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有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思考

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如何确保“有力”是需要最先解决的问题。本文构建了中央、地方、市场社会和农村农户四类主体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中的互动机制。这四类主体内生和外在的力量构成决策力、探索力、创新力、内生动力以及领导力、执行力、协同力、反馈力八个方面的力度体系。因此,有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需要以党的全面领导、法治化、规范化、利益联动、农民组织化等路径激活乡村全面振兴中各类主体的力量,形成中央有力引领、地方有力执行、市场社会协同参与、农民主体推动的乡村全面振兴推进新格局,落实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的各项部署目标和重点任务。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村改居”社区体育新图景

“村改居”社区体育具有体育文化的过渡性、体育需求的多样性和体育锻炼的离散性等特征。“村改居”社区体育存在体育场地设施配置不足和供需结构失衡、居民体育活动形式单一、社会体育指导员匮乏、居民体育消费水平较低且结构单一等问题。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应基于合作治理,优化公共体育场地设施的供给结构;引入社会力量,开展丰富的社区体育活动;推动“校社”合作,加速社区体育人才队伍建设;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正确引导体育消费观。

论作为监察对象的村委会管理人员

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深化推进的背景下,2018年《监察法》第15条明确将村委会管理人员纳入监察范围。一方面,村委会管理人员行使的公权力分为两类,即国家公权力和部分社会公权力;另一方面,作为监察对象的村委会管理人员并非当然具有职务犯罪主体身份。通过对206份刑事判决书进行分析得知,有必要在保障基层自治的前提下,健全监督村委会管理人员行使公权力行为的规范方案:第一,凸显村委会管理人员作为公职人员的法律地位;第二,明确村委会管理人员在履行管理职责过程中行使公权力的主要内容;第三,丰富包括监察机关在内的多元监督主体的监督方式;第四,强化村委会管理人员不当用权的法律责任。由此,方能加强监察机关对村委会管理人员进行监督的工作质效,实现国家监察全面覆盖的改革目标,助推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发展。

村委会与村集体经济组织事务分离、账务分设的实践与思考——以东至县为例

随着国家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及农村综合改革持续深化,长期以来的村级“三位一体”的体制结构已经成为乡村有效治理及集体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2021年起,东至县全面探索推行村集体经济组织与村民委员会“事务分离,账务分设”改革,以期通过理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村民委员会的职能关系及账务、资产分开等途径来完善村级治理体系,夯实农村基层组织的经济基础,促进村级集体经济可持续发展。但是在改革推进中面临着村干部主体意识不强、改革内生动力不足、改革不彻底,组织缺乏有效监管等诸多难题。因此,要想取得改革实效,应以加强农村基层治理体系建设为核心,探索组织人员分离有效途径;以营造村集体经济组织良好的运营环境及干事创业积极性为抓手,探索建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考核监督体系;以增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生动能为主攻方向,将改革融于乡村振兴背景下,探索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有效路径,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促进农村集体经济持续较快增长。

中国城市基层自治组织的“内卷化”及其成因

在国家主导的变革过程中,中国城市基层自治组织———居委会的组织变革实际上走向了“内卷化”。居委会组织变革的内卷化指的是,虽然新的组织形式要素(例如社区代表大会、居委会委员的直选等)已经产生,但居委会组织变革真正要指向的组织性质和实际运作机制却没有根本改变;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原有的居委会组织性质还得到了加强。论文分析了居委会组织变革内卷化的表现,指出居委会组织变革内卷化除了受制于特定的制度背景和宏观的国家诉求以外,还包括组织本身的资源约束、组织成员的理性约束、来自于外界的权力约束等原因。同时,论文认为,在内卷化的组织变革之后,居委会也可能获得一些名正言顺的借口来对抗基层政权对于居委会自治性的进一步侵蚀,从而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改变社区中国家和社会的力量对比。

社区居委会去行政化改革的悖论及其原因探析

针对城市社区居委行政化和社区负担过重的问题,新一轮的社区治理体制创新改革普遍采取"社区工作站模式",将行政职能从社区居委会中剥离出来,让居委会回归社区自治功能。但是社区居委会去行政化改革在实践中却产生了居委会被边缘化、制度化交易成本增加和居民参与不足的困境,即产生了无法实现居民自治的悖论。产生悖论的原因为城市社区体制改革的手段和目标不匹配,这是由于误解了城市社区和居委会的性质,没有区分冗余行政与基础行政以及行政与自治的关系。

