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Collective Land Ownership Disputes in Beijing

In 2010, No.1 document of central government demanded strengthening mediation and settlement of ownership of rural collective land, to complete confirmation of right and registration and issue of certificate of rural collective land in 3 years. However, the mediation and settlement of land ownership in China still remain at starting stage, and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in both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is situation, this paper summarizes current situations of disputes about ownership of collective land in Beijing, analyzes causes of disputes, introduces existing working mechanism, methods and problems of dispute mediation and settlement, and finally presents feasible recommendations, in the hope of providing guidance for mediation and settlement of land ownership disputes.

以创造精神抓住契机推动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制的改革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9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有关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与世界贸易组织改革的集体学习会上强调,“参与世界贸易组织改革,要坚定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权威性和有效性,积极推动恢复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正常运转”。在WTO上诉机制已经陷入危机、多边贸易体制本身相关性受损的背景下,启动恢复上诉机制的谈判,应是推动WTO改革的优先事项和中国的选项。近年来,美国企图利用其他成员恢复上诉机制的动机以引入针对“非市场导向的政策和做法”的规则。拜登政府近期的动作表明美国前述意图已经有所松动。在各界提出的上诉机制改革新方案中,“沃克原则”和“伍尔夫建议”因应美国诉求以推动美国支持上诉机制改革,具有可行性。包括中国在内的WTO成员方应抓住此契机,了解并梳理美国关于上诉机制的诉求,逐项考虑其可接受性,以此推动上诉机制的改革。

论强制调解于“一带一路”投资争端解决的适用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十年间,沿线国直接投资数额显著增加、投资结构持续多元化,但也有若干项目由于投资者和当地政府矛盾而被迫中断。“一带一路”是和平之路、合作共赢之路,可以效仿国内法中的强制调解制度,通过引入程序上的强制性来扩大调解在投资者-东道国投资争端解决中的适用,发挥其比投资仲裁更为经济、灵活、有助于合作关系修复的优势。强制调解制度并不会改变调解作为ADR自愿性的本质特征,和解协议的达成仍取决于双方同意。“一带一路”投资争端解决引入强制调解制度时,应该选择适当的路径,明确适用范围,综合考虑磋商、仲裁、东道国法院诉讼等其他争端解决方式的优劣,通过程序规则衔接,着眼于一整套高效、灵活争端解决机制的构建。

广西创新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和机构建设路径研究

通常而言,商贸活动越繁荣,对高效、公平的争端解决服务的要求就越高。高效、公平的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除了能定分止争,还能规范国际商贸秩序并为国际商贸发展提供指引。创新国际争端解决机制是广西加快对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经贸新规则的重要措施之一。这既能满足争端解决的市场需求,也有助于广西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发展相关产业,提升治理水平。比较而言,广西创新国际争端解决机制仍面临机构、人才、竞争力等方面发展不足的挑战。广西可以重点聚焦涉及东盟跨境经贸和商业领域,从集成创新政策工具释放广西各类政策红利,依靠相关优惠政策吸引争端解决人才和机构集聚,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创新发展RCEP争端解决服务机制,规划建设“争端解决服务”集中区,鼓励相关机构集聚和引导有序竞争等方面,推动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的创新和机构发展,面向东盟和RCEP,建设具有区域特色和国际影响力的国际商事争端解决中心。

Formal or Informal? The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s of China's Free Trade Agreements

The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DSM) has long been the focus of attention because of its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of China's free trade agreements(FTAs). Thus, this paper is to make an analysis of the DSMs of China's established FTAs from a legal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regime study, which leads to the finding of a co-existence mode of formal and informal DSMs in China's FTAs. This paper also discusses the motivation and significance of such a choice.

WTO争端解决机制改革的现状与未来——部长级会议决定解读

从2022年开始,WTO争端解决机制改革谈判陆续展开,并且在第十三届部长级会议前取得了一定成果,形成了谈判文本。谈判是在美国主导下进行的,谈判文本的核心是回应美国关注。然而,美国仍然不同意恢复上诉机构,以至于谈判文本中的上诉/审议部分出现空缺。由此可见,谈判是以争端解决其他方面改革换取美国对上诉机构的支持,但是这一目标没有实现。有鉴于此,加上成员意见分歧和美国大选在即,争端解决改革谈判的前景不容乐观,WTO成员应该考虑更多路径,包括使用上诉仲裁和新立上诉机构。

