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建引领如何破解中国基层治理的三重困境?——基于广州市南沙区的实践

中国基层治理存在资源、权限和激励三重困境,如何充分发挥党建引领的核心作用破解这些困境,是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关键。本研究借鉴组织变革理论搭建分析框架,基于广州市南沙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改革实践,发现党建引领利用信息化建设、流程再造、结构调整、机制设计和文化重塑的系列措施,形成组织建设、权威协同和激励驱动三条机制路径,有助于破除基层治理中普遍面临的三重困境,推动了中国基层治理格局的整体变革。未来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改革,可以借鉴“创造性破坏”和整体性治理的基本逻辑,推进基层组织的服务流程与组织间协同,重塑中国基层治理的良好格局。

我国高校院系治理的演进、困境与进路探赜

院系治理是大学治理能否实现现代化的关键。在协调党政关系主基调下,我国高校院系治理大致历经了“探索初创期”、“调适定型期”和“提质增效期”等三个演进阶段。当前,我国院系治理面临领导体制不健全、制度体系不完备、运行机制不通畅、治理主体权责失衡、党组织功能“悬浮化”等瓶颈和困境。推动院系治理现代化,应在遮蔽与澄清、守正与创新的动态调适中科学规避“制度移植陷阱”,创造性地推进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向院系层面的制度移植。在实践中,明晰院系党政共同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完善党政联席会议制度、构建党政学协商共治模式、充分发挥党组织功能作用,是加快推进院系治理现代化的应然路径。

党委和政府教育工作评价的体制机制创新——基于“结构-功能-行动”的分析框架

一个好的教育评价体系能够把准教育发展的方向,为教育强国提供发展动力。以塔尔科特·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理论及其AGIL社会行动结构模型为框架,分析认为党委和政府教育工作评价体制机制创新的整体结构应当包括坚持党对教育工作评价领导的全面性、系统性和整体性。在评价过程中,党委和政府应当充分发挥评价的适应功能、目标实现功能、整合功能和潜在模式维持功能。党委和政府教育工作评价的体制机制创新应从把握正确方向、厘清科学性质、整合数据资源、回归本体功能等方面形成合力,营造引领教育改革发展方向的良好生态。

全过程人民民主与自我革命:超大型政党治理的双重路径

中国共产党是超大规模政党,大党有大的优势,也有自身独有难题。中国共产党在其一百多年的进程中不断探索自身治理的有效路径,形成了“人民监督、人人负责”的第一个答案和“自我革命”的第二个答案。进入新时代,全过程人民民主就是人民监督的最新形态,党的自我革命进一步丰富完善,由此形成了“内外兼修”的双重路径,开创了超大型政党治理的新形态、新成效。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第一个答案在新时代的新发展,是超大型政党治理的外部路径。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基于自身使命任务的行动自觉,是刀刃向内,是内部路径。全过程人民民主与党的自我革命具有目标指向的一致性,旨在解决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问题。“两个答案”内在统一,都源自党的初心使命,贯穿党的奋斗历史,统一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与自我革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世界上其他类型政党的本质区别,从政党发展、政党现代化的角度看,是一种与时代同向而行的政党治理创新。

解决大党独有难题:党的自我革命的主攻方向

“解决大党独有难题”是中国共产党立足新的历史方位加强全面领导、推进自身建设的重大时代命题,也是党的自我革命的主攻方向。党在回应历史和时代之问,解决每一历史阶段的难题中推进了理论创新、制度完善、事业发展,锻造了强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新时代解决大党独有难题,必须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坚持“九个以”的实践要求,进一步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始终坚持严的基调,不断增强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

国家建构视角下基层负担过重的结构性困境:理论与个案分析

基层政府负担过重问题近年来引发了政策界和学界的高度关注,现有文献从科层体制、形式主义、基层治理能力等方面展开研究。我们需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基层政府负担问题置于历史变迁背景之下,从国家权力下沉及其背后的国家建构策略的变迁视角出发,重新反思这一问题。通过对L镇机构改革及其实际效果的深度个案分析,本文发现这一旨在强化乡镇政府能力、减轻其负担的改革却未能有效强化乡镇政府能力反而加重了其负担。究其原因,在于机构改革本身存在放责多于放权、乡镇无力承接放权以及运动式治理削弱专业化治理,以及村两委自治能力不足等。本文结合制度漂移理论进一步分析了其背后机理,并探讨了其对国家建构微观策略的理论意涵。

