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相关法律风险实证分析

我国高校作为科技创新的重要供给主体,在国家法律法规激励下同时也是科技成果转化的主力军,然而我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率却不容乐观。影响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率的因素众多,其中法律风险处于重要地位。本文抓住高校科技成果的知识产权属性,从知识产权的确权、交易、保护过程入手,以目前我国高校存在的转化模式以及具体的转化方式为着力点,对其中存在的法律风险进行分析,主要得出三个方面的法律风险:权属分割过程中的知识产权法律风险、价值评估过程中的知识产权法律风险和高校科技成果保护过程中的知识产权法律风险。最后,提出相关对策,包括:明确高校科技成果所有权归属及分割比例、选择适当的价值评估方式、建立健全本单位技术秘密保护制度等。

优化创新生态系统下的高校职务科技成果管理:美国的经验与启示

目前我国初步建立了高校职务科技成果管理制度,但管理服务体系建设尚未获得足够的关注。美国高校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处于全球一流水平。宽松的政策环境、强劲的科研实力,更有专业化管理组织与服务体系,推动着美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在全球一骑绝尘。通过对美国高校技术经理人协会统计数据及技术转化案例的综合分析,总结了美国高校科技成果管理体系社会化、专业化、组织化的发展态势,并基于美国高校技术转化实践经验对中国高校职务科技成果管理体系建设提出建议:(1)重视社会化科技成果管理需求,建立社会化科技成果管理体系;(2)制定职业认定标准,培养专业化科技成果管理人才队伍;(3)构建有效的激励机制,鼓励科技成果转化。

基于科技成果转化的六种方式探索赋权工作的实施路径

继科技成果“三权下放”改革后我国又提出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和长期使用权(以下简称赋权)的改革举措,为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为更好地围绕赋权开展工作,对科技成果转化的六种方式进行比较分析,从源头梳理各种方式的特点及对应的赋权实施路径,提出各类的适用情形。基于学者的理论研究,结合国内高校的先进做法,从赋权政策的任务要求之一“探索国有资产管理模式”和赋权操作具体化两个角度探索包括“全部赋权”“职务科技成果单列管理”“双赋权”模式在内的国有资产管理创新模式实施路径,针对权属和利益分配两个核心问题提出具体的实践手段,为我国职务科技成果赋权工作的开展提供重要参考。

混合所有制改革能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吗?——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在既定的资源约束下,不同类型企业开展绿色技术创新的战略意愿与动力明显不同,因此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视角深入剖析如何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意愿与动力成为重要研究议题。该研究以2013—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实证研究样本,考察了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1)混合所有制改革显著促进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在考虑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问题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2)内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混合所有制改革主要通过强化内部控制水平、提高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促进企业环保投入的三重机制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即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具有公司治理效应、利益相关方价值效应和资源配置效应。(3)异质性分析表明,在低市场化程度地区、竞争强度更大行业和环保敏感度更高行业中,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效应更为明显。(4)进一步分析表明,非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效应更为明显,且经济后果检验结果表明,混合所有制改革能够通过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最终提高企业财务绩效。该研究为深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绿色价值效应提供了经验证据,也为分类推进不同类型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以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提供理论参考。

高校职务科技成果混合所有制实施路径的优化

通过对高校职务科技成果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正当性进行论证,表明高校职务科技成果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合法、合理且必要的。并通过问卷调查和文献归纳,发现目前高校职务科技成果混合所有制存在运行体系受阻、管理体系缺失、考核体系失衡、服务体系不济等实施困境。为应对以上困境,基于超循环组织理论,以企业的实际需求为导向,通过健全高校职务科技成果混合所有制运行体系,制定高校职务科技成果混合所有制的管理体系,完善高校职务科技成果混合所有制的考核体系,实施高校职务科技成果混合所有制的服务体系等,构建“四位一体”的优化实施路径。从而有效地促进高校职务科技成果混合所有制的实施推广,助力高校科技成果转化。

美国研究型大学科技成果的所有权归属研究——基于MIT、Stanford、UPenn等10所大学的实证分析

科技成果的所有权是否清晰明确,直接关系到其转化效果。《拜杜法案》和辅助法案明确了美国大学拥有联邦资助科技成果的所有权,美国大学因此形成了成熟的科技成果所有权归属体系和转化机构。通过对MIT、Stanford、UPenn等10所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实证分析,总结其所有权归属的具体实施和特点,并将其分为职务科技成果、非职务科技成果和其他类型。实证结果表明,通过优化政策制定、提升大学成果转化机构的运营能力、平衡大学与科研人员的收益关系,可以显著提升中国大学科技成果的转化效率和效果。

