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升级——基于中国省域空间计量分析

文章以中国30个省份的数据为研究样本,在构建FDI内生化技术进步模型的基础上,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对FDI、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产业结构和FDI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从全国层面看,FDI引致的技术进步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了正向的直接和间接效应,且间接效应大于直接效应;分区域来看,东部、中部地区的FDI的间接效应大于直接效应,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西部地区FDI的直接和间接效应均为负,抑制了产业结构升级;不同的控制变量对不同的区域具有差异影响。基于此,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中国利用FDI地区差异因素分析

由于各地区利用外资的政策和环境条件的不同,造成了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FDI)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而中西部地区相对较少的严重不均衡现象。通过地区差异的理论研究结果以及在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实际情况,来探讨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区位差异的主要因素。中国可以通过调整吸引外资政策,加强对中西部地区引资的政策支持力度,促进其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和优化产业结构等政策措施,来改善中西部地区的投资环境,以促使FDI在东、中和西部地区协调发展。

河南省扩大外资流入的策略——以地区间竞争为视角

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都在采取各种激励措施吸引外资,以至于造成了国家之间的剧烈竞争,并且这种竞争在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之间同样存在。中国各个地区之间吸引外资的过度竞争将使我国整体利益受损,各个地区也难以达到预期目的。本文以扩大河南省外资流入为目的,首先考察了河南省利用外资的历程和现状,然后分从实践和理论两方面分析了我国地区间外资竞争的状况,并进一步分析了河南省引进外资方面的优势和劣势。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本文理性地提出了河南省扩大外资流入的策略。

外资对中西部区域经济安全影响研究

转型期中西部地区利用外资一直在快速增长,外资对中西部区域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我们必须看到,外资对中西部区域经济安全运行会产生不利的影响,如产业结构二元性、区域经济非均衡性、民族品牌竞争力、产业技术控制、产业组织垄断、国有经济冲击和金融服务业安全等。因此,我国应在利用外资促进中西部经济发展的同时,要十分重视和采用协调产业导向与区域经济中心建设、有效保护品牌、强化政府监管、适度规模控制和完善相关外资法律法规等对策,以抵消外资对中西部区域经济安全的不利影响。

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产业政策研究:1979—2004

本文以我国正式颁布的五次外资产业政策为研究对象,通过将投资目录进行产业归类,并对各种政策类别赋予权重,以此测量外资产业政策指数,在这基础上,再揭示外资产业政策的变化规律和特征。结果表明:在政策手段上,我国主要通过审批程序来引导外资产业流向;在开放趋势上,我国对外资产业开放程度越来越大;在开放导向上,五次外资产业政策表现出了一致性;在政策变化上,三次产业均有律可循。

对外直接投资与西部大开发

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目标,及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总体发展规划的促进效应,对西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的诸如相关政策方面的局限性、西部企业自身存在的不足及对外投资信息咨询服务欠缺等问题进行分析,并从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及区位的选择和如何完善西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等方面探讨相应的解决措施;进一步论述了西部地区积极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在国际竞争中获得有利的战略地位的重要性。

区域金融政策与区域经济发展研究

我国经济尚不发达,将长期处于资本稀缺状态,同时存在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地方政府的目标是维持地区社会稳定、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和改善人民福利。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宏观金融政策下,于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利用信贷市场、资本市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来保证自己特定目标的实现,以期在中观层次上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

美国开发西部政策的历史借鉴——兼论我国对西部地区的开发

美国联邦政府为了开发西部,采取了无偿地分配西部土地、鼓励移民、改善交通、吸引外资和先进的科学技术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在半个多世纪中,美国不仅将西部建设成为农业、畜牧业和采矿业的生产基地,而且推动了美国的工业和农业跃居世界首位。美国开发西部的经验教训,对当前我国西部大开发,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今后五年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选择预测

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走势带有很强的政策导向性。本文在对我国利用外资的政策演变和当前国际直接投资的宏观形势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今后五年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选择作出判断,并提出了独到的建议。