党内法规实施后评估制度的地方实践探索与思考

党内法规实施后评估是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就目前而言,如何科学有效地开展评估工作仍处于研究探索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的推动下,部分省市以立法后评估理论和制度为参考,进行了党内法规实施后评估的实践活动,开展了党内法规实施后评估制度的实践探索,涉及评估主体、评估标准、评估成果应用等方面的具体要素,相关评估实践取得了有益成果。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鲜明主题,党内法规实施后评估需要紧紧围绕服务于高质量发展这一核心要旨,在准确把握党内法规实施后评估自身特性的基础上,从充实完善评估主体结构、优化调整评估标准体系、健全完善评估结果应用机制等方面改进与完善评估制度,提高党内法规实施后评估效能。

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构建原则、创新突破与治党成效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将推进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实践的成功做法和宝贵经验,以制度的形式确立下来,逐步构建起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其构建过程遵循的基本原则就是坚持“三个结合”,即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党内监督与群众监督相结合、抓“关键少数”与管“绝大多数”相结合;实现的创新突破就是抓住“四个重点”,即整体部署一体推进“三不腐”战略、构建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完善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制、形成巩固教育成果的长效机制;取得的治党成效就是“筑基、固本、提质”,即筑牢了党员干部理想信念的根基、培育了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提升了党员干部队伍建设的质量。

自我革命: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

中国共产党在百余年奋斗历程中始终保持高度的居安思危意识,从未停止对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探索和思考,并以实际行动回应这一重大考题。在毛泽东同志给出“人民监督”民主新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一个答案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给出“自我革命”从严治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自我革命彰显了党始终坚守人民立场的价值取向与历史自觉,构成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成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集中体现。自我革命与人民监督同心同源、情理相依,内呼外应、水乳交融,共同归向人民幸福与民族复兴,一道构成长治久安的动力源泉,协同彰显党鲜明的历史主动精神与创造精神。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应在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集中领导与党内民主的统一、思想武装与制度保障的统一、问题导向与全面深化的统一中进行到底,确保党跳出历史周期率实现长期执政,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永远做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

面向高质量发展的质量治理制度体系改革研究

构造有效的质量治理制度体系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我国质量治理的主要矛盾与重点任务发生变化,从而对质量治理制度改革提出了不同的需求。我国质量治理制度改革总体适应了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需求,维护了质量安全底线,持续地满足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现阶段,我国的质量治理制度体系在监管效率、标准发展、质量技术机构、社会力量参与、质量激励政策等多个方面仍存在短板,是制约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障碍。为此,本文提出未来应从构建有效激励约束体系、加快质量技术服务机构深层次市场化转型、推动标准体制变革、优化质量激励政策、发展商品比较试验机构等方面进行努力,不断完善质量治理制度。

制度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要素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人民为主体和中心的现代化,是进一步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本质和优势的现代化,其关键在于制度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赋予制度现代化以鲜明特质和突出优势:坚持人民至上,彰显党性与人民性的有机统一;坚持自信自立,彰显改革性与定型化的有机统一;坚持守正创新,彰显传承性与时代性的有机统一。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要素,对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不断推进制度现代化提出了更高要求。围绕中国式现代化核心要素,深入推进制度现代化要着力解决的关键问题是:进一步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确保党始终走在现代化前列;进一步完善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确保人民当家作主;进一步完善政府治理制度体系,确保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完善社会治理制度体系,确保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三重意蕴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命题的提出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全面深刻理解和把握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需要厘清历史周期率、开展自我革命和锤炼革命性三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和深刻内涵。破解历史周期率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底层逻辑,开展党的自我革命是厉行全面从严治党的不二选择,锤炼革命性是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任务的精神动力。