论WTO争端解决机制改革的价值取向与规则构造:以RCEP为参照样本

争端解决机制是WTO有效运作的核心支柱之一,但WTO争端解决机构(DSB)因其上诉机构的停摆已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当中。RCEP作为全球覆盖面最广、体量最大的区域贸易协定(RTA),其争端解决机制的构建极具创新与特色。鉴于WTO与RCEP的社会基础一定程度的相似性,争端解决机制内在价值的兼容性,以及争端解决机制规则基础的共同性,RCEP争端解决机制的创新与特色对于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改革具有现实的参照意义。因此,WTO可以充分参照RCEP争端解决机制内在价值取向和具体规则创新,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争端解决机制的改革:第一,将提高效率作为改革的首要价值;第二,将提高争端解决规则和程序的透明度作为改革的重要目标;第三,以专家组为核心重构DSU,既要发挥上诉机构的作用,又要规范和约束上诉机构的职权,完善上诉机构与专家组之间的关系;第四,务实改革特殊与差别待遇制度。

从手段到目的:人民法院司法考核的内卷化与行政化——以A市F区法院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为视角

当前,法院司法考核有从手段上升为目的的倾向。以A市F区法院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为例,该法院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所取得的荣誉数量与新收民商事案件数量形成鲜明对比。造成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缘由是,该法院为达到考核要求人为“注入”“甩干”审理时间短、以撤诉方式结案的物业服务合同和供用热力合同的串案,由此揭示了当前同级法院司法考核的内卷化和上下级法院司法考核的行政化。对此,应从设置灵活的司法考核规则,构建多元的司法考核程序,以及科学地运用司法考核结果等方面对司法考核予以优化。

论诉讼和解作为意定纠纷解决机制——以在线纠纷解决机制为背景

《民事诉讼法》对于诉讼和解仅有原则性规定,制度性的规定大都被遮蔽在调解制度之中,有必要从调解制度中分离出诉讼和解制度。诉讼和解与实体法和解相对,而诉讼和解又可以分为法庭上和解与法庭外和解。在形式上,诉讼和解不需要法院依据和解内容做成调解书,如果是当事人在法庭上达成的和解协议,法院记录在案即可。执行和解合同制度包含了终止程序的内容与实体法和解协议内容,应采分离说,分别处理二者的效力。在实体法上,和解协议改变了实体法的法律状况;在程序法上,诉讼和解具有终结诉讼的效力,相应地也排除了诉讼系属,诉讼和解可以作为强制执行的依据,但没有既判力。在诉讼和解无效、被撤销乃至被解除的情况下,原则上应恢复到原有程序,由原审法院继续进行诉讼和解无效等确认程序。

我国职业足球劳动争议解决机制的完善——基于新修《体育法》的考察

在我国职业足球劳动争议问题上,当前的制度框架内存在两种可行的解决路径,即体育纠纷和劳动争议解决程序。新修订的《体育法》虽强化了体育仲裁的地位,将劳动争议排除在体育仲裁之外,但未明确行业内部纠纷解决机制与劳动争议解决机制的关系。从中国足球协会仲裁委员会的性质、排他性管辖合法性、一裁终局的外部性监督来看,其不具有排除劳动争议解决机制的基础。为进一步完善我国职业足球劳动争议解决机制,应协调足协仲裁与劳动仲裁的受理关系,增强足协仲裁委员会的中立性,发挥其调解功能,提升劳动仲裁的专业性;法院应甄别职业足球劳动争议的涉案类型,明确司法介入的可行性路径,以确保体育自治与司法外部监督的平衡。

国际航空碳减排措施下的航空碳排放争端解决路径研究

为了推动国际民用航空绿色低碳的进程,国际民用航空组织(ICAO)出台了“一揽子”措施,包括技术型降碳和市场机制降碳——国际航空碳抵消和减排计划(CORSIA)。“一揽子”措施目前还处于初步试行阶段,其中,由于CORSIA具体实施的环节牵涉主体较多——ICAO、国家、航空公司等主体之间的交集将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国际争端、私人当事方之间的争端、混合争端三类争端。然而,传统国际和私人层面的争端解决机制在专业能力、权威性、管辖权等方面都有所欠缺,因此主导“一揽子”措施的ICAO理事会成为理想的争端解决平台。但ICAO理事会所主张的《国际民用航空公约》第84条下的争端解决机制,由于组织结构的缺陷多年来并未真正发挥其司法职能。尽管ICAO理事会已经将争端解决机制改革提上日程,但考虑到“一揽子”措施引发争端的复杂性质以及争端解决的最终目的,充分发挥ICAO理事会的行政职能并在ICAO理事会下设立一个常设的争端解决委员会将是一种更为可行的选择。

