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产业升级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长江经济带11省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快速发展的数字经济已日益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和关键驱动因素。在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数字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使用熵值法进行测算的基础上,利用长江经济带11省市2013—2019年的面板数据,实证探究数字经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从区域异质性来看,长江经济带下游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要强于上游、中游地区;产业升级在数字经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发挥显著的中介效应且其占比为34.77%,这充分说明促进产业升级是数字经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产业升级的中介效应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下游地区最强,上游地区次之,中游地区产业升级中介效应不明显。门槛模型检验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存在双门槛效应,当跨越门槛值后影响效应呈递增趋势,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呈现非线性边际效应递增特征。

数字经济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溢出效应研究

基于数字经济突破空间距离约束的集约优势,使用2012-2021年30个省(市、区)1的面板数据,通过区域协同的空间分层逻辑,实证探究数字经济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效应及其作用机制。实证结论表明:(1)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呈现显著的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2)数字经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动能源于数字经济驱动产业结构高度化、合理化、技术化“三位一体”共生互促。(3)数字经济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溢出效应在东部和西部表现明显,中部则不显著。为此,本文从区域协同促进区域共享发展视角提出相应对策,即:补齐数字经济区域发展短板,放大数字经济空间溢出效应优势,推进数字经济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

数字经济、区域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分析

文章构建三级指标体系测度中国省级数字经济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采用2011—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检验了数字经济、区域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数字经济水平提升显著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当期区域创新水平上升抑制经济高质量发展,但在上一期发挥促进效应。第二,采用系统GMM模型实证研究发现,当期数字经济水平提升和上一期区域创新增加均会显著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第三,IV因果中介效应回归表明,数字经济提高可以促进区域创新发展,进而提升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因此区域创新具有中介效应。第四,分地区来看,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的数字经济通过直接效应影响本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东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具有直接和间接效应;西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具有直接效应,但西部地区的区域创新会显著降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

新型工业化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效应研究

运用我国41个大类工业行业数据建立TVP-SV-FAVAR模型,构建新型工业化指数并实证分析新型工业化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效应。研究结果显示,新型工业化内涵高端化、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是推动我国工业经济平稳增长的主要引擎,我国新型工业化水平稳步上升。新型工业化对经济增长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均产生了正向影响,既具有总量效应,又具有质量效应,并且中长期效应强于短期效应。新型工业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总体保持稳定,但是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总体持续增强,质量效应强于总量效应。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新型工业化对经济增长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强度相对较低,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期的影响强度明显提升,在经济高质量发展时期继续提升。

异地并购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基于多重差分模型的实证检验

异地并购是企业快速获取外部创新资源的有效途径,近年来已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通过PSM-DID模型以及三重差分模型,选取2011—2021年我国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对企业异地并购行为是否促进技术创新能力这一重要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异地并购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在时间上具有滞后效应;相较于同地并购,异地并购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鉴于此,从扩大并购“眼界”,合理选择标的企业;提升吸收能力,加快成果转化效率;重视长远发展,适当减少政府干预等方面提出了管理启示,以期为企业选择异地并购提供科学依据。

区域创新能力、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发展韧性的互动关系研究——基于黄河流域9个省份的实证

基于2011—2020年黄河流域9个省份相关面板数据,采用熵权TOPSIS、泰尔指数、PVAR模型探究区域创新能力、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发展韧性的互动机理。研究表明:区域创新能力、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发展韧性均存在经济惯性;区域创新能力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显著;产业结构升级强化经济发展韧性。应继续推动区域创新能力发展,深化技术创新,优化产业结构,进一步促进黄河流域融合高质量发展。

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演变特征、基本经验和发展建议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固定资产投资为优化供给结构、推动经济平稳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在扩大内需战略实施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近年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持续上升,但增长率不断下滑,投资的产业结构、区域结构、主体结构和投资效率发生了重大转变,如何进一步优化国内市场供给结构,释放国内市场需求,更好地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助力扩大内需战略,是下一个时期投资发展的重要方向。本文在深入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固定资产投资总量、结构和效率的演变特征的基础上,阐释了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在投资总量、产业结构、区域结构和主体结构方面的基本经验,探讨了相应的优化策略,为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更好服务扩大内需战略提供发展建议。

以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高质量发展

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高质量发展是确保该类地区在2035年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举措。当前,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正在成为培育内生动力、增强发展新动能的核心驱动力,探讨以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和实践路径具有现实意义。从理论逻辑来看,新质生产力通过产业主体培育促进示范区内生动力提升、要素体系构建强化示范区支撑体系建设、产业结构升级实现示范区发展路径引领三个方面推动形成示范区高质量发展的体系。针对示范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现实堵点,本文建议通过深化改革筑牢制度根基,激发示范区转型升级内生动力;因势利导促进产业演化,实现示范区精明专业化式发展;因地制宜实施城市更新,推动示范区城市品质全面提升三方面举措助力示范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从而更好地推动示范区高质量发展。