农业科研单位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路径探索——以江苏省农业科学院为例

对农业科研单位而言,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既是“润心工程”,更是“治本工程”,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以江苏省农业科学院为例,从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分析了当前形势下廉洁文化建设质效不强的原因,探索提出“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固化于制”三位一体工作法,并介绍了“涵养廉洁文化,充盈正气清风”主题纪律教育月活动、年中全面从严治党专项督查的相关实践探索,以期为推动农业科研单位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提供有力支撑。

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制度规范的历史追溯与实践路向

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标志性成果。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党不断深化对制度治党的规律性认识和实践性探索,将自我革命话语转变为有生命力的制度规范体系。回溯党推进自我革命制度规范探索的历史,大体上可分为四个历史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着眼于自我法纪规约和巡视制度、请示报告制度、监察制度的建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注重领导干部行为规约,建立健全党内监督制度,依靠制度反腐;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革新机制体制,强化制度机制建设;进入新时代,注重“关键少数”,党内外制度协同联动,权力制约机制更加健全,制度规范日臻完善。在深入推进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新征程中,须不断夯实党的自我革命制度保障,在健全监督体系上久久为功,强化对“关键少数”的政治监督,切实推进对“一把手”的有效监督,坚持常态化政治巡视,一体推进反腐败斗争。

治理重心下沉与村民自治成长的平行渐进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改革实践,伴随着治理重心下沉与村民自治成长两种步调的平行渐进,呈现出规制与赋权两种理念的竞合。从现实困境看,平行渐进逻辑的出场,源于农村治理中行政与自治之间的结构性紧张与运作之困,具体表现为行政泛化和自治缺位两类。平行渐进逻辑有其特定的证成依据:中国古代乡村治理的礼法并重传统是历史依据,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内核是理论依据,对不同层次治理需求的权变回应是实践依据。从实践层面看,平行渐进通过党建引领的整合统筹、管理权限的收放并举、管理手段的刚柔相济以及各方利益的协调兼容实现了有效的组合叠加,达成了一定的动态平衡。同时,研究还就平行渐进模式中存在的分利秩序风险和法治逸脱风险提出针对性政策建议。

以严格的制度治党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

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取得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是新时代新征程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环节。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既要靠坚定的思想建党,又要靠严格的制度治党。严格制度治党,是运用“两大法宝”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根本要素,是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根本之策,是净化优化党内政治生态的根本保证,是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根本措施。在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新征程上,要进一步深化党的领导制度改革,切实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进一步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进一步深化权力监督制度改革,把党内监督同人民监督有机融合起来。

科层制困境破局的中国逻辑:构建党全面领导的新型国家治理结构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构建起了一套有别于西方的国家治理结构,在探索对传统科层制运用、改造与超越方面取得了实质性的进步。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近五年来,中国共产党明确了以构建党对国家治理结构的全面领导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点,实现治党逻辑与治国逻辑高度互洽,进而超越传统科层制国家治理模式,充分激发出蕴含于中国制度中的现代化治理能量。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的新型国家治理结构,正是实现政治与行政辩证统一于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践进程的组织依托,通过“政治”领导优势有效抑制“行政”的“负功能”,为消弭与科层制相伴而生的形式主义与官僚主义问题开辟了全新道路。

社会回应政治:社会组织党建的内在逻辑与功能进阶——以Y社区服务中心为例

党建作为执政党与社会组织之间的组织化、制度化、常态化的互动治理机制,是观测社会组织发展以及党建如何走向治理中央的关键维度。但现实中对于社会组织党建的研究存在明显的“窄化”。为理解和认识社会组织党建的丰富性与多样性,本文建构了“制度同构与治理嵌入”的分析框架,以Y社区服务中心党建实践和治理过程为例,从治理角度研究社会组织党建,也从党建本体角度观察其在社会组织发展中的引领功能与治理价值。社会组织党建是一个多重逻辑的“同构”“叠合”过程,存在制度同构与治理嵌入两个明显的阶段性不同。社会组织党建通过在社会组织内部新构“党社结构”实现了对社会组织的政治引领和治理嵌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