国际海底区域资源开发争端解决的机制创新——基于“审查机制”的规范分析

随着陆地能源消耗日益增加,海底矿产勘探开发技术快速发展,现有关于“区域”内活动的争端解决机制业已无法满足现实的需要,多元化、多层次的“区域”内活动纠纷对争端解决机制的优化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此背景下,国际海底管理局曾在《“区域”内矿产资源开发规章草案》提出“审查机制”作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区域”内争端解决机制的补充方案,但在新近文本中却表示不再考虑该项制度。通过对“审查机制”产生、弃用之原因以及其运行机制的考察,可以一定程度认识“区域”争端解决活动创新的现实需要,也可以发掘优化现行“区域”内活动争端解决机制的能动范围。“区域”内争端解决制度的优化创新不仅有利于保障中国承包者的切身权益,同时也是中国在国际海洋问题上积极发声的有效切入。“审查机制”因逾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最终被国际海底管理局所放弃。中国应当充分析取其内在经验,提炼中国利益和中国关切,在“区域”内矿产资源开发的规则体系建设中回应《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制度精神,在“区域”内争端解决机制创新中于规范之内寻求充分能动。

《中欧全面投资协定》ISDS机制:欧盟方案与中国选择

2020年年末,中国和欧盟完成了《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谈判进程,但投资者与国家争端解决(ISDS)机制还有待后续谈判。欧盟的ISDS机制立场已经十分清晰,即以具有公法化属性的常设性、两审制的投资法庭机制替代传统的国际投资仲裁,旨在保障欧盟及其成员国的规制权与推动ISDS机制的欧洲化改造,最终提升欧盟在国际投资治理领域的话语权。有别于欧盟,中国在ISDS机制上的基本立场应更加侧重于对本国投资者在欧盟投资利益的保护,因此在ISDS机制的具体设计上不宜照搬欧盟的投资法庭机制,一方面应对其部分组成事项进行优化,另一方面也应适当保留国际投资仲裁的部分要素。

WTO争端解决机制与ISDS机制功效衔接的路径与方法

现代国际法的碎片化发展加剧了“意大利面碗效应”,因同一事实引发的争端在不同条约体制内诉诸救济已屡见不鲜,不可避免地带来国际争端解决机构间的管辖权重叠甚至冲突。其中,先后或同时在WTO争端解决机构和国际投资仲裁庭进行的国际经贸纠纷解决属于比较特殊的一类,既判力、未决原则、体系解释等传统司法体系协调方法难以适用。本文认为可以借助“礼让原则”或引入“衔接条款”理顺争端解决程序运行逻辑,以便穿透两大争端解决机制管辖权相互竞争的表象,利用两者功效衔接来加速破解WTO上诉机构僵局,也可以引导投资者和东道国将两大争端解决机制视为互补性工具,从两者区别与联系中选择诉讼或应诉策略,从而进一步放大WTO争端解决机制和ISDS机制的互补优势,提升国际法治的确定性和效率性。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附件七下仲裁实证研究

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构建的争端解决机制中,附件七下的仲裁属于法律争端解决方法,程序的启动和裁决的执行均具有强制拘束力。该程序在适用中出现了排除适用范围不明、效率和公正较难平衡、仲裁裁决执行力弱的问题。从尊重主权的国际法基本原则出发,附件七下仲裁的排除适用范围不仅应包括海域划界争端、历史性海湾或所有权争端以及必然涉及审议与陆地领土的主权或其他权利有关的争端,还应包括与这些争端密切联系的争端。附件七下的仲裁启动后,应实现程序便捷高效和裁决公正合理之间的平衡:强化与划界或历史性所有权密切联系的争端中当事方合意的必要性,并侧重实现裁决公正。对涉及渔业资源、扣押船舶及船员等亟待解决的争端,则应侧重案件审结的效率。为了保证仲裁裁决的有效执行,除完善相应的执行机制外,还可以加强与其他争端解决机构、国际组织和区域组织的合作,以及引入国家责任理论中的反措施及相关规定。

