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梓风雅、地方诗史与国家政教——论清代江苏郡邑诗话的价值变奏

江苏是清代郡邑诗话编撰的重镇,一般认为属于该地区的郡邑诗话共有5种,即阮元《广陵诗事》、单学傅《海虞诗话》、李福祚《昭阳述旧编》、顾季慈《蓉江诗话》和徐传诗《星湄诗话》。论者据清末报刊《益闻录》,辑出一部新的江苏郡邑诗话《东洲诗话》,其作者是海门人沙仁寿。这些诗话搜求本邑耆旧之诗,裒辑乡贤之事,以恭敬乡曲桑梓之意,导提乡邦风雅之流,具有突出的地域性,是清代江苏地方诗史的重要资料。另一方面,诗话编纂者们还特别强调本邑儒士之端行、名将之忠烈、节妇之贞行等,其在建构地域诗史的同时,显示了跨地域的共通性,即注意贯通地方文化传统和国家政教诉求,这呼应了清代主流的诗学思想,表明清代江苏郡邑诗话建构的"小传统",其终极指向是"大传统"。

日本诗话对清代诗文的接受与批评考论

在对清代诗文的接受与批评问题上,日本诗话作家以域外视角进行品评,虽然他们之间的角度不同,理解各异,但其中颇多精辟之见,可为当今的文学批评提供新的视域和阐释维度,亦可见中国诗文创作之风和诗论之见对日本汉诗和诗话创作的影响之深,值得我们深入发掘。

明清诗学批评中的雅俗论

雅俗论是我国古典诗学的基本批评理论之一。它在明清两代分别得到深入地阐说和流衍,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继承前人高标去俗崇雅观念的基础上,结合诗学辨体理论对诗歌去俗崇雅予以了进一步的细致探讨;二是承传宋人以来的化俗为雅之论,对雅俗的具体转化及其相关论题、因素予以了探讨;三是出现了对雅俗之论予以消解的论说。上述几个维面,共构出了我国古典诗学雅俗之论的最后辉煌。

王船山《唐诗评选》的选诗特色与选评背景

王船山《唐诗评选》主要入选山水田园诗、宫廷酬唱诗、怀人诗、送别诗,较少怀古咏史诗、战争诗、闺怨诗等题材,在具体诗人评选上则呈现两极分化特色,杜甫入选91首而大量名家名作或只选一两首,或被黜落。王船山唐诗观曾受复古派"诗必盛唐"及元明诗学辨体观念之影响,从其评点可知《唐诗评选》建立在广泛涉猎、吸收前代唐诗选本基础之上,顾璘批点本《唐音》与王船山的诗学思想若合符契,而高棅《唐诗品汇》、钟谭《诗归》则被王船山目为庸劣。王船山在"引古以正今""风以世移"的古今双重诗学参照下开展唐诗批评,被钱钟书誉为"识趣甚高"。

清代诗学视野中的“趣”

“趣”是我国古典诗学的重要审美范畴 ,它在清代诗学视野中得到完整深入的阐说和展开 ,表现为 :一、在诗评中得到极为广泛的运用 ;二、在诗论中得到全面深化 ;三、在个诗论家手里得到集中论评与阐释。上述三方面 ,标示出了“趣”作为我国古典诗论审美范畴的成熟。

清代诗学对批评方法的运用

清代诗学对批评方法的运用,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对意象批评方法的运用;二是对比较批评方法的运用;三是对源流批评方法的运用;四是对摘句批评方法的运用。清代诗学作为我国古典诗学的总结集成阶段,它对不同文学批评方法予以了全面的继承、丰富、深化和完善。

朝鲜文人对明清诗歌批评的价值

明清诗歌传到朝鲜后,受到热切关注,文人们以各种形式对其展开了褒贬不一的批评。这些批评有如下重要价值:一、对考证明清诗歌的东传时间有重要的参考作用;二、反映了明清诗歌在朝鲜的传播及影响盛况;三、是中国诗评的丰富和补充;四、对研究当时两国的政治、文化交流以及补充地方志有宝贵的文献价值。

作为清代诗学价值观基础的“温柔敦厚”诗教观

清代诗论家自觉将"温柔敦厚"诗教观作为诗学价值观的基础,重视其对于诗歌创作的指引作用。明清之际的诗教观普遍将诗教与风雅正变的思想结合起来,重视诗教说指切时政、干预现实的功能,钱谦益、黄宗羲、王夫之等人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其诗教观对清代论诗风气具有开启作用。康雍时期的诗教观普遍排斥变风变雅之音,维护中正和平的盛世之音,汪琬是典型的代表。叶燮则是例外,他提出"诗变而仍不失其正""正变系乎诗"的文学发展观,将"温柔敦厚"诗教原则提升到诗歌本体建构的高度。乾嘉时期是弘扬诗教最突出的时代,对诗教原则阐释的重要特点是不将温柔敦厚诗教作为一个僵化原则看待,而是予以多样化的阐释。这一现象的产生,既反映了时代变革对于传统诗教论的巨大冲击,也说明诗教作为影响深远的理论本身就具有极大的灵活性与包容性。

李慈铭论诗中的辨体意识及其批评史意义

李慈铭是晚清著名学者和文人,其淹通经史,好臧否人物,诗学成就颇高,诗学评论亦鞭辟入里、深切时弊。李慈铭的诗学思想和批评实践中的辨体意识,意在矫正晚清诗坛之弊。其论诗中的辨体意识更在批评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其刻意淡化流派论,打破具有绝对权威的诗歌创作偶像,以客观的创作规则立范,打破了唐宋诗之争以来诗学批评往往为矫一弊又生一弊的弊端,体现了李氏在知识失范的时代秩序化的追求,渗透着批评家的选本意识,也是诗学大总结时期透露着近代理性主义哲思的兼宗的诗论意识。

