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伦理学对科技伦理治理的贡献与新作为

《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的出台,标志着中国科技伦理治理体系进入新阶段。中国科技伦理的研究与实践是沿着两条进路开展的。一条进路是从一般伦理原理出发,推导出具体科学和实践的规则;另一条进路是从科学研究的问题和科学技术事件和案例出发,逐步形成针对科技过程中某一类特定现象或问题的伦理治理原则与共识。医学伦理学研究也是这样形成医学道德传统和现代生命伦理学传统的。在伦理治理实践中,医学伦理走在科技伦理的前列,形成了科技伦理研究与发展的“先行区”、伦理审查建制化“探索者”和科技伦理治理的“示范区”。伦理治理意见的出台不是医学伦理治理研究的终点,医学伦理学需要有新的作为。一是对医学伦理学理论基础和方法论的再思考,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二是对两条研究进路的再思考,两条道路平衡发展互相支撑。三是对伦理与法治关系的再思考,不断提高伦理治理法治化水平。

伦理先行: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治理策略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新动力,为社会民生创造新福祉,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现实挑战。中国现行立法已为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划定了基本的安全保障底线,但该技术的发展方向和产业发展均处在高度不确定性当中,部分安全风险可能是被制造的焦虑,以国家立法形式进行规制为时尚早。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治理需要伦理先行,坚持激励相容精神,为人工智能新技术新应用创新留下充分空间,以伦理治理的方式推动技术社区、产业群体、社会组织、社会公众、治理机构共同进行探索磨合,凝聚共识,待实践经验充足、立法时机成熟时,再将共识性规范纳入法律框架之中。

前沿科技的深层次伦理风险及其应对

当前,生命科技和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的伦理风险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切,我国的科技伦理治理正在走上制度化发展之路。为了更好地推进我国科技伦理治理工作,我们必须切实把握作为科技伦理治理重点的前沿科技的特征,揭示其所呈现出的一系列深层次伦理风险,从而进一步加强对科技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的理解,探索和重构风险认知的底层逻辑。其一,充分认识新兴科技驱动的科技社会系统的革命性变化,以此理解前沿科技深层次伦理风险的结构性实质。其二,立足前沿科技伦理治理的开放性实践,将科技伦理的风险认知和规范视为相关群体不断更新的集体认知和工作假设。其三,强调前沿科技风险认知的系统性与可塑性,赋予科技和创新更大的可能性空间。由此,我们可以得出树立科学认知的伦理边界、设置合理的伦理法律门槛、形成具有开放性和整体性的治理机制、增进公众科技伦理素养以及遵循相称性原则等面向深层次科技伦理风险的预控和应对之道。

社会信用治理模型选择:由风险预测制迈向行为积分制

模型是对实践的抽象化表达,内含实践的认知理念和价值判断。不同信用模型内含不同的信用治理理念并会产生不同的社会效果。风险预测制模型用于风险预测和秩序控制,在实际社会信用治理中产生过度收集数据、模型黑箱化、难以有效预测等问题。究其原因,在于技术设计过程未能有效反映治理需求,反而消解了人的主体性地位。社会信用治理需要从行为改变出发,迈向行为导向,转换治理范式。行为积分制模型以行为理论为支撑,通过将社区治理过程中的日常事项转化为积分激励事项,推动社区居民积极参与到社区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建设中,以共建推动共同治理,将共治行为转化为积分,进而实现治理成果的共享,提供了民主治理的新范式。在推动信用体系建设过程中,应更多考虑行为积分制模型的应用和推广。

新兴技术伦理风险协同治理研究

新兴技术在造福人类社会的同时也引发了诸多伦理风险问题,防范和化解新兴技术伦理风险成为科技创新领域的重点内容,须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新兴技术伦理风险治理研究,以高效治理范式促进新兴技术良性发展和科技创新事业向善而行。通过阐释新兴技术伦理风险概念内涵和基本特征,剖析新兴技术伦理风险具体样态、生成缘由和管理问题,运用协同治理范式,从治理理念、治理主体、治理手段、治理过程和治理范围出发,提出新兴技术伦理风险协同治理实施路径,为有效应对科技创新领域伦理风险问题,着力提高新兴技术伦理风险治理效能,大力促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理论指导和政策支持。