环境规制、FDI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两控区”政策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平衡关系已成为亟须解决的焦点问题。文章基于"两控区"政策,以1995—2010年中国287个地级以上城市为研究样本,运用双重差分模型来分析环境规制对区域经济的影响效应,并在此模型中加入外商直接投资(FDI)相关指标,分析环境规制和FDI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两控区"政策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此作用主要表现为"两控区"政策对我国区域经济的影响效应是由东部地区向中部地区逐渐减弱,对西部地区有抑制作用;FDI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也有显著的积极影响,此作用由东部地区向西部地区逐渐减弱。这表明在"两控区"政策的实施下,加强环境规制和外商直接投资力度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从而实现环境规制、FDI和经济增长的多赢局面。

WTO规则与我国区域外资政策措施的“适世”思考

面对入世的现实 ,结合WTO规则 ,我国已修改了三资企业法等多部重要的外资法律。但是 ,我国目前的区域外资政策措施中仍存在不少与WTO规则相冲突之处。本文拟结合WTO涉及投资的有关协定和规则 (以TRIMs协议和GATS为主 ) ,分析我国区域外资政策措施与相关WTO规则在外资市场准入、外资国民待遇、外资数量限制等方面的冲突和差距 ,并结合我国引资的新形势和新近立法动态 ,对我国区域外资政策措施进行“适世”思考 ,提出逐步改进和完善我国区域外资政策措施的多方面突破口和导向性举措。

区域异质性对FDI效应的影响——基于上海和深圳的比较研究

外资对区域经济增长有着积极的影响,随着各地引进外资力度的不断加大,能否借助外资实现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区域异质性对于外资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外资进入前的本地经济发育状况、现有的产业政策锁定和外资的投资结构。这三个方面的差异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外资效应的长期和短期显著性。对上海和深圳的统计分析发现,外资效应存在显著的不同:对上海具有短期的正效应,而对深圳是长期的正效应;国内投资和劳动力增长对两个城市经济长期增长的作用不尽相同。因此,区域异质性是地方政府在制定外资政策时必须重视的因素。

地区大国对中国中东外交新举措的评价及其政策意涵

近年来,中国的中东外交正在变得积极有为:一方面在地区热点问题上的外交引人瞩目,另一方面积极以"一带一路"倡议等为抓手为中国中东政策注入新内涵。为了解地区大国对中国中东外交新举措的评价,本文梳理、分析了中东地区大国(以沙特阿拉伯为代表的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埃及、土耳其、以色列、伊朗)的主流英文媒体、专家、智库研究人员、前官员等对中国总体印象和中东外交的基本态度,特别是对习近平主席首访中东三国、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牵头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与中东密切相关政策的基本看法,并从中总结出对中国中东政策调整、提升的借鉴意义。

区域贸易协定竞争政策、第三方信号效应对外资流入的影响

本文基于文本分析法,对169个国家(地区)2004—2019年的竞争条款开展了水平测度,实证考察了区域贸易协定竞争政策的第三方信号效应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区域贸易协定竞争政策的投资促进作用会通过信号效应扩散至非缔约国,协定文本的条款深度越深,东道国释放保护公平竞争的信号越强烈;实体类条款和程序类条款对引进外资的促进作用显著,宗旨类条款不显著;呈现硬机制协调的欧洲模式对引进外资的促进作用显著,具有软约束机制的北美模式不显著;区域贸易协定竞争政策对东道国国内竞争制度具有信号补偿效应和修复效应,表现为竞争制度不健全、政治风险高的国家(地区),区域贸易协定竞争政策的引资效应更明显。对此,我国需要对标高标准国际竞争规则,加强竞争执法的区域合作,积极参与区域贸易协定竞争议题的构建,完善国内竞争政策框架。