区域产业政策的制造业质量提升效应——来自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的准自然实验

作为区位导向性政策的有效实施载体之一,区域产业政策是经济新常态下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本文将国家级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试点建设视为一次准自然实验,以2010~2019年沪深两市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法识别了这一区域产业政策的制造业质量提升效应。研究发现:(1)以企业TFP来衡量制造业质量时,基准回归结果表明政策的实施显著推动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使处理组比控制组提高约8%,此结论在多种识别假定检验和稳健性检验中依然成立;(2)异质性分析发现,这一政策效果在国有企业、成长期企业以及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中更加显著;(3)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示范区政策主要通过提升企业创新能力、改善资源配置效率渠道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但是并没有培育起当地产业的比较优势。本文的研究结论为进一步完善示范区建设、改革区域产业政策进而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和决策参考。

发展新质生产力与深化科技金融创新——兼论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广泛兴起、全球科技竞争加剧的新态势,中国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既是顺应全球科技革命新趋势、前沿科技创新潮流,也是通过创新驱动、科技引领现代产业体系建设,逐步推动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和新一轮经济增长。新质生产力聚焦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主要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布局。本文认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需要与之相匹配的科技金融体系和科技投融资服务。围绕科技创新发展,中国的科技金融建设明显加快,资本市场、商业银行及风险投资、股权投资等发挥着愈加突出的作用。本文从广义范畴出发,把握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和背景,阐释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具体实践,兼论科技金融发展的国际经验及归纳总结中国科技金融的创新探索。同时,结合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要求和科技金融发展的高标准,提出中国需要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长远战略考量,深化科技金融创新,构建兼具政策引领和市场化配置的科技金融体系,着眼于建立健全从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到配套投融资服务,再到科技产业市场化和规模化的全链条、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生态,发挥各类金融主体功能作用,增强金融服务科技产业、科技企业的资源配置能力,以科技金融高质量发展引领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助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区际产业转移的发生机制:基于“推-拉”模型的分析

区际产业转移是优化国家生产力布局的重要手段。在经济全球化放缓、世界经济复苏乏力背景下,我国经济面临高端制造业向发达国家回流,低端制造业向东南亚和南亚国家转移的双重压力。有序推进区际产业转移需要构建系统性分析框架。本文尝试构建一个改进后的“推力-拉力-阻力”区际产业转移作用力系统,从推力因素、拉力因素、阻力因素等三个维度对产业转出地和产业承接地的产业转移作用力进行系统性分析,并据此提出有序推进我国区际产业转移的改进策略。

营商环境优化、技术进步与产业转型升级——基于长江经济带的实证分析

产业是经济发展的载体,产业转型升级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运用固定效应、中介效应与门槛效应实证检验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2008—2020年营商环境优化、技术进步对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结果显示:营商环境优化、技术进步对产业转型升级均有显著促进作用,并且技术进步对营商环境优化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营商环境优化对产业转型升级的作用力度呈现自东向西递减特征,并且城市规模越大,营商环境优化对产业转型升级的作用力度越强;进一步拓展分析发现,中小城市营商环境优化对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存在单门槛效应,门槛值为0.237。为此,长江经济带各城市应加快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技术与产业的适配度,并结合自身条件,实施差异化发展战略。

“双碳”战略下中国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研究

推进区域产业转型升级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途径。“双碳”战略下中国区域产业转型升级,既面临产业优化调整步伐加快、产业竞争力进一步提升的机遇,也存在严峻外部环境下稳定经济增长、传统产业升级压力加大的挑战。为此,中国区域产业转型升级应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提高产业链与供应链韧性。应以需求侧管理为重点,以消费需求升级带动产业升级,以调整投资结构推进产业优化,以优化贸易结构提升产业竞争力。

契合产业转型升级的高职教育专科专业设置的现实困境及优化路径——以湖南省为例

专业是高等职业院校的办学基础,是提升学校内涵建设的重要抓手,专业设置作为社会需求与高职院校办学的重要结合点,是实现人才培养的关键环节。从契合湖南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视角,对湖南省2021年专业点的设置现状进行了数据的统计与分析发现,目前湖南省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专业设置中存在专业结构和产业结构耦合度低、专业设置对接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滞后与服务湖南“三高四新”战略能力有待加强等问题,提出了发挥政府的宏观指导作用,做好专业设置的顶层设计;各高职院校要找准自身定位,提高专业设置的针对性;多措并举推进专业建设的内涵发展等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专业设置优化路径。

