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金融发展水平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五省试验区的准自然实验

在“双碳目标”的号召下,绿色金融是引导节能减碳的重要市场金融工具,绿色创新是企业减少碳排放实现清洁化生产的重要手段。本文对江西、新疆、贵州、广东、浙江五省区绿色金融改革创新实验区进行准自然实验,以沪深A股的上市企业为样本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对绿色金融与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究,并针对企业和省份层面的其他变量进行异质性分析。研究发现,绿色金融政策能够提升企业绿色创新能力;非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非重污染行业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普遍强于其他企业;同时地区开放水平也会影响企业的绿色创新能力。因此,政府需要完善绿色金融改革体系;针对重污染行业制定对口指导方案;引入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加强国际合作。

旅游制度创新能否推动城市旅游经济发展?——来自“旅游业改革创新先行区”的例证

研究将“旅游业改革创新先行区”视为旅游制度创新的准自然实验,选取2009—2019年中国重点旅游城市的面板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法对旅游制度创新能否促进城市旅游经济发展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①“旅游业改革创新先行区”政策对于各试点城市旅游经济发展产生了明显正向影响,表明旅游制度创新能够推动城市旅游经济发展;②旅游制度创新对于城市旅游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存在显著区域异质性和规模适用性特征,其更有利于北方城市和普通地级市旅游经济发展;③旅游制度创新可以通过壮大旅游产业规模、完善基础服务设施、旅游扶贫共建共享富民、创新旅游资源观念和推动体制机制创新等路径促进城市旅游经济发展。据此,提出积极推动旅游制度创新、优化先行区创建单位的空间布局、积极发挥旅游制度创新政策的示范引领作用等举措,以更好地推动各地旅游蓬勃发展。

论建设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的战略取向和政策内涵

建设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是中国在促进产业结构优化提升,把旅游业培育成战略性支柱产业过程中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和部署。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层面,分析建设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的必然要求和战略取向,并结合国家对建设云南、海南、桂林3个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的战略要求和部署,从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建设国际一流旅游目的地,提升可持续旅游发展能力,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优化旅游消费环境和增强旅游综合服务保障能力等方面,综合分析了建设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的政策内涵。

沿边金融综合改革:广西的先行先试

在"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推进的背景下,广西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的金融创新,应在沿边、沿海、沿江"三沿"区位优势下构建中国-东盟金融创新平台,构建广西特色"沿边金融模式",完善和加快跨境边贸结算机制建设,打造边贸特色支行,多元服务沿边金融。

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产业功能区及其管理体制解构:天津滨海与重庆两江

产业功能区是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优质资源的主要集聚地,集中了区域内的主导产业和优势产业,其管理体制直接决定着产业功能区的发展效益和发展质量。天津滨海新区与重庆两江新区产业功能区发展及其管理体制设置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一定差异。通过对天津滨海新区与重庆两江新区产业功能区发展及其管理体制的比较可以得到启示:产业功能区定位是对中央赋予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战略定位的细化;产业功能区承载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历史使命;产业功能区发展应结合地区要素禀赋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在产业功能区不同发展阶段应选择不同的产业功能区管理体制。

央地关系一体化下的地方政府创新与区域发展

发展型地方主义正日益遭遇到资源要素紧约束的困局。由于资源要素的行政化配置,使得地方政府推动经济高速增长所需要的资源主要是通过政府层级配置来获取,向中央争取资源要素就成为加快区域经济发展的理性选择。国家垄断公共资源要素的配置权成为中央控制地方的一种新机制和新趋势。近年来,不断兴起的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创建,其实质是资源要素的紧约束环境下,地方政府以扩展区域发展空间和公共资源为主要目标的制度创新。而中央政府通过有选择地对地方政府进行资源要素的倾斜政策,加强了对地方政府和区域经济发展的调控力,区域的差异化发展战略越来越多地整合进国家统一的发展模式之中。因此,构建中央与地方政府间有效的治理体制关键在于建立更为公平的市场化的资源要素配置机制,提高政府间关系法治化程度,为中央与地方关系运作提供一个制度化架构;同时,建立政府间民主协商与合作机制。

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经济溢出效应研究

制度创新是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本质特征,带动周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是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重要任务。基于综合配套改革的溢出效应机理,以2010年前设立的8个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及周边省市为研究对象,运用计量经济分析方法对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对周边区域的经济溢出效应的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对周边区域存在经济溢出效应,而制度创新的溢出效应并不明显;经济溢出效应的强度随着空间的延展而递减;综合配套改革未能强化经济溢出效应。

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设立的评价指标与选择策略

随着各地对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争夺热情的高涨,研究设立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评价指标和选择策略,为国家在各地选取试验区时提供客观的、可以量化的判别标准和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文章提出,应根据候选城市的自身发展能力指标、制度创新能力指标和区域联系能力指标进行评价和筛选,选择那些区域主导优势明显、有中心城市或城市群为依托的城市;进行选择时,还要遵循国家经济重心空间转移的动态规律。

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土地制度创新研究述评

在我国设立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大背景下,作为统筹城乡改革关键环节的农地制度创新问题受到学界高度关注。本文分析了现阶段试验区土地制度创新理论的热点,阐述了此方面研究的特点,取得成果的意义及需要进一步深化的问题。