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区位变迁及影响因素分析——兼论我国引资政策的调整

本文分析了1991-2003年间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区位变迁及其特征。外国直接投资高度集中在东部地区,“入世”后,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呈现“北上”的趋势,“西进”趋势不明显,而且外国直接投资在东、中、西部地区省际间的分布存在严重的不平衡。本文还归纳了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区位变迁的影响因素,包括基础设施、市场因素、劳动力因素、优惠政策、产业集群效应,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调整引资政策、促进外国直接投资向中西部地区流动的对策。

外商直接投资、财政政策波动与地区金融生态环境

本文研究中国外商直接投资、财政政策波动对地区金融生态环境的影响。实证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与地区金融生态环境的改善存在非线性关系,外商直接投资一方面通过引进先进金融资源推动竞争促进金融生态环境改善,另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资的不合理使用又会挤占内资企业金融资源,造成内资外逃和资产价格波动;财政政策波动会抑制外商直接投资对改善金融生态环境的溢出效应。

嵌入性与税收政策对外资投资决策的影响

引进外资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认为"区域(或产业)嵌入性"与"税收政策"是影响外资投资决策的两个主要因素,应该在研究通过税收政策吸引与稳定外资的同时,考虑如何先通过税收政策来加强产业集群的嵌入性,从而更有效地吸引和利用外资。

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出口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为选择——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为例

文章通过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为对象,并利用2001~2013年间的微观企业层面数据,实证检验了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降低对中国出口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选择的影响。结论表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确定建立所带来的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降低,促进了中国出口东盟的企业对该区直接投资的行为选择。研究进一步发现,不同所有制类型、地区、要素密集度的出口东盟的企业在这一过程中的行为选择呈现出显著的异质性。最后,通过机制检验发现,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降低主要通过学习型效应、竞争效应及改善出口中间品贸易环境等途径来促进中国出口东盟的企业对该区的直接投资行为选择,其中学习型效应所起的作用最大,占总效用的比重达57%。

区域贸易协定中竞争政策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

本文利用2005—2017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数据,对区域贸易协定中纳入的专门竞争政策规定进行分类统计,实证检验区域贸易协定中的这些竞争政策条款水平深度对OECD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区域贸易协定中竞争政策水平深度的提升对整体双边外商直接投资流量有明显的提高作用,主要是有利于提高外延边际外商直接投资流量,但对集约边际外商直接投资没有明显影响。其中,区域贸易协定中竞争政策监管水平深度的提升不利于提高双边的外商直接投资流量;但竞争政策合作水平深度的提升有利于提高双边的外商直接投资流量;竞争政策“横向原则”、国有企业水平深度的提升对双边外商直接投资有明显的提高作用,特别是有利于提高外延边际外商直接投资,但是对集约边际外商直接投资没有明显影响。本文还发现,“北—北”型、“南—北”型区域贸易协定中竞争政策条款水平深度对外商直接投资流量具有异质性影响;而且区域贸易协定中竞争政策条款水平深度以及分项条款水平深度会通过东道国市场经营环境和监管质量这一中介机制对外商直接投资流量产生影响。

产业政策如何影响出口企业绩效——基于出口加工区企业样本的准自然实验

本文将海关数据、工业企业数据和开发区数据进行匹配,运用双重差分法研究设立出口加工区政策对企业生产率和出口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设立开发区政策可以显著地促进地区企业出口,但是对企业生产效率表现为抑制作用,在出口层面政策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对生产率的负向作用需要引起注意;(2)实验结果显示产业政策对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企业的影响方向具有一致性,但是一般贸易业务不在规制范围内,从而间接证明了存在政策的溢出效应;(3)政策效力在地区间表现不同,东部地区比较显著,具体表现为促进了地区企业出口,但是在中西部地区并不显著;(4)企业类型是影响政策效力的因素,政策对外资企业和合资企业表现为促进出口,但是其对于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影响并不显著。本文认为,产业政策需要因地制宜,推动出口产业和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必须重视地区差异和民营企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