中国是否“过早去工业化”:判断标准、基本事实与影响因素

“十四五”期间,在内外部环境共同作用下,中国制造业将进入新机遇与新挑战并存的新阶段。只有认清现阶段中国制造业发展的趋势与特征,才能在新阶段为其找准新定位,为今后行稳致远提供重要依据。将研究视角聚焦于近年来引起众多关注的中国加速去工业化趋势,基于标准化判断方法来研判,中国尚未出现“过早去工业化”现象。从统计分析来看,中国于2012年告别了工业化高峰期,开始出现制造业份额加速下降趋势,但使用实际增加值份额衡量的去工业化速度慢于名义增加值份额衡量的速度,使用就业份额衡量的去工业化速度慢于增加值份额衡量的速度。从理论角度和事实角度深入探究后发现,需求偏好升级、相对技术增速改变、国际贸易冲击和全球价值链是近年来中国加速去工业化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适应需求偏好升级,着力发展新型制造产品,紧抓科技革命契机,加快推动战略新兴产业,立足贸易发展新格局,建设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理应成为“十四五”期间中国保持制造业占比稳定、增强制造业竞争优势的题中之义。

知识产权运用、产业转型升级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知识产权运用是促进知识产权实现价值,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通过理论分析,揭示了知识产权运用、产业转型升级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作用机理,并基于2012-2019年我国31个省份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知识产权运用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有显著正效应,并且产业转型升级存在正向的部分中介效应,其中产业结构高级化比合理化具有更强的中介效应;从分区域来看,“一带一路”重点省份的知识产权运用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呈显著正向影响,非重点省份的知识产权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不显著。

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基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准自然实验

基于2014—2021年城市相关数据,将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的实施视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评估试验区政策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和机制。研究表明:试验区政策能够显著推进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相较于非试验区城市,试验区政策的推行可以提升试验区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并且政策具有空间溢出正效应,结论通过了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试验区政策对不同资源禀赋和不同行政等级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具有异质性。机制检验发现:试验区政策通过资本产出效应和绿色要素替代效应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从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议以绿色金融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边际效益更大化为指引,及时并有针对性地扩容试验区和推广相关政策,可优先选择资源型城市和低级别城市进行扩容或推广相关政策,完善绿色金融政策框架,施行区域差异化引导政策。

英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政策保障及中英比较研究

英国是自由市场经济的鼻祖和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进入21世纪后,其制造业却开始走下坡路。但随着数字技术的日渐成熟及其产业化进程的加快,英国看到了利用数字技术改造制造业的机会,意识到可以借助数字化转型的契机放大其在制造业技术积累上的优势,弥补因缺乏廉价劳动力而与后发国家之间形成的差距。为了借助数字化来放大技术积累上的优势,英国政府积极布局战略先导技术,通过推进柔性管理规制、构建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融通机制、提供数字教育和数字基础设施领域的公共产品等政策保障来激发企业的主体性和能动性,进而确保获取数字化转型的最大红利。中英两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在起点与方向、政府定位、数字竞争力等方面存在发展差异,因此,当前我国政府推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必须实施符合国情的相关举措。同时,在时机成熟时可以将政府的定位从“领军者”逐渐转变为“护航员”,从而更多地致力于在数字教育和数字基础设施等领域提供必要的、足够的公共产品,为企业创设良好的创新环境。

经济复杂性、产品空间结构与产业转型升级——以稀有高熔点金属产业为例

基于1992—2020年世界各国稀有高熔点金属产品出口数据,运用产品空间理论对全球稀有高熔点金属产业的经济复杂性和产品空间结构演变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在该产业的经济复杂度排名中,位于前列的国家多为发达国家,资源生产国排名普遍较低;中国逐步稳定在全球第四位,但与德国、日本、美国还有一定差距。(2)全球稀有高熔点金属产品空间呈现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核心区域的产品主要是机器、电机、电气、影音设备及其零件,核心区域和资源类产品出口额增长幅度最高。(3)中国该产业的优势产品数量逐步攀升并位居世界第二,核心区域优势不足是中国该产业的复杂性低于德国、日本和美国的主要原因;现阶段,中国稀有高熔点金属产业应主要发展“中密度、中复杂度”类产品。

流通业发展对经济转型升级的影响

流通业对经济转型升级具有重要影响。运用DEA-Malmquist测算流通效率,熵值法评估经济转型升级水平,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检验流通效率对经济转型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流通效率整体上呈现增长的态势,但有较大的进步空间,其中东部和中部发展情况较好,东北部和西部地区的流通效率尤其是技术效率亟待提高;流通效率对经济转型升级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城镇化水平、人力资本和政府行为在不同程度上对经济转型升级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