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境与出路:当前中国足球治理改革的现实思考

坚持问题导向,明确中国足球治理改革研究的核心范畴,依照“困境—出路”的逻辑关系,从中国足协治理改革、国家足球队人才培养和足球文化建设3个方面,对当前中国足球治理改革面临的现实困境进行剖析。主要包括:中国足协调整改革“脱而未变”引发一系列治理风险,推行俱乐部名称非企业化的实践困局具有代表性;国家足球队人才培养未能形成协同发展优势,中国足球“归化路径”存在局限性,本土教练员培养面临现实困境;以社会观念和足球文化超前发展,带动国家足球队建设的实践思路不切实际。出路包括:足协治理层面应推进中国足协“政管分离”治理改革;人才培养层面应推进国家足球队人才培养“多元主体”共建共享及协同发展,推进球员培养“体教融合”实践改革;文化建设层面应推进足球文化“时代新风”价值建构。

管办分离后中国职业足球改革的路径选择与机制依赖

《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提出后,后续改革该如何有序推进,成为当下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通过梳理职业足球联赛管办分离改革实践特质,提出打破管办一体的组织体系和运行机制,型塑符合职业足球运行规律的协会与联盟联合运营模式,需要将中国足球协会改革定位于政府与市场之间的非政府公共组织,并借由授权获得机制、联赛资产调配与转换机制、联赛管办双方协调与保障机制等改革实践,建构中国足球协会双重治理体系,形成新型协会治理机制和联赛运行体系,以维系协会和联赛的有序运行,推进中国足球健康发展。

中国足球协会实体化改革的困境与发展路径优化

采用文献资料、历史比较、逻辑分析等研究方法,从国家层面出发对中国足球协会的实体化发展进行研究。结果发现,中国足协实体化的主要内涵表现在参与成员的主体化、物质条件的实力化、制度建立的健全化、经济结构的实体化;依然面临着政府选择性的行政依附浓厚、管理实施的权力寻租现象滋生、社会公共服务效能低下等问题。借助社会空间理论,分析原因在于足协组织的非自主性、足球发展的趋利性和社会制度环境的复杂性等。研究认为,中国足协应从脱钩实现真正脱离,建立独立运行的组织机构;引入专业监察机制,健全足协内部管理约束制度;调整足协功能定位,提高社会公共服务效能;加强公民参与治理,增强足协决策的科学民主等领域逐步推进实体化进程。

法治视野下的职业足球管理体制改革

从权力制约和权利保障的角度分析目前的职业足球管理体制,认为我国现行职业足球管理体制属于国家法团主义体制。中国足协的权力来源欠缺社会合法性;其三权合一、权力过大;改革应从国家制约、社会制约、内部制约3方面进行。职业足球俱乐部拥有结社自由权和联赛经营权,但受到政府严格管制,权利难以实现,改革只能由政府主导自上而下推行。改革的方向是从国家法团主义体制过渡到社会法团主义体制,足协成为真正自治的社会团体。改革的构想是形成结构清晰、权责分明的4级管理模式:总局—足协—联盟—俱乐部。渐进式改革是最有可能的路径,可以成立独立于足协的中甲联盟公司进行改革试点。

论足球改革

中国足球多年来一直未改其虚弱本质。中国足球队于2013年6月15日在合肥惨败于泰国(青年)队的消息再次引起国人的担忧。从训练学角度来看,确立"专项化"和"教练员自主权"是训练格局改革的起点。采取重视群众性儿童足球运动,对"成熟前可训练区间"进行系统建设,培养运动员的球场意识,常设国家足球队,改革中国足协管理体制,积极发展足球学术等措施,有助于中国足球的良性发展。

足球改革背景下中国足协法律地位之困境及破解

在本次足球改革背景下反思中国足协法律地位,可以发现,存在"政社分开、依法自治"的改革目的和行政主体留恋于自我定位之困境,由此也导致《中国足球协会章程》中的"法律授权"条款与排除司法审查条款在法律适用上的冲突。造成中国足协法律地位不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足协自身定位上的模糊,也与法律解释存疑、理论回应乏力有关。本质上,中国足协权力来源于成员签订协会章程这一社会契约,将中国足协定位为私法主体符合本次足球改革的目的。由此,中国足协可以获得行政诉讼上的豁免,但不能排除刑事监督、行政监管和民事司法审查。应当积极发挥私法上社团罚的救济机制,解决足协处罚无法得到外部救济的困境。

