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亲亲相隐”规则

本文首先从两个案例中可以看到 ,不设立亲亲相隐规则的法律并非是好的法律 ,其次从理论的角度分析了建立这一规则的合理性 ,并在考察了我国古、近代及西方国家的相关制度后 ,认为设立和实施相隐规则是非常必要的。

“亲亲相隐”或“大义灭亲”:人伦秩序与公共秩序的关系研究

“亲亲相隐”与“大义灭亲”这一对矛盾的背后,隐藏的命题是人伦秩序与公共秩序的关系,两者既有一致的一面,也有冲突的一面。笔者的研究成果主要有:第一,通过理论研究发现,“亲亲相隐”与“大义灭亲”的立法在理论上都有其合理性;第二,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受对家庭成员的信任度、法律素质和对意识形态的认同度的影响,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公民的告亲行为呈现出“亲亲相隐”与“大义灭亲”并存的状态;第三,基于理论与实证研究,并借鉴古今中外的相关立法,笔者认为在两种秩序发生冲突时,一般情况下应当维护人伦秩序,因为这是人最基本的价值需求,法律不能置之不顾,而在特殊情况下,如涉及恶性犯罪,则必须强调公共秩序维护的优先性。

中国传统“亲亲相隐”制度重构的必要性分析及立法建议

"亲亲相隐"是一项具有中华法系特色的法律制度,自汉代以来被历朝的封建统治者所推崇。这一制度在新中国建立之后基本上被废弃。这种以伦理亲情为纽带的法律制度对社会稳定和和谐社会的构建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笔者的社会调查也显示恢复这一制度是顺应民心的,因此应当在当代的刑事立法中予以重构。

我国亲属拒证特权的制度设计——从比较法的视野

亲属拒证特权是证人特权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世界上大部分法治发达国家和地区都已设立该制度。大陆法系国家对于亲属拒证特权的适用持较为宽松的态度,一定范围的亲属之间均可主张该特权;英美法系国家的亲属拒证特权仅限于夫妻之间,同时规定了具体适用的例外。在我国设立亲属拒证特权有其正当性,设计我国的亲属拒证特权制度应立足于我国的社会现实及法律文化传统,采用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模式,同时注意在保护夫妻家庭关系与探求事实真相之间保持平衡,规定一定情形的例外。

对容隐制度重新入法的思考

容隐制度是人类社会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它规定一定范围的亲属可以相互隐匿犯罪而不受处罚。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大陆法系、英美法系和社会主义法系都有容隐制度的相关规定。中国历史上存在大量、系统的容隐制度,然而,新中国建立后我们抛弃了它。重新确立容隐制度,符合刑法上的期待可能性理论,顺应对人权保护的要求,符合法治精神,符合系统论的观点,符合对更高价值的选择要求,符合犯罪构成理论和证据证明力理论。

犯罪危害性评价的方法论

犯罪危害性评价是我国传统刑法理论的核心内容。有关该问题的研究,学者们仅驻足于本体论与价值论层面,而在方法论层面则缺乏必要的深入。运用辩证思维探寻犯罪危害性评价的方法论,把握犯罪危害性评价的个体性与社会性、伦理性与政治性、历时性与共时性,不仅有助于犯罪危害性评价的科学化与合理化,而且对于进一步明确犯罪危害性理论的学科地位也将大有裨益。

我可以不证明我的亲属有罪吗?

我国法学领域对“亲亲相隐”一般持否定态度 ,但“亲亲相隐”精神并不必然与现代法治相违背。许多现代国家的刑法中存留有“亲亲相隐”的条文 ,一些国家的刑事诉讼法中也有一些“亲亲相隐”的规定。将我国传统法文化中“亲亲相隐”的有关理念引进现代法制体系中 ,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容隐权制度 ,有益于关照传统 ,维护亲情 ,促进社会的和谐。

“亲亲相隐”与现代容隐制度

文章通过对"亲亲相隐"原则历史嬗变的考察,提出"亲亲相隐"原则存在的合理性,认为"亲亲相隐"不仅符合现代刑事法的谦抑主义思想,而且体现了现代刑事法保障人权的价值追求,在现代设立这一制度也有其现实可行性,最后,提出了在我国构建现代容隐制度的一些建议。

