绛灌殊途:文帝初年君臣关系中的武将群体

西汉前期实行军功爵制,造就了大批因军功而封爵的列侯。“诸吕之乱”和迎立代王之后,以周勃为首的功臣集团(1)已经打破了高祖时期的政治平衡,其势力渐渐壮大,这势必会对新君即位之后的君臣关系产生影响。文帝登基之后,本着“军功阶层本位”的原则,对武将群体进行调整,对周勃进行打压,同时在军功阶层中拔擢灌婴、陈武等武将力量。至此,高吕时代的功臣集团独大局面即将结束,一种君主臣辅、互利互用的君臣利益共同体已经建立。

论汉文帝

有着“仁者”、改革家形象的汉文帝，由于其即位的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使他在即位后进行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的同时，出现了尊宠刘氏宗族和依靠重用老臣、宿将的局面。汉文帝的这种报恩思想也赋予了他因循守旧和固守刘邦政治原则的形象，形成了他人格上的二重性。其结果，汉文帝虽进行了一系列巩固政权的政治、经济改革，相反却促使诸侯坐大，加剧了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经济改革措施则激化了阶级矛盾。

汉文帝与代臣——兼论昌邑王刘贺与昌邑臣

在西汉初期及中期发生的激烈政局变动中,代王刘恒与昌邑王刘贺,均以诸侯王身份入承大统,由于缺乏皇位法定继承人的权威性,不得不在相当程度上依靠王国旧臣以维系统治。由于文帝较为妥善地处理了代臣与汉大臣之间的关系,迅速稳定了其统治,亦为开启“文景之治”奠定了基础。反观昌邑王刘贺,既不能审时度势,又缺乏处理复杂政治局势之能力,虽然力图效法文帝故事,不仅没有收到任何效果,反而促使权臣霍光迅速采取行动,加速了被废黜的过程。

再论北魏孝文帝改革——兼谈改革对民族融合规律的启示

北魏孝文帝改革涉及鲜卑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变革,尤其是对鲜卑族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孝文帝欲以“全盘汉化”的措施促使鲜、汉民族早日融为一体。客观地讲,孝文帝改革对北魏历史、对鲜卑族的发展都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将北魏的民族融合进程推向了历史的新高潮。但改革措施具有明显的“强制汉化”的特点,鲜、汉民族融合进程中呈现出“捏合”的特征,这不仅不符合民族融合的规律,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北魏的灭亡。

汉儒理念与价值观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之考论篇

本《考论篇》讨论对汉儒研究的实证问题。第I节提出“多方全面”的关注和“理念贯通”的理解二者兼顾,对史学研究的重要性。第II节引用多种史证分析顾炎武《日知录·两汉风俗》意指的正读与误读和对汉儒的经学大义、新莽政权、和光武帝应对措施的“多方全面”和“理念贯通”的理解。第III节论述东儒士独特的“改革·革命理想”和“独立批判精神”的发展变化:“独行”、“清议”、“党锢”、反抗,和这论证与前史学理论的连结。

隋代帝陵制度研究

隋代帝陵制度在中国古代帝陵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其过渡性特征明显。一定程度上而言,泰陵的山陵制度是对西汉帝陵制度的部分恢复,而其中的一些基本特征又为唐高祖献陵所继承,这也与唐初诸多墓葬与隋墓相似较为一致,充分反映了唐初在文化面貌上对隋的继承与发展。

对“汉文帝废除肉刑”的历史文化分析——兼论其对于中国当代废除死刑的启示意义

肉刑是中国古代早期一种残酷的刑罚,延续千年,而在汉文帝时得以废除,有其历史必然性。汉文帝废除死刑这一事件本身也反映出汉初特有的思想文化、政治文化和经济文化,汉初统治者的慎刑思想、"无为而治"的治世理念以及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都是废除肉刑改革的催生剂和内动力。同时,汉文帝废除肉刑的成功历史经验也给当代中国废除死刑的实践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尤其对于死刑改革中政治决策者作用的定位及刑罚改革的立法技术问题,具有借鉴意义。

“不任儒者”并非“不重儒术”——论汉初文、景两帝的崇儒举措

汉初文、景两帝重黄老而轻儒术,是在当时的政治统治下不得已而为之的行为,实则文、景两帝同样非常关注儒学并实施了相应的崇儒举措。在汉初特殊的思想文化背景下,文、景两帝对儒家经籍进行了系统的收集整理,构筑了汉初统治集团的文化知识体系,发展了儒家的政治统治思想;文、景两帝为儒学政治地位的确立也进行了相应的努力,使得儒学在汉初的政治统治中占得了一席之地,为汉武帝时的迅速崛起、以及汉代的蓬勃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汉文帝处理与匈奴关系的思想探析

汉文帝采取的处理与匈奴关系的策略,是冷静、理性而又得当的。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承认汉匈双方是"分疆自立、和睦共存"的关系;能够体恤理解匈奴的生存环境与所遇困难,必要时给予援助和支持;信守与匈奴的和亲协定,从大局出发尽力维护双方的友好关系;当匈奴违约侵汉时,则组织力量进行有力回击;同时加强骑兵建设,巩固北部边防。汉文帝的上述策略取得了明显的效果,适应了双方经济上互补性和政治上统一性的要求,避免了大规模的战争发生,是一种双赢的战略选择。