科技介入竞技体育的立场辨析、界限厘定与规制路径

新兴科技极大地助推了竞技体育事业在全球范围内的高质量发展,同时亦给竞技体育发展带来新的风险和挑战。如何划定科技应用的边界及建构适当的规制体系是竞技体育当下面临的重大问题。运用文献资料、逻辑分析等研究方法,阐述科技介入竞技体育的立场之辩、界限及规制路径。研究发现,科技介入竞技体育在遵循或背离竞技目的、捍卫或摧毁公平竞争、解放或侵害人类本质等方面具有两面性。研究认为,无条件开放与无差别驱逐是违背竞技体育发展规律的两种偏执,中道之选是维持科技对竞技体育的适度介入;科技介入竞技体育应以公平竞技为直接界限、以以人为本为间接界限。科技介入竞技体育的规制路径:弘扬人文精神,回归竞技体育本质;伦理治理先行,健全体育科技伦理治理体系;加强规则约束,完善体育行业自律规范。

科技立法基本原则、监管趋势与未来展望

因问题意识而兴起的科技法存在体系化不足的问题。通过系统的文献综述,可以归纳科技立法的基本原则、监管趋势,进而为科技法的体系化指明道路,并对未来的重要议题作出展望。研究发现:人本主义是贯穿科技立法与科技法研究的主线,其可具体化为“科研自由”“创新激励”“安全保障”“可持续发展”4项基本原则。人本主义与治理现代化理念的结合,对科技监管提出了监管理念平衡化、监管对象全面化、监管节点前置化、监管手段精细化的要求。以“人本主义”这一主线为指引,串联、补足科技法律规范,明晰监管手段的现代化路径,不失为实现科技法体系化、凸显其独立学科属性的良方。最后提出,未来科技立法应在进一步挖掘政府与市场、安全与人权、国际竞争与合作、技术与人性的基础上展开。

机构伦理审查信息化管理系统的建设与实践

随着社会进步,科技研发活动全球化发展,医疗机构伦理委员会审查项目日益增多,电子信息化的建设及管理显得异常重要。在机构伦理审查电子信息化建设的过程中应基于科技伦理治理的新政策,考虑机构伦理委员会的制度和标准操作规程,并结合工作实际制定合理的流程,简化人工操作,提高项目管理的准确性,做到精细化管理,方便研究者、伦理委员会秘书及委员的沟通交流。

上海疾控机构纵向型伦理审查委员会建设重要性、可行性与建设思路

上海疾控机构纵向型伦理审查委员会建设将是公共卫生伦理在疾病预防控制领域的重要探索,能够为强化疾控系统公共卫生伦理规范和管理、提升从业人员公共卫生伦理认知提供实践场域,对疾控机构开展现代化公共卫生治理有着积极的作用。研究从公共卫生的概念、学科范畴和治理实践等三方面论证出建设的重要性,即纵向型伦理审查委员会是公共卫生治理遵循公共卫生伦理约束和规范的有形手段和工具,是践行公共卫生伦理人群健康价值取向的约束型载体和集中体现。随后,阐明疾控机构的紧密型关系提供纵向型伦理审查委员会建设的社会环境可行性,疾控机构实践和科研的同质性特点促成工作场景与场域可行性。进而,从管理学视角,论证系统原理、人本原理、责任原理和效益原理等建设原理,从建设目标、主体、客体和规范等方面提出建设框架,为区域公共卫生伦理委员会建设设想提供实践经验。

科技伦理治理:核心要义、面临困局及实现机制

科技伦理是科技活动开展过程中要遵循的价值理念和行为规范,科技伦理治理是现代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的重要保障。科技伦理治理内嵌伦理共治,是多元主体参与的互动协商过程。随着新兴科技的发展,中国对科技伦理治理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但仍然面临相关政策难以有效落地的问题。本文基于治理目标、治理主体、治理对象、治理手段和治理模式这五方面治理要素,分析中国科技伦理治理面临的困局,构建“一体一基三翼”的科技伦理治理机制,为促进中国科技伦理治理顶层设计更好地“落地”、推进科技创新健康有序发展提供参考。