科技创新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机制阐释、经验分析和对策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结合中国式现代化的丰富内涵,提出科技创新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就是通过坚持科技创新“四个面向”来推动实现自立自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至上的中国式现代化;同时利用2013—2021年省级科技创新和中国式现代化指标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分析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支撑作用;在理论和经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基础研究原创突破、协同多元主体共同发展、深化国际科技交流合作等对策建议。

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的实证分析及思考

2020年5月,科技部等九部委颁布了《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试点实施方案》,同年10月在全国确定了40家单位进行为期三年的赋权试点。文章通过梳理赋权起源、发展历程和初步成效,揭示了赋权制度是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激励手段。在赋权试点期间,全国各地的赋权实践蓬勃开展。文章在归纳科技部组织试点单位经验交流的基础上,对中国科学院2019年赋权和2023年赋权实施前后两次赋权专题调研的结果对比,并从实证角度对包括受访者对实施赋权的态度变化、赋权对科技成果转化的影响、赋权制度实施后可能存在的国资监管等风险、知识产权价值评估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提出推行赋权需要加强政策与法律的有效衔接,鼓励事前评估并加强事后监管,完善尽职免责机制,明确赋权比例等建议。

赋权职务科技成果共有权行使规则研究

狭义赋权指科研人员通过继受取得方式成为科研科技成果共有人,强调转让与赋权属性,广义赋权还包括单位和科研人员通过事先合同约定,共同原始取得成果所有权的情形。狭义赋权观点下,将科技成果共有权行使拆分为“赋权+转化”两阶层作行使困境分析更为清晰,针对困境破除,建议从规范科技成果共有制与国资监管制度衔接、构建完善“政策宏观、法律规定、实施细则”的多层次共有权行使规则体系,以及完善赋权转让协议、优化单位与科研人员权利义务配置等方面着手。

赋权改革试点单位职务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配机制优化研究——以江西省为例

合理的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配机制是进一步深化职务科技成果权属改革,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激励机制,有效激发科研人员创新创造活力,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重要环节。本文基于对江西省赋权改革试点单位调查研究,总结各单位探索职务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配现状,对比美国29所常春藤大学职务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配经验,分析试点单位职务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配的制约因素,从成果转化处置模式、收益分配比例和收益配置模式方面提出优化江西省试点单位职务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配的对策建议。

赋权改革背景下职务科技成果共有权行使的风险及其防控

赋权改革背景下,科研人员取得了职务科技成果共有权,赋权式共有的特殊性使共有关系呈现派生共有、双重共有以及公私混合共有等多样态。共有关系的复杂性为科研人员、单位乃至国家带来诸多的风险,但目前少有专门针对共有权行使的风险分析与防控研究。从共有关系入手,分析职务科技成果权利行使过程中所面临六大风险,并提出事前以政策兜底、实现权属自治,事中加强协同防范、实现动态监测,事后做到利益平衡、实现责任共担的防控建议,加快建立全阶段、全流程的风险防控机制。

全面创新改革试验政策对科技成果转化的影响效应

以广东、安徽和四川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为研究对象,运用合成控制法,构造合成粤皖川、合成广东、合成安徽、合成四川,通过对比真实试验区技术市场成交额实际值与合成试验区技术市场成交额的反事实估计值,探讨全面创新改革试验政策对试验区科技成果转化的总体效应和个体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全面创新改革试验政策总体上显著促进试验区省份科技成果转化,其中,全面创新改革试验政策对广东、四川科技成果转化具有显著促进效应,而对安徽科技成果转化的效应不显著;政策效应在政策实施当年即已显现,两年后明显增强;科技经费投入、经济规模、技术成熟度、人口集聚、产业结构、创新能力等因素对科技成果转化具有显著影响。

赋权改革背景下职务科技成果共同所有权的行使逻辑

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的改革举措,开辟了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新路径。赋权之后职务科技成果共有权如何行使,成为当前学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总结我国职务科技成果赋权共有在权源、主体、客体、程序等方面的特殊性,阐释职务科技成果共有权的规范行使要求,强调职务科技成果共同所有权行使目标的协调,进而揭示职务科技成果共同所有权行使的典型风险。研究发现:事前的风险防范需优化权属自治,引导科研人员和单位在赋权协议标准条款的基础上进行更加充分与细致的协商;事中的风险防范需加强动态管理,建立沟通交流渠道以促进协同防范;事后的风险防范需厘清各方主体的责任,落实风险共担以回应权责利的统一。