RCEP争端解决机制评估与中国之因应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重视为成员国提供积极高效和公开透明的争端解决办法,并以独立章节形式将争端解决机制固化下来。RCEP争端解决机制主要包括磋商、斡旋、调解、专家组(裁判庭)仲裁等争端解决办法,是一种将政治方法和法律方法相结合的多维度解决模式,也是一种多样性包容和渐进式改革的有效尝试,这些机制创新传递出更加互惠共赢的积极信号。但RCEP争端解决机制存在一定的缺陷,ISDS谈判也尚未完成,将对我国的数字经济、电子商务等行业造成影响和冲击。为切实维护国家利益和企业利益,中国应大力推动缩小RCEP争端解决机制的不适用范围,积极参与RCEP中ISDS机制的构建与完善,并提前评估后续可能产生的贸易摩擦或争端。

WTO和CPTPP争端解决机制的管辖权冲突与协调

国际法的碎片化和不成体系使得不同的国际争端解决机制之间可能发生管辖权冲突。WTO和CPTPP在成员和实体规则上存在重叠,可能导致管辖权冲突。尽管CPTPP含有排他性场所选择条款,但从WTO争端解决实践来看,排他性场所选择条款的效力未能明确得到WTO专家组或上诉机构的认可。上诉机构曾提出“法律障碍”这一概念,承认在特定情形下WTO专家组可以不行使管辖权。“法律障碍”与一般国际法上的案件不可受理含义相同,排他性场所选择条款、禁止反言、既判力原则等都可能成为存在法律障碍的具体情形。解决CPTPP和WTO管辖权冲突最直接的方法是修改DSU第23条,将场所选择条款引入DSU,为WTO和CPTPP之间的管辖权分配扫清障碍。此外,安妮—玛丽·斯劳特提出的跨国司法对话这一新视角也能为协调WTO和RTAs的管辖权冲突提供借鉴。根据该理论,WTO专家组在面对与CPTPP之间的管辖权冲突时可以遵循国际礼让原则,自愿克制行使管辖权。

RCEP争端解决机制中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探析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在争端解决机制中沿袭了WTO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相关内容具有很强的合理性。但是RCEP争端解决机制中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却存在对象不明确、相关程序模糊和条款强制性低等问题,给条款适用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为了更好落实RCEP争端解决机制中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应该将实现最不发达国家利益作为出发点,增设概念明晰条款、增强条款的准确性和条款的强制性,探寻出一条适用特殊与差别待遇的长远路径。

实效性视域下的朝鲜涉外经济仲裁制度探析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朝鲜实施有限的“对外开放”政策,先后出台了多部与外商投资相关的法律。为了优化营商环境、吸引更多的涉外投资,朝鲜还专门颁布了《朝鲜涉外经济仲裁法》。现行《朝鲜涉外经济仲裁法》的内容基本符合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标准仲裁法。但是,该法在对仲裁当事人合意之保护、仲裁机构和仲裁庭的独立性之保障、与境外仲裁机构之间的司法协助以及涉外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等多个方面的规定尚未完全明确,直接影响到涉外经济仲裁的实效性,因而应通过明确涉外经济仲裁相关法律中的模糊规定、完善仲裁程序、加强国际合作、构建经贸区仲裁体系等方式提高朝鲜涉外经济仲裁的实效性。

基层多元纠纷化解体系之塑造:以村居解纷机制为视角

在我国,多元解纷与社会治理存在正相关性,它更多被视为一种政治制度的实践,可从中解析出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基本意象。村居解纷机制更是国家政治权力向基层延伸的关键着力点。当前,随着社会转型加速,村居解纷机制形成“三角结构”,即保护型村居调解,维控型行政调解,裁断型司法调解,这种结构各司其职、分工有别。村居解纷机制随之产生新变化,即纠纷分流与分工细化、科层强化与形式理性、法律遵循与法治引导。在嵌入乡土社会结构变迁的村居解纷方式转型过程中,村居解纷机制也面临着诸多现实困境,如内卷化的村居调解,纷争悬浮与资源不足,解纷体系的法律能动性匮乏等。如果从基层实践角度建构发展型村居解纷体系,则需依托司法裁判为村居解纷供给资源,并将重塑治理权威作为提升村居解纷能力的努力方向,通过政治导向矫正非理性秩序,在不断优化法律服务的基础上持续强化村居法治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