论亲属拒证权的引入——由新刑事诉讼法第188条所想

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均引起了轰动,透过修正案草案说明不难发现立法者所持有的"刑诉法应当在家庭关系维系方面发挥作用"的立法精神。然而,新刑事诉讼法第188条的内容并不能真正落实上述立法精神,该条所努力的方向是证人出庭作证制度,而非作为问题根源存在的强制作证义务。故只有引入作为强制作证义务例外之一的"亲属拒证权",才能够从实质上起到维系家庭关系的作用,进而实现此次修法目标。

“亲亲相隐”孰之权利

“亲亲相隐”是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中规定的一项义务,其对应的是被容隐的权利,当代西方法律制度中的拒绝作证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其对应的是国家不得强迫公民来证明其亲属有罪的义务,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亲亲相隐不能适用于当代法律制度。

“亲亲相隐”的法学意义探微

在春秋时代,孔子提出"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思想,不仅具有伦理学意义,在法理学上也具有深远的影响。"父子相隐"延伸为"亲亲相隐",在法律与道德之间,在公共道德与家族私德之间,形成了矛盾对抗关系。在古代社会,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有关于亲属作证的豁免权规定。今天的西方社会,许多国家在作证问题上也为亲属相隐容留了亲情空间。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在公民作证义务的规定上有过于严苛、过少考虑人情世故的倾向,应对《刑事诉讼法》中作证权的规定予以修订。

从传统伦理道德视角阐释重构我国亲属拒证权问题

亲属拒绝作证权作为现代法治国家的一项重要制度,在许多国家的诉讼法典或证据立法中都有明确规定。目前,我国现行诉讼法虽对此尚未做出相关具体规定,但法学理论界关于是否重构证人拒绝作证权制度的激烈论争却存在已久。本文拟从我国传统伦理文化视角,来阐释重构亲属拒证权的重要现实意义及提出几点重建构想。

论我国容隐制度及其现实意义

容隐制度又称亲亲相隐,是我国古代法律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它始于春秋,形成于汉,成熟于唐。我国的容隐制度在彰显孝道的同时,又反映了“礼法合治”下的人伦精神。因此,我国的证据制度应对之进行大胆合理的吸收。

论不完整意义上的亲属拒证权——评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188条

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188条增设的亲属出庭作证义务豁免权填补了我国现代亲属拒证权制度的空白,丰富了《刑事诉讼法》人权保障的内容,显现出容隐制度呈现出回归的端倪,彰显了我国与现代西方法律制度相融合的趋势。相较于中国古代的容隐制度和现代西方国家的亲属拒证权制度,亲属出庭作证义务豁免权只能被视为不完整意义上的亲属拒证权。无论是权利主体范围,还是权利内容,亲属出庭作证义务豁免权都有进一步完善发展的空间;并且该规定在实施中可能遭遇被误读、阻碍案件证明、流于形式以及侵犯被告人对质权的风险。对这些风险和问题应当予以充分认识、合理应对,以使司法实践准确落实这一规定。

亲属拒证权制度与亲属伦理结构关系研究

亲属拒证权制度因有助于维护良好的亲属伦理秩序而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认可,这一制度与社会亲属伦理结构之间存在紧密联系。亲属拒证权制度是社会主流亲属伦理观在刑事证人制度中的体现;亲属拒证权制度的制度设计对社会伦理结构具有引导作用,二者之间是一种决定与引导的互动关系。应当根据我国当前亲属伦理结构现状完善亲属拒证权制度,亦应当利用亲属拒证权制度确立的契机引导良好亲属伦理结构的巩固与完善。

从容隐制度看近亲属拒绝作证权在我国立法的可能性

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就极其注重伦常纲纪,"亲亲相隐"或"亲属容隐"的规定在中国古代历朝的法律中均有体现。本文试追根溯源古今中外关于"亲亲相隐"制度的规定,分析现阶段有限制的引入"亲亲相隐"制度的合理性,以期对我国确立"近亲属拒绝作证权"提出有益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