智能技术赋能教育数字化治理:内涵、框架及路径

当前,我国教育领域正迈进“数字融合”“数据治理”“数智决策”的数字化转型时代。而推进教育数字化治理是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教育系统响应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步伐、提升教育管理服务效能、开创新阶段教育治理新格局的时代动因和诉求。教育数字化治理呈现出数据要素化、平台一体化、流程最优化、决策协同化、伦理治理规范化等显著特征。应在正确把握其时代背景、目标价值和内涵特征的基础上,以整体生态视角系统构建多层次教育数字化治理体系、智能技术支撑体系、数字伦理与安全治理体系,以智能技术作为基础支撑,以加强数字伦理与安全管理为重要保障,从国家、区域、学校各层次整体推进教育数字化治理,形成智能技术赋能教育数字化治理的逻辑框架。据此提出,利用智能技术赋能教育数字化治理,需推进区域教育数据治理和管理服务数字化、推动校园综合管理服务和育人数字化、构筑数字技术应用伦理和安全治理体系,从而让教育决策更加科学、教育管理更加精准、教育服务更加便捷,保障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创新与发展。

国内外科技伦理研究热点及可视化分析

对国内外科技伦理研究发展历程进行梳理,应用CiteSpace软件对关键词的聚类、时间线以及突现分析,总结国内外科技伦理研究热点大致分为科技伦理的理论研究、新兴科技及其伦理风险、科技伦理治理及规制三个部分,并对未来研究发展趋势进行分析,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到了影响人群健康和卫生保健制度的多种因素上。为促进国内开展科技伦理研究提供了不同的视角,有助于对科技伦理风险进行前瞻性预判,最终提升我国科技伦理治理能力,促进科技事业的健康有序发展。

英国科技伦理监管体系研究与启示

英国是科技创新强国,向来重视科技伦理的合理有效监管,已建立涉及多个领域的科技伦理监管体系。通过研究英国科技伦理监管法规政策制度和实验动物、卫生健康、转基因与生态环境、数据、人工智能以及财政资助计划项目等领域的伦理监管体制机制,分析总结英国科技伦理监管体系的经验及特点,本文认为英国内政部负责的实验动物管理体制、独特的卫生健康伦理监管系统、重视财政资助计划项目伦理监管以及有效的信息化平台支撑是英国科技伦理监管体系的特色,对中国加强科技伦理治理具有一定借鉴意义。就此提出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相关启示及建议,为构建适合中国特色的科技伦理治理体系提供借鉴。

科技伦理治理战略下颠覆性技术的伦理挑战及其应对

人们对颠覆性技术的认识往往主要局限于经济、商业和科学学等领域,无法全面把握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从科技伦理治理的视角审视,人工智能等颠覆性技术不仅在特定行业领域产生颠覆性影响,而且日益深度嵌入社会系统,在人的自主性、社会公平正义、自然秩序等层面均带来颠覆性伦理挑战及治理难题。然而,颠覆性技术创新的突破性和伦理规范制定、伦理治理框架变革速度之间有时存在不对称性,治理效益与风险的权衡极为复杂,涉及多方利益冲突,难以达成一致性和共识从而导致决策困境。在推进颠覆性技术伦理治理中,应注重伦理创新与技术创新的同步推进,通过加强伦理预见优化风险与效益权衡,扩大多元主体参与和跨学科合作,加强国际合作与协调、共同制定颠覆性技术伦理标准和治理框架,促进颠覆性技术向善发展。

整体性视角下科技伦理治理的内涵及其意义

科技伦理治理整体性视角的形成得益于两个方面:一是科技伦理转向科技治理的现实驱动;二是科技治理转向伦理治理的理论使然。在二者的耦合作用下,科技伦理治理从治理对象、治理主体和治理环节3个维度实现了科技伦理和治理的有机结合,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了自身的行动框架。就该行动框架的构成而言,其内涵包括:针对伦理难题的敏捷治理,多元主体展开的协同治理,深入“事前-事中-事后”的全过程治理。在整体性视角下阐释科技伦理治理内涵的意义在于,其可以在理论构建、治理效能和实践有效性上为推进科技伦理治理提供重要启示。