十九大报告深化体制改革要求视域下中国足球事业发展的现实矛盾及其变革路径

十九大报告中深化体制改革的相关论述,高度概括性的揭示出目前中国足球发展的阻碍和矛盾。采用文献阅读、逻辑推理、分析比较等研究方法,对中国足球事业的现状加以剖析,基于深化体制改革在中国足球事业发展改革中发挥的重要价值进行探讨。基于可实践角度提出:细化行业法规,对违反职业道德、破坏行业公平的行为严厉打击、公开惩处。简政放权、责权明晰,使足球运动发展去行政化,决策以足球运动发展为前提。重视青少年足球体育教育,培养足球后备人才、打造中国人自己的足球队伍等政策。从理论层面为中国足球长期稳定发展,提供理论借鉴与参考。

解读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

《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对振兴中国足球、推进体育管理体制改革、建设体育强国具有重要意义和作用,战略高度前所未有,涉及工作全面深入,改革导向客观长远,为足球运动赋予了崭新的生命力。《方案》着眼于足球的影响力和价值,是体育改革的突破口,是实现体育强国梦的重要举措;着眼于提高国民素质、培育体育文化、发展体育产业;着眼于足球对于经济、社会、文化建设的积极促进作用。《方案》不仅仅着眼于局部的修修补补和对运动成绩的关注,其内容涉及足球工作中的主要领域和问题,既是一个改革方案,也是一个发展蓝图。深入解读《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的内容精髓,深入分析改革的实质,对改革方案进行利弊分析,研究认为:其利在于实现管办分离,落实足协自主权;发展大众足球,建立科学的人才培养方式;完善联赛体制,提高市场运营机制;其弊在于要面临去企业化的资金挑战和大跃进现象的发生,希望为我国体育事业的整体改革和发展提供借鉴。

体育社团改革发展中的法律问题研究——第六届环渤海体育法学论坛综述

第六届环渤海体育法学论坛围绕体育社团改革发展中的法律问题进行了相关探讨,主要专题包括:体育社团改革的法治理论与实践,体育社团治理——中国足球改革相关法律问题,体育社团的基本法理、体育社团的主体形式与治理结构,体育社团的自治及其边界、体育自治规则及其效力,体育社团规范治理的法治对策、体育社团改革的法治难点等。

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处罚现状及问题分析

处罚效力问题影响到中国足球事业的长远健康发展。运用文献资料法和案例分析法对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处罚的现状进行分析。在对运动员、教练员和官员、俱乐部、赛区及其他主体的处罚进行统计分析及与国外情况对比的基础上,指出,中国足协的纪律处罚存在未能罚当其罪,规则制定不严谨,执法不公平,重处罚、轻教育,责任主体错位,救济途径不完善、不规范等问题。为提高中足协的处罚效力及效果,提出对违规违纪行为采取量化管理;对球场暴力采取思想教育、行为控制、严肃处理三管齐下;加大惩治力度,重视教育手段;建立独立的体育仲裁制度等方面的建议,旨在为我国足球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

促进消费视角下我国职业体育联赛改革与发展的策略研究——以中超联赛与CBA为例

以促进职业体育联赛消费为视角,以中超联赛与CBA为研究对象,在对近年来我国职业体育联赛市场发展的现状与目标,联赛管理体制及运行机制改革的现状与思路展开分析的基础上,对职业体育联赛的改革与发展问题开展策略研究。研究从以改革促发展为方向,激发与提升联赛主体的市场活力与组织运营能力;以市场需求、市场规律为导向,提高职业体育联赛产品的供给能力与水平;以品牌化战略和多元化媒体传播为手段,促进职业体育联赛商业价值提升;以"正风气"与"树形象"为抓手,改善与优化职业体育联赛消费环境;以文化建设为基础,扎实联赛消费的市场根基等五个方面,提出了推进我国职业体育联赛改革与发展促进联赛消费的具体策略。

内因与外因:中英国家男子足球队治理困境的比较研究

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的比赛成绩一直表现不佳,与大国地位不相匹配。以英格兰国家足球治理困境为鉴,从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对中国男足的治理困境进行剖析。内因包括:中国足球协会急功近利的政绩观导致行业治理缺位;中国足球本土优秀教练员后继乏人,是历史积累和现实策略选择的结果;中国足球本土精英球员培养青黄不接,是导致中国男足缺乏竞争力的直接原因;中国足球归化球员策略并非长久之计。外因包括:中国足协与主流媒体共谋,足球社会化媒体弱化发展,缺乏良好的社会舆论基础;中国球迷具有大国情怀和“面子”文化,中国足球缺少社会根基。建议认为:在内因方面,坚持中国足协的行业领导地位,强化足协的统摄力和执行力建设;树立本土教练员担当大任的指导思想;稳步推行归化球员治理策略,夯实青训工作、校园足球建设等战略布局,切实提高本土球员长期竞争力。在外因方面,秉持开放共享的价值观,推进足球媒体融合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切实带动中国家庭和公民社会的广泛参与,为实现足球强国梦夯实发展根基。

