次项,验证了国有股权存在最优的参股比例。异质性分析从行业性质、企业信息披露程度及企业声誉出发,揭示了不同情境下逆向混改的绿色治理效应。基于此,本文从深入推动民营企业逆向混改进程、健全信息披露法律法规及加强企业团队建设三个方面提出了有关建议。

环境规制、所有制结构与技术创新——兼论国企改革的作用

环境保护可以促进资源节约、推动技术进步,因此,基于环境保护优化经济结构成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波特假说认为,环境规制在改善环境的同时也推动了企业技术创新和竞争力的提升,能够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共赢。本文在控制了市场竞争强度、企业家精神等重要解释变量下,试图回答所有制结构在我国是否影响了波特效应。研究发现,尽管环境规制在一定程度上能促进企业加大技术创新,但从企业经济性质考察,环境规制的波特效应受所有制结构的影响,实际效果被降低了。可能的原因是当前我国的市场竞争环境还不够高效,环境规制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产生了不同的效应,从整体上拖累了企业技术创新。因此有必要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改善市场竞争环境,依法加强环境规制,降低因企业性质差异而产生的不同环境规制影响。

国企混改路径创新:从中长期实现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推进共同富裕离不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有企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基,促进共同富裕就要稳步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本轮国企混改推动了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融合发展,在提高国企运行效率、推动经济增长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但不同的改制路径也暴露出新的问题,员工权益保护不足、效率与公平关系处理不当、绩效薪酬体系不合理等影响着共同富裕的实现进程。从整体上市、引入战略投资者、员工持股、国企债务等方面分析国企混改现存问题对我国共同富裕实现进程产生的影响;并从发挥国企产业引领作用、深化国有经济科技创新驱动效应、找准国企职能定位、健全企业治理结构、优化营商环境、推进分配体系现代化等角度提出政策建议——国企混改应从模式创新入手推动国企高质量发展,在保持经济增长韧性与可持续性的同时,以中长期改善民生为导向,推动中国共同富裕目标尽早实现。

国家审计改革与地方国有企业长期贷款使用效率——来自省以下审计机关人财物管理改革的证据

提升金融资源使用效率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新发展理念下深化金融改革的应有之义。本文基于省以下审计机关人财物管理改革试点背景,以2010—2021年省以下地方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国家审计改革对地方国有企业长期贷款使用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国家审计改革显著提升了地方国有企业长期贷款的使用效率,其影响机制主要为规范政府干预和降低企业代理成本。进一步研究发现,干部人事、机构编制、经费资产管理的审计改革力度越大,对地方国有企业长期贷款使用效率的提升效果越好。对处于低银行竞争度地区和低竞争度行业的地方国有企业,以及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低和内部控制质量低的地方国有企业而言,国家审计改革提升其长期贷款使用效率的效应更为明显。本文研究结论为释放和提升国家审计监督效能、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

1978年以来国有企业改革史述论

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在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始终具有突出的政治经济地位。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国有企业放权让利改革开始,国有企业改革的步伐从未停止,循序渐进、不断深化。每个时期的国有企业改革都受这个时期的发展要求和改革条件制约,都需要智慧和勇气。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国有企业改革难度最大,首当其冲,而且决定了中国发展的方向,直接关系到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平衡。中共十八大以来,面对社会主义矛盾变化和经济发展由高速度转向高质量的新形势新任务,国有企业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在党建引领、战略安全、监督考核和积极灵活、主动创新、科技领跑等方面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增强了核心功能,提升了核心竞争力,彰显出国有企业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主导地位,体现出社会主义体制的优越性。46年的国有企业改革,其历程虽然艰难,但取得了显著成功,其从理论和实践上都证明了公有制是可以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也极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理论。

国有资本参股能抑制民营企业股价崩盘风险吗?

从稳定资本市场的角度分析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结果表明,国有资本参股民营企业,可以显著提高其会计信息透明度,降低民营股东的风险承担意愿,进而降低其股价崩盘风险。进一步研究发现,国有股东的参股比例和委派“董监高”的比例越高,民营企业的股价崩盘风险越低。这说明民营企业引入国有资本进行“逆向混改”,可以促使资源朝向更有经营效率的企业流动,提升资本市场的资金配置效率。

控股股东董事会改革与国有企业过度负债——央企集团建设规范董事会的证据

中国国有企业的负债率长期高于其他所有制形式企业,降低国有企业过度负债水平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重要内容,需要强化控股股东这一关键少数的治理。本文以央企集团建设规范董事会为准自然实验,尝试打开控股股东治理结构的黑箱,通过构建多时点DID模型研究发现,央企集团建设规范董事会能够显著抑制控股上市公司的过度负债水平。机制检验发现,央企集团建设规范董事会降低了控股上市公司的代理问题、硬化了预算约束、提升了内部控制水平和内源融资能力,进而降低了上市公司过度负债水平。异质性检验发现,央企集团建设规范董事会对上市公司过度负债的抑制作用会受到规范董事会外部董事比重、央企集团所有者缺位程度以及央企集团对上市公司管控力度的影响。本文基于控股股东董事会的视角回答了控股股东治理结构变化如何影响上市公司治理效果的问题,对国有企业改革、董事会建设等方面的研究亦有所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