负责任创新“停滞”维度辨析

“负责任创新”强调将责任嵌入创新全过程,对创新本身进行伦理反思和价值型塑,虽然其概念内涵和具体实施方案还有待进一步完善,但其在新兴科技时代具有重大价值已成为普遍共识。近年来,有西方学者对“负责任停滞”相较于“负责任创新”更具合理性进行了分析,国内也有一些跟进研究,但其对“负责任停滞”作用的夸大极易导致理论混乱和实践误区。实际上,负责任创新具有“考虑周全的责任”的伦理意蕴,本身就包含“停滞”维度,即某项创新活动因危害性和风险性等因素而“停滞”,这可以说是负责任创新的题中之义,展现出责任与创新之间动态互动的内在张力。

区域创新投入与创新绩效的关系及地方政府科技创新支持下的最优转化区间

为明确区域创新投入与创新绩效间的作用机制研究两个问题,一是总体上区域创新投入是否对创新绩效有正向影响,二是不同的地方政府科技创新支持水平是否会影响区域创新投入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是否存在最优的地方政府科技创新支持水平区间,基于我国31个省份2010—2021年的面板数据,分别采用面板回归和门槛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区域创新投入对创新绩效有正向影响,且存在东部、中部、西部的区域异质性特征,中部相关系数最高,西部最低;不同的地方政府科技创新支持水平下,区域创新投入与创新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双门槛效应,当地方政府科技创新支持处于中等水平时,区域创新投入向创新绩效转化效率最高,但目前我国31个省份地方政府科技创新普遍处于高水平。因此提出政策建议,一方面要持续坚持区域创新投入并考虑区域异质性特征;另一方面在经济复苏压力下地方政府应优化调整创新资源配置,从以前的关注区域创新投入数额转向关注创新投入向创新绩效转化效率。

生命科学、医学领域科技伦理治理法治化:从全球共识到中国行动

中国式现代化需要的是依法向善的科技创新。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应该是法治与创新比翼齐飞、齐头并进的进程。当前,我国生命科学、医学领域创新加速,伦理法治挑战日益涌现,特别是2018年“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将我国生命科学、医学领域科技伦理治理及其法治化问题推到了风口浪尖。紧随创新发展的步伐,积极推进我国生命科学、医学领域伦理治理法治化无疑是时代落在我们肩上的责任。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在尊重全球共识的同时还要深刻把握中国的具体情况,做到国内法治和国际法治统筹推进,方能以负责任的科技创新为人民生命健康保驾护航,进而促进我国生命科学、医学领域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知识共生产框架下科技伦理治理主体的基础性功能与其对应的实现方式

发达的经济不仅为科技创新带来了肥沃的土壤,同时也带来了科技伦理方面的隐患。在面对越来越严峻的科技伦理治理挑战时,政府、专家和公众等主体如何达成合作来共同打开科技伦理治理的“黑箱”,是学界关注的重点。选择科技伦理治理中政府、专家和公众这3类具有代表性的重要主体,基于科技伦理治理的内容,对“知识共生产”的概念进行总结,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建构科技伦理治理主体的知识共生产研究框架,分析科技伦理治理主体的基础性功能与其对应的实现方式。研究认为,政府(治理知识型生产者)、专家(专业知识型生产者)和公众(助力知识型生产者)共同参与到科技伦理风险问题的治理过程,分别具有政策架构支持、知识储备运用和外在助力推动的基础性功能,并分别通过政策支持实现方式与宏观架构治理方式、知识储备作用方式与知识实践运用方式、现实动因推动方式与外在助力参与方式来发挥政府知识的治理作用、专家知识的专业作用和公众知识的辅助作用,从而实现知识共生产,进而推动科技伦理风险问题的有效解决。进一步提出,未来相关研究可以从框架、视角和理念三方面深入展开。

安徽省创新主体科技伦理治理现状及对策研究——基于全省调查分析的结果

科技创新事业的快速发展使得科技伦理逐步走入公众视野。创新主体是科技创新事业的主力军,构建完善的科技伦理治理体系必须提升创新主体的科技伦理治理能力。从六个方面对安徽省182家创新主体科技伦理治理现状进行调查,结果表明,安徽省推进科技伦理治理体系建设已取得初步成效,但仍存在诸多问题与不足。基于调查分析的结果,提出健全创新主体科技伦理(审查)委员会、重视创新主体科技伦理信息登记、加快人工智能领域科技伦理治理、定期开展科技伦理学习培训、培养复合型科技伦理管理人才和加强科技伦理治理问题研究六个对策建议,以期提高创新主体科技伦理治理能力,完善科技伦理治理体系建设,助力全省科技创新事业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