“城中村”社区的特点与转型对策

"城中村"社区具有从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过渡性的显著特点。在这里不仅存在城乡二元结构的遗留,而且存在居民素质较低、社区和企业管理人员素质不适应新制度的管理与运作方式等等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促进"城中村"社区向真正城市社区的全面转型,必须加强政府的支持力度,正确处理"村改居"社区居委会向真正城市社区的过渡与衔接关系,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居民和居委会及企业管理人员也要尽快实现角色转换。

我国城乡社区组织发展与“村改居”社区组织建设

广义的社区组织,是指在社区地域内面向社区居民开展工作满足社区及其居民需要的各种组织的统称;而狭义的社区组织,则是指由社区及其居民组建并吸纳社区成员参与的以满足居民社会性需要和社区公共利益为目标的各种社会组织。狭义的社区组织在属性上更贴近作为非政府、非营利的社会组织的"社会性"本义。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乡社区组织经历了一个演变和发展的过程。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村改居"社区在我国大批涌现。尽管"村改居"社区不是一种独立的社区类型,但是,"村改居"社区又具自身的特征,"村改居"社区建设也是决策层、基层工作者必须直面的现实问题。"村改居"社区组织建设既要考虑在城乡二元分割体制尚未完全打破条件下农村基层组织形态向城市基层组织形态转变过程的历史连续性,又要立足于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高度进行前瞻性的设计。

人口流动状态下村委会职能的实施困境

运用实证调查和系统分析方法研究农村人口流动状态下村委会职能实施所面临的各种困境。分析认为,人口流出使村委会在组织上出现"人才流失"与"水平下降";在空心化背景下,村委会实行民主管理时,遭遇"人气不足"与"兴致不高";人口流入可能使农村出现"管理无序"与"参与不能"。对此,很多地方试图通过村组合并方式实现对空心化农村的治理,但往往导致"得形失意"与"实现困难"窘境。分析结果表明,针对空心化问题,村委会应由"积极型自治"转变为"自我服务型自治";针对人口流入,立法上应该缩小村委会属人主义职能的管理范围,扩大属地主义职能的管理范围。

转型社区的治理难题与实践探索——以北京大兴区“村改居”Y社区为例

转型社区是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一种独特现象,也是一种新的城市社区类型,它是由于大都市向外快速扩张、大量动拆迁与村落合并而造成的一种新人口聚集现象。本文通过对北京大兴一个"村改居"社区的调查研究发现,这种社区在空间分布上多集中在城郊结合部,经济结构比较混杂,社会交往呈现出本地人与外地人两种截然不同的二元圈子,而且居民生活方式仍然保留着农村作息特征。更重要的是,这种转型社区还遇到一些治理问题,如新旧管理体制的协调、社会组织的缺失以及居民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等。对此,Y社区进行一些有益的探索,比如,设置社区双轨制治理体系、实施社区组织再造工程以及通过市场机制来调控外来人口等。这些实践探索对当前此类社区建设与治理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广州“村改居”面临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思路

为适应城市化发展需要,近年来广州市逐渐推进"村改居"工作。在"村改居"进程中,面临着农民对"转居"愿望不强、"农转居"人员的社会保障水平偏低、原有的集体经济组织仍承担大量社会管理职责且负担较重、转制社区公共服务配套滞后、"农转居"人员再就业存在较多障碍、"城中村现象"仍然存在、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和"公司化"转型困难等问题。本文针对广州"村改居"面临的主要问题提出解决思路与建议。

珠江三角洲“村改居”进程的宏观分析

本文从宏观角度,简要介绍了珠江三角洲"村改居"的推进过程。着重分析了"村改居"转换过程的共性,如都得到国家宏观政策的支持;都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动力;都是在政府主导下完成;都具有统一的运动化形式;都采用了"先形式、后内容"的推进策略。指出了"村改居"转换过程的个性,如各地的"村改居"进程带有各自特色;在"村改居"进度方面,珠三角各市、区表现不一;城市化和城镇化的居委会选举方式并不统一,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转型社区居民自治的发育程度不同。文章最后还详细地阐明了"村改居"进程中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论居民委员会与村民委员会在家庭暴力干预体系中的法律地位