清前中期才媛诗学批评述论

清前中期是才媛诗歌创作的繁盛期,此时还出现了大量序、跋、诗话、诗评、论诗诗等体裁的才媛诗学批评。这些著作集中对才媛诗美学特质、诗教观念及诗文创作进行讨论。综合来看,这一时期的才媛诗人提出了一系列独特的诗论观点,但也存在争论和思考。在创作上,才媛主天籁重性灵,学古不溺于古。在诗学批评上,出现从重文采向重德行转变。在诗风上,则有"闺阁本色"与去"脂粉气"之论争。潜藏在论争背后的则是"性别悖论"的问题,需结合才媛所处的时代环境、家情境遇、个人遭际等因素予以客观认识方能破解。

修正与批判:明末清初王世贞汉魏诗学观的接受——以胡应麟、许学夷、王夫之为例

作为明代复古诗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王世贞汉魏诗学对明末清初的文坛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由于时风趋向与文学语境的演变,王世贞汉魏诗学观在明末清初的接受行为被后世误读为"绝对肯定"与"绝对否定"的对立两端。事实上,以胡应麟、许学夷为代表的复古诗论家,并没有将王氏汉魏诗论奉为圭臬;而以王夫之为代表的遗民学者亦没有全盘否定王世贞的复古诗论。三人依时代环境的不同,或修正,或批判王氏汉魏诗学观,在理性接受的前提下融入各自对汉魏诗学的体悟,以求构建合乎艺术规律的诗歌审美体系。

清代西域流人作家诗歌创作中的情感表达

西域是清代主要的流放地,流人作家将自己的所思、所见、所感以诗歌的形式呈现。面对自我内心,流人作家在现实中抒发思乡之愁情,在理想中以梦的形式回归故乡;面对戍地的他人,他们称赞上官渴求早日赦还,他们与同人互相宽慰帮助;面对国家与民族,他们感慨祖国历史与山河,赞美自然与西域民俗。清代西域流人流放经历令他们的诗歌表现出与中原诗歌迥异的诗歌主题与情感表达。

明清诗歌总集凡例的文体特性及诗学批评建构

从杂糅于序到独立成文,凡例的文体发展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区别于序体的叙说模式,诗歌总集凡例采用排比分条的论说方式,包容度广,自由度高,学术性强。凡例于说明总集编排体例和分类方式时,辨体溯源;凡例在交代小传的设置以及"以诗存史"的编纂理念时,体现编纂者注重考察人品与文品的双向互动;明确选本选录标准时,凡例则又关涉诗歌审美风范的品评。诗歌总集凡例展示了一条明清唐诗选本在格调与性情间寻求平衡与互补的唐诗学演绎轨迹,清代宋诗选本凡例展示了选编者标举宋诗的路径;选编者对各体式诗歌主体风貌的大致认同,则从另一个侧面展示出明清诗学的审美趋向和主体品位。

钱钟书清代诗学评论刍议

钱钟书对清代诗学的论述是20世纪清代诗学研究的重要成果,《谈艺录》中有关清代诗学的评价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来的清代诗学研究。钱钟书凭借他过人的学识和特殊的学术渊源,不仅揭示了清诗史的若干重要环节,为一些著名诗人的评价划出标准,还阐明了清代诗学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尤其是涉及宋诗派、桐城诗学、晚清诗坛的论述以及对王士禛、钱载、袁枚、江湜、黄遵宪等一些重要作家的认识,直接主导了新时期清代诗歌和诗学研究的走向。回顾20世纪的清代诗歌和诗学研究,有必要对钱钟书的学术成就作一番总结,同时对他论述中的一些偏颇不确之说加以反思和辨正,从而给钱钟书的清代诗学研究一个恰如其分的定位。

清人辑选清诗总集评点考论

总集不仅是作品的总汇,同时也具有文学批评的功能。这既体现于选诗的范围、数量比例以及风格等客观展示之中,又表现在总集的序、跋、凡例、圈点、批注及其他相关主观论说中。其中圈点和批注,最具批评功能。总集评点是辑选者、作者与读者直接对话、交流的层面,充分体现了总集的批评价值。作为诗歌总集的集大成者——清人辑选清诗总集,除了一般意义上的圈点、批注形式外,其评点还与诗话关系密切。清人在辑选清诗总集的同时,往往撰写诗话,为辑选者读诗体会和理论总结。同时,清人在辑选诗歌时,又辑录诸多其他读者读诗、品诗之文字,因此,诸多读者参与其中评点诗人、作品,亦为清人辑选清诗之一大特色。

论岭南诗派“雄直”诗风的形成

岭南诗坛在千年的发展过程中,整体来看偏于"雄直"一路。岭南诗派的"雄直"诗风的形成既与其诗歌传统、诗学好尚有关,也与地域环境和岭南士人的遗民精神有关。连绵的五岭隔阻了岭南与中原的交通,同时也减弱了中原和其他地区的文学对岭南文学的影响。岭南远离中原,僻处岭海之间,群山和大海深刻地影响着岭南人的心理,也影响着他们的文学表达。故粤人之诗"不在天下风气之内",能"自抒声情,不与时为俯仰。"自宋元厓山大战,经陈献章对"厓山精神"的倡导,抗志不屈的遗民精神成了岭南士人的一种集体意识。因着岭南遗民精神在明清鼎革之际的这次集体飙发,"雄直"终于成为岭南诗派的主导诗风,而被普遍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