汉光武帝边防政策及其相关问题论析

汉光武帝"柔道"治国,致力于稳定统治的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实行加强中央集权为中心的军制改革,针对周边少数族的威胁,制定了以保守为主的边防政策。汉光武帝的边防政策基本上维护了东汉政权边境安全与社会稳定,成为"光武中兴"的重要原因,但其保守性,也对东汉边防带来了消极的影响。

北魏孝文帝改革鲜卑族生活方式

北魏孝文帝改革包括极为详尽的内容 ,它要求鲜卑族在生活方式上向汉族靠拢 ,如改汉姓、着汉装、操汉语、与汉族通婚、遵守汉族的丧葬礼仪 ,这些政策与政治、经济方面的改革措施一起 ,促成了鲜卑族社会的巨大变迁 ,在鲜卑族族体消失的同时 ,又极大地丰富了汉文化。

西汉文景时期的粮食生产水平刍议

汉代文景之治时期,农业有所发展,社会进步。汉文帝听从晁错的建议,"除民田之租税"13年,为免除农业税开了先河。本文初步澄清当时的每亩单产、劳动力生产水平、人均粮食占有量、全国粮食总产量等问题。还对汉代与现代的面积、计量作了比对。证明晁错所说的:"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比较切合汉代实际情况。

从吏治角度看“文景之治”

“文景之治”是中国古代史上公认的“盛世”之一,但主要由于汉文帝个人的原因,以及商品经济的复苏、黄老思想等多方面因素的相互作用,文景时期其实始终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吏治腐败问题,并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在对“文景之治”和文帝、景帝进行整体把握和评价的时候,吏治腐败应该是一个不容回避的负面因素。

析汉武帝用兵匈奴的动因和后果

对于汉武帝用兵匈奴,史学界评说不一,但多肯定他的功绩。然则仔细考察,他发动的几场大规模战争给整个汉王朝乃至整个民族都带来了灾难。汉匈之间的矛盾并非到了用和平的方式无法调和的地步,而汉朝和匈奴双方都为这场战争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些都与汉武帝及其王朝的强控意识紧密相关。而汉武帝以战争的需要为由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调整和改革,扫除了中央集权的障碍,加固了皇权,强控思想在这场战争的过程中走向强控现实。

论汉文帝对时局的把握与政治改革

初登皇位的汉文帝,外柔内刚,掌控军权,朝内无权臣;使南越归属汉朝,对匈奴积极备战却高挂免战牌;关注民生,节俭无为,奠定了强国梦的坚实根基;朝议决策,不独断专行,创立了举贤良制度,无愧仁君之称。他对时局的把握与政治改革,使一个从战乱废墟中新创的国家进入了"文景之治"的盛世。

玉门花海七棱觚校释

1977年在甘肃敦煌玉门花海出土的一件西汉七棱觚,抄录了一份皇帝临终给皇太子的遗诏,以及一封边境士兵之间来往的私信。长期以来,学界对此已有很多研究。本文从语文学的角度重新讨论这件西汉木觚,对诏书和私信的字、词和文句都重新作了解释,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诏书的历史背景和年代,认为诏书应是汉文帝给汉景帝的遗诏。

髡、耐、完刑关系考辨

髡、耐、完是中国古代法制史上的重要刑罚。关于完与髡、耐二刑的关系，前人虽有多种说法，但都不能对有关材料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其实，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完的涵义并不一样:先秦至汉初，完相当于髡；而汉文帝以后，完又相当于耐。汉文帝的刑制改革以及汉代儒家“孝”观念的影响是导致这种转变的原因。

再论汉文帝的“因循”与“改革”

汉文帝的改革精神主要体现在其处理所遇到的新问题上。汉文帝的业绩既与其“因循”有关 ,也与其改革密不可分。

文景之治与孟子仁政思想的汉初践行--以汉文帝诏令对《孟子》的传承为例

汉代“文景之治”源于对黄老思想的践行,这一观点几为学界共识。然而系统梳理汉文帝诏令发现,其对《孟子》中记载的仁政思想却多有言及,并且这一特点贯穿了汉文帝整个执政时期,甚至官方对汉文帝一生功绩的定位也与《孟子》中的仁政记载若合符节。这表明汉文帝对孟子的仁政思想存在高度认可,“文景之治”或是汉初儒术治国的一次成功践行,而这次尝试的成功又成为汉武帝“罢黜百家”的先声。同时此说也可以合理解释,孟子学史上的诸多标志性事件在汉文帝时代的集中出现并非偶然,而恰恰是政治与学术互动的必然结果。这也提醒我们,对孟子“政治之学”的关注不应仅集中在学术层面,在汉代孟子学史的梳理过程中,统治阶层对孟子仁政思想的态度和立场同样不容忽视。

《史记·匈奴列传》“后四岁”军臣立为单于辨

关于军臣单于即位年代,一般认为是汉文帝后元三年,也有少数人认为是汉文帝后元五年。经考证,上述二说不确,军臣单于当立于汉文帝后元四年。徐广最早得出了军臣单于立于汉文帝后元三年的结论,其根据不仅相当薄弱,且自相矛盾。从徐广引古本《史记·匈奴列传》可证传本《史记·匈奴列传》"后四岁,老上稽粥单于死,子军臣立为单于"之"岁"字当为"年"字的讹文。"后四年"就是汉文帝后元四年。从《汉书·匈奴传》亦可证军臣单于立于汉文帝后元四年。《翰苑》军臣单于"立四岁"引自《史记》的可能性远远大于引自《汉书》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