《反家庭暴力法》将居民委员会与村民委员会纳入家庭暴力干预体系,使它们成为重要干预主体之一,充分体现出它们在家庭暴力干预中的必要性与重要性。然而,《反家庭暴力法》并未明确它们在家庭暴力干预体系中的法律地位与干预功能。因此,为便于居民委员会与村民委员会积极开展家庭暴力干预工作,有必要明确它们在家庭暴力干预体系中的法律地位,科学定位它们的干预功能,以促进整个家庭暴力干预体系的正常运行,最终实现《反家庭暴力法》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立法宗旨。

论村民委员会选举与居民委员会选举的区别与经济成因

本文旨在通过列举村委会选举与居委会选举中存在的区别,从而探寻它们之间产生差别的经济原因。由此推论,任何民主选举都必须真正反映民意,即人民的利益。否则,选举成了走形式,民主也成了虚假的民主,民众的选举积极性会遭到严重挫伤,国家管理则走向专制,难以跳出王朝兴衰更迭的"周期率"。

税费改革免征农业税后村委会筹资问题的探讨

为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党中央、国务院在农业发展新阶段采取了一项战略性的举措———农村税费改革。文章主要针对税费改革后村委会收入大幅减少,村委会可用资金明显减少,村集体经济组织存在明显的经营不足和公益事业难办等问题进行探析,提出进一步加强对村委会资金筹集的管理与监督的必要性,以保证村委会的正常运转,并从财务的角度对村委会合理地筹集资金提出对策建议。

四重矛盾下农村民间组织的生成背景及发展轨迹

当前农村民间组织的建立和农村社会发展与村委会职能改革有直接关系。一方面,新农村建设使国家在农村的权力因素日益密集,但农村"组织真空"状态依然存在;政府对村委会的需求趋于无限,但村委会自身资源及能力相对有限。另一方面,在改革时,村委会必须要进行职能减负,但考虑乡镇改革的需求,实践中已难以增加乡镇政府的职能;农村社会正面临阶级分化,但农民仅透过村委会不能完满实现利益表达。在上述矛盾中,国家运用建构性努力促进民间组织建立的目的之一是配合村委会职能改革,整合城乡发展,而不仅是体现农民的结社自由。

村民自治与社会主义民主建设

村民自治的实施 ,改变了农村基层的政治关系和权力运行机制 ,推动了农村基层民主化的进程和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 ,同时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与发展也有重要的意义和积极的影响。但村民自治并不具有决定或影响我国民主化进程和程度的战略意义和作用 。

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新动向

民主建设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以成渝城乡统筹试验区的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为研究对象,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探讨其基层民主建设的现状、问题及原因。研究表明:只有在新农村建设进程中不断完善基层民主制度,提高农民民主参与的制度化水平,才能调动农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增强乡村干部的服务意识,提高农村公共服务的效率,推动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提出的一系列对策建议对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湖北沙洋"村两委"换届选举试点述评——税费改革对村两委换届选举的影响

该文简要地介绍并评价了双庙村村支委"双推一选"和村两委交叉任职、村干部兼任村民小组组长以适应税费改革的选举过程,提出了具有可操作性和一定的创新性的政策建议。

驻村干部和村两委的协同治理

驻村帮扶是我国脱贫攻坚实践中党和政府采取精英下沉方式主动介入乡村以改善村庄治理现状的重要制度安排。通过选派优秀干部嵌入乡村治理,驻村干部作为行政嵌入型治理力量构成国家重塑乡村治理秩序的重要手段,与乡村自治型的村两委形成分别代表国家正式权力和基层自治力量的“双轨并行”治理格局。作为对当前中国极具特色的驻村帮扶实践的经验总结,“双轨并行”治理格局使运行于外力轨道的驻村干部和内力轨道的村两委在村治场域内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共同形塑乡村协同治理的组织培育、争资跑项、文化建设、调解纠纷等实践样态,其生成机理与组织结构嵌套、产业资源竞合、文化价值建构、角色主体互动等因素密切相关,对提升乡村治理效能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