继续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 全面提升集体林业经营发展水平

充分肯定并集中概括了浙江省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政策与制度创新。浙江省全省年林业产值超过4000亿元,用占全国2%的林地产出了占全国8%的林业产值,实现了由资源小省向产业大省的跨越,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做出了最好的诠释,要求各地认真学习借鉴浙江等地的典型经验。强调要从推进林业改革、推动林业发展、提高林产品供给能力、促进农民就业增收和提升林业经营水平方面,充分认识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重大意义。指出当前全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已经进入新的阶段,并明确提出了下一步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主要任务。包括探索推行集体林地三权分置,积极推进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吸引各种资本进入林业,培育壮大新型经营主体,推进绿色富民产业发展,加强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抓好改革试验示范区建设等7个方面。

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空间布局与分维差异

通过布局定位、增长极形态、城市群空间分布、战略主题四个方面厘清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空间布局特征,利用因子分析方法确定了空间差异分析的维度和因子分值,并据此进行了极点城市分维聚类差异分析。认为:牵引能力、投入效率和产业结构是评价不同极点城市发展差异的三个主要方面,并得出结论:第一,上海浦东新区和深圳两个试验区经济发展水平高、发展效率高、国际化程度高、服务业发达,未来的发展方向是加快发展速度。第二,天津滨海新区发展速度快、制造业发达、利用外资多,发展方向重点在优化产业结构和提高投资效率。第三,武汉城市圈和长沙、株洲、湘潭城市群中武汉是发展能力最强的城市,成为中部地区的主要增长极;成渝都市圈中成都的发展能力高于重庆。武汉和成都要加强现代产业体系的建设,重庆、长沙、株洲和湘潭要注重产业结构的优化。最后,提出了未来发展方向。

城乡统筹下的旅游发展——以成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为例

在城乡统筹发展的大背景下,城乡旅游的统筹发展是大势所趋。文章概述了旅游统筹发展的研究进展,并以成都改革试验区为例,总结了该区旅游统筹发展的成功经验和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旅游统筹发展的对策。

广西沿边金融改革试验区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实证研究

金融生态环境对广西沿边金融改革试验区建设起着重要作用。本文考察了广西沿边金融改革试验区金融生态环境现状,构建了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因子分析法对广西全区和沿边金融改革试验区6个地市2008~2012年的金融生态环境进行测评。研究结果表明：广西沿边金融改革试验区金融生态环境近5年均在不断改善,但是金融生态环境质量不高,并且各地市金融生态环境建设差异大。为此,要多举措加快推动试验区金融生态环境建设,助力广西沿边金融改革。

国家中医药综合改革试验区中医治未病服务体系建设探索

为探索一条新型的中医预防保健服务发展路径,规范县域中医治未病服务体系,培养中医治未病团队,提升基层中医药预防保健服务能力,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以探索中医治未病的政策机制创新为突破口,整合资源,改革创新,提出中医治未病"1233工程",着重建立完善中医治未病服务支持体系、社会机构联动体系和服务评价体系,在5年的实践中取得了初步成效。

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机理及对策研究

为了实现改革的路径从单方面改革向综合配套改革转变以及区域协调发展,建立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显得尤为必要。基于此,就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内涵和特征以及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机理以及政策建议等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

论黑龙江省森工现代林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

黑龙江省森工林区作为全国最大的国有林区,是东北、内蒙古重点国有林区的核心,具有重要的生态地位。建立黑龙江省森工现代林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推动国有林区经营管理体制改革、提高保障国家生态安全的主体功能作用、加快林区转型、建立现代林业产业体系、促进林业职工持续增收、推动林区民生建设的重要途径。建立黑龙江省森工现代林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应从以下一些方面入手:加强生态建设与保护、创新林业生产经营体制、加快构建现代林业产业体系、创新林区财税金融扶持、创新涉林资金管理使用的体制机制、创新林下经济产品流通方式和流通业态、完善林业科技创新和服务体系、完善林业扶持政策、完善林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等。

农村综合改革试验区农民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调查与分析:云浮1000个农户样本

农民是农村综合改革试验区的建设主体和现代农业发展的实践者。实现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发展的目标,关键要加强农民职业教育与培训。根据云浮市农村综合改革试验区1000个农户家庭的调查,可知农村综合改革试验区农民职业教育与培训存在着经费不足、多部门管理、师资力量不足、立法滞后等问题。完善农村综合改革试验区农民职业教育与培训,要建立健全农民职业教育法律法规和制度体系,加快制定现代职业农民的职业标准,根据现代职业农民的需求选择培训内容,加大农民职业教育与培训的财政投入。

设立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理论基础与准入条件探索

随着各地对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争夺热潮的高涨,研究设立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理论基础和准入条件,为中央在全国选取试验区时提供一个客观的、可以量化的和能够操作实施的标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两型社会”发展战略法治化的客观必然性分析

武汉城市圈与长株潭城市群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作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其目标定位与历史使命之一就是构建"两型社会"。而构建"两型社会"就必然使各项工作法治化,这不仅是理论之使然,也是历史的选择,同时也是构建"两型社会"的现实需要。

滨海新区与浦东新区的比较分析

上海浦东新区和天津滨海新区先后被批准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两地区具有不同的开发历史及经济特征,对比两者在综合配套改革过程中的不同之处,具有一定实际意义。对比两者开展综合配套改革基础条件的差异,对两者综合配套改革进行比较和分析,借鉴浦东新区的主要经验,有助于滨海新区的综合配套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