认知·体系·方向——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杜兆才谈中国足球振兴

发展振兴中国足球是建设体育强国的必然要求,也是全国人民的热切期盼。新时代开启新征程,新使命呼唤新作为。面对千头万绪、错综复杂的足改工作,如何统观全局、抓住关键、切中要害,就显得尤为重要。杜兆才认为,中国足球振兴要有"久久为功"的韧劲,要改变观念,转变认识,找到中国足球落后的根源性问题;中国足球的振兴首要的是做好青训工作,把青训工作放在突出重要的位置,为振兴中国足球全面夯实人才基础,这关系到中国足球未来10年或10年以后的状态和竞技水平;中国足球的振兴要融入到国际化的进程中去,要软硬兼顾、两头发力,狠抓职业足球联赛治理,提高国家队足球竞技水平,促进校园足球、人民足球的发展,逐步构建健康的、积极向上的足球文化。

基于组织变革理论的中超联赛治理改革研究

依托Cunningham组织变革理论模型,结合现阶段中超联赛发展特点,重新审视当前中国职业足球治理改革进程。研究认为:职业足球"生产性"的定位依旧无法摆脱以足协为首的"非物质生产部门"控制权主体地位。职业足球发展依旧以泛政治化目标驱动,"趋同式"组织变革成为足协的首选;将职业足球俱乐部视为带有权宜属性的短期工具,现阶段俱乐部投资人与足协之间的利益冲突或利益纠缠存在"淡化"趋势,"用脚投票"退出经济契约集或者与足协展开控制权博弈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价值趋同"缺失。中国职业足球必须加强中央足改方案实施监管力度,明确中超联赛治理改革新范式,建构投资人职业足球大局观。

《民法典》背景下中国足协法人治理结构改革的反思与重构

法人治理结构是中国足协脱钩后实体化再造的内生动力。中国足协法人治理结构改革以治理逻辑为起点,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法人制度规范为法理逻辑,以利益相关者与委托代理理论为逻辑支撑,其内在逻辑关系揭示了中国足协法人治理结构的现实缘起、法律依据和理论支撑。当前,中国足协法人治理结构改革面临诸多困境:制度改革创新举措缺乏,治理结构体系碎片化;权力中心主义的根深蒂固导致多元主体协同参与边缘化;治理结构利益关系复杂,利益结构关系刚化和固化;激励机制偏弱,依靠“精英治理”效能低下;对外部环境适应性较差,协会的“社会合法性”有待提升。打破法人治理结构优化路径在于技术突破,只有通过技术治理打破旧的治理结构才是协会改革的方向。中国足协法人治理结构的技术治理路径包含两个维度:1)治理结构转型中的技术治理,指治理方式的“法治化、规范化、技术化和标准化”,以及外部司法监管是技术治理的核心议题;2)科技进步和信息时代中的技术治理。随着信息技术、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手段的盛行,这种数据化和网络化的治理手段不断被引入协会内部治理,进而推动协会治理方式变革。

自治视域下中国足球协会调整改革研究

2015年开启的中国足球协会调整改革对于引领中国足球改革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引入自治概念,从“决策”“执行”“监督”三个方面展开学理讨论。在中国足协“决策权”改革方面,个人会员缺乏大会表决权,地方足协实体化改革进展迟缓,会员代表大会制度改革缺乏实质性进展。在“执行权”改革方面,侧重于领导班子的结构优化、专项委员会的自主权、专业人才招募与建设等内容,确保了中国足协治理水平与绩效预期处于可评估的范畴。在“监督权”改革方面,中国足协法律机构缺乏独立性,缺少严格的任职人员独立性准则。中国足协调整改革是公法授权与社会赋权紧密结合的统一体,政府权力嵌入足协治理,表现出“有条件自治”的基本特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足协调整改革治理格局,体现了国家社会治理的新变化,诠释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

管办分离背景下地方足协的发展困境与改革路向

推动地方足协的改革与发展,既是完善中国足协管理体制、优化中国足协会员结构的需要,也是实现地方足球和中国足球事业发展的需要。由于地方足协在历史发展上具有双重套嵌性,相关政策法律支撑体系的缺失以及自身资源和"造血"能力的缺乏,使得地方足协在"人、事、权、钱和场所"等方面还面临着诸多困境。在改革路向与策略选择上,应重构政府与地方足协的关系,提升地方足协"造血"功能和服务能力,建立和完善相关政策法规支持体系。

足球视频助理裁判系统引入中超的研究

采用文献资料法、录像观察法等对足球视频助理裁判引入中超赛事进行研究。研究认为:视频助理裁判能有效地监督裁判的自由裁量权、弥补裁判的错误执法、为社会传播正能量;同时引入视频助理裁判也是中国足球改革的内在需要、科技辅助裁判的趋势。但是视频助理裁判也存在着干扰比赛流畅性、降低裁判权威、价格昂贵的问题。中超作为国内的顶级赛事,建议尽快引入视频助理裁判,为中国足球增添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