高校科技成果混合所有制中科研团队法律地位研究——以契约型科研团队为视角

在高校科技成果混合所有制中,科研团队具有法律主体地位有助于实现职务发明创造专利权主体的拓展。契约型科研团队可以被赋予民事主体资格,这能够促进职务发明创造专利权共有中科研人员的权利集合,平衡当事人之间的谈判地位。契约型科研团队在法律地位与权利行使方面具有中介性的特点,科研人员可以通过表决机制行使权利。契约型科研团队成为法律主体,能够增强当事人约定职务发明创造专利共有份额的法律效力,促进职务发明创造专利权共有收益的合理分配。

国有资产管理制度与科技成果转化制度的冲突和协调

随着我国职务科技成果转化改革的深入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制度和相应的国有资产管理制度很可能面临更艰难的政策取舍,而在这两种制度互动关系下剖析科技成果权属改革的政策逻辑,有利于寻找解决制度障碍的根本方案。因此,应用文献分析与政策分析方法,从国有资产管理制度与科技成果转化制度的交互关系出发,探讨我国科技成果转化改革的发展方向。研究发现,我国采取的规避国有资产管理约束的改革思路,决定了科技成果权属模式的演化路径是不断强化私有属性、弱化公有属性。从短期而言,规避思路能够赋予科研人员更大的主导权,但由于高校与科研机构(及其负责人)始终面临国有资产流失的责任风险,加之我国政治与经济制度决定了这种权属模式的推进程度有限,这种演化路径长期来看不仅无法克服国有资产管理制度的实质障碍,还会产生新的问题。因此,须转变思路,改革国有资产管理制度,调整科技成果权属模式,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充足的激励。

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制度内涵、实践探索及创新发展

从制度形成逻辑看,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的制度要义是延续了中国国家主义精神,借鉴并超越美国“拜杜规则”和欧洲“教授特权”制度,在前期混合所有制探索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多制度融合和中国创新实践。在实践中,各地采取了具有共识性和相似性的做法,取得了一定改革效果,但也面临着一些新的问题、风险和负面影响。为此,应加快赋权改革试点的总结、复制和推广,推进赋权改革的法治建设,对赋权比例、所有权处置及集体决策提供指导和规范,细化和完善赋权成果转化的保障措施,并注重改革的流程规范和综合效益提升,以推动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的创新发展。

陕西省推进科技成果转化“三项改革”的现状和建议

2021年,陕西省在西北工业大学等5所高校开展了科技成果转化“三项改革”试点工作;2022年,科技成果转化“三项改革”试点在陕西省综合类、理工类高等院校展开,74所高校和陕西省科学院不同程度启动了“三项改革”试点。通过实施“三项改革”,激活了广大科研人员创新创业的澎湃动能,取得了显著的阶段性成效。分析了陕西省推进科技成果转化“三项改革”试点的现状,并就持续深入推进科技成果转化“三项改革”提出建议。

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动力机制、运作逻辑及未来展望

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直接影响着职务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和成功率,目前正在全国多地试点实施.经济社会发展对科技创新的需求、解决职务科技成果的转化、科技创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上下互动、内外结合,形成了具有“四边形”结构的四轮动力机制.同时,在目标、历史、制度和实践4个层面,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体现出特定的运作逻辑和内在规律.针对当前改革存在的问题和困境,未来应该以提高合法性、提升效率性、保障公平性、防范风险性和解决外部性为导向,寻求创新路径和对策.

科技成果权属混合所有制对高校创新效率的影响

国内科技成果混合所有制试点已开展5年时间,旨在将科技成果部分产权分配给科研人员,通过权利变革改善高校科技创新状况。关于混合所有制试点对高校创新效率的影响,目前缺乏整体定量评价。运用双重差分法计算试点对高校创新效率的整体影响,进而测算产权结构变化对试点与高校创新效率间关系的影响。研究表明,科技成果混合所有制试点对高校创新效率具有正向影响,但因赋权而产生的高校与科研人员共有产权关系没有发挥试点改革对高校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而高校与多元主体共有产权关系正向影响试点改革对高校创新效率的作用。最后,提出政策建议:加快构建精准的混合所有制权利配置体系,明晰主体间产权关系,推动高校与企业等创新主体开展高质量合作,逐步实现试点区域协同管理。

国有股权参与、吸收能力与民营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

基于外部性理论与吸收能力理论,利用2013—2021年中国制造业民营上市公司绿色专利数据,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探讨国有股权参与、吸收能力对民营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国有股权参与显著促进民营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国有股权持股比例越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越高;吸收能力在国有股权参与与民营企业绿色技术创新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同时分析师跟踪是有效的调节变量,国有股权参与与分析师跟踪的交互效应正向调节上述中介关系。分层类检验结果表明,当企业具有中央国有股权参与、属于高污染行业,以及所处政策环境不确定性较高时,国有股权参与更有利于促进民营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