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执政能力建设的政治道德基石

政治道德是指在政治实践和政治生活中形成的合情合理、合乎正义的行为道德规范以及从政者的思想道德品质的总和。在执政能力建设中,政治道德凸显为执政为民、求真务实、廉洁高效、公平正义等执政价值理念的实现,它构成执政能力建设的坚实基础。

咸同时期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演变

咸同时期在地方督抚专权的过程中，清朝中央集权财政管理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即中央财权旁落、地方财权膨胀，以致最终形成中央与地方分权的财政管理体制。这一新的财政管理体制的演变，一方面为清朝中央政府找到了新的财源（如厘金、关税等），使其在农民大革命的洪流中免于覆灭，另一方面又激化了其内部矛盾，尤其是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矛盾，严重地削弱了自身的统治基础。

从阶级斗争为纲到科学发展——我党执政意识的觉醒和执政理念的升华

从建国到文革结束,从改革开放到十六大前,从十六大至今,我党的执政意识经历了从缺失到觉醒到强烈清醒的变化,执政理念经历了错位到探索到科学正确的升华。这一过程的经验和教训表明:执政党必须要有自觉的执政意识和科学的执政理念,才能确保党和国家不走弯路。科学发展观是我党几代人总结执政数十年的经验和教训得出的正确执政理念。

地方权势演变与康熙中叶鄂东大族的宗族实践——以黄冈靖氏为例

康熙中叶上承明末清初乱世,下开雍乾嘉道承平,既是一个社会文化规范与国家秩序转型的重要时代,也是一个国家礼仪制度转变与地方宗族发展的关键时期。康熙中叶地方大族的宗族实践,是一个更长时期以来家族在地方社会的权势累积及其崛起背后的具体社会机制相互作用的结果。康熙中叶以后地方大族权势演变的结构转型,在相当程度上引领着地方宗族文化规范的前进方向。地方宗族建设的规范化与正统化,并不完全取决于宗族内部权势人物的身份与地位,还与国家所倡导的宗族意识形态在地方上的渗透过程,以及宗族建设倡导者的个人经历、学问渊源有着极大的关系。

构建和谐社会与党的执政能力

构建和谐社会和增强党的执政能力,二者是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构建和谐社会有利于实现党的最终目标,有利于实现党的根本宗旨,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有利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和实现途径。

嘉靖言官:戴着镣铐起舞

由于世宗对言官的厌薄、憎恶情绪,嘉靖朝言官得祸独重,备受摧抑。忠于职守的言官不屈的抗争,使嘉靖言官的气节闻名史册。但皇权的打击埋下了言官群体分化蜕变的祸根。嘉靖言官的悲怆历史,揭示了明代监察机制中存在的对最高权力约束的无力及监督手段单一落后等缺陷。

贯彻四中全会精神,加强高校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 主题鲜明,论述深刻, 内涵丰富, 重点突出, 是指导全党担当起执政兴国历史使命的行动纲领, 是对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必须充分认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正确把握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主要经验、指导思想、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关键在于加强党的建设。贯彻《决定》精神, 联系高校实际, 从思想上、作风上、组织上和制度上全面加强高校党的建设, 不断增强领导干部的执政意识, 提高领导水平, 才能更好地完成高校的根本任务。

论明代言官维护皇权的政治功能——以嘉靖、隆庆、万历朝为中心

嘉靖、隆庆、万历时期,面临皇帝怠政腐朽、宦官为祸隐患犹存以及权臣专擅等局面,一些忠正言官奋不顾身,规谏君德,抑制宦官和权臣,力尽所能维护日渐衰微的皇权,以延续明朝的统治。尽管有其历史局限性,言官的爱国热忱、舍生忘死的责任感以及顽强刚正的品格,却是值得赞许的。

加强地方党组织的执政能力建设关键是要实现好“三统一”

加强地方党组织的执政能力建设,关键是要实现好“三统一”,即将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在这方面,地方党组织普遍存在思想认识不到位的问题,原因主要是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的基本理论、基本概念、基本关系含混不清,对策是要强化法制教育,加强法制建设;地方党的领导要把工作重心转移到领导和支持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工作;改进党的领导方式,保证司法机关独立工作;健全党群沟通机制,增强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论山鹿素行在《中朝事实》中关于“华夷思想”的谬误

在日本学术思想史上,有诸多关于国家主体的论争,其中一个重要论辩主题就是"夷夏之辨"(即"华夷之辨")。日本德川时代的一些学者对"夷夏"问题十分敏感,其中古学派的山鹿素行意图否定"中华"或"中国"之称专属汉土,认为日本亦是"中华",即为"中国"。其著作《中朝事实》1是一本典型的相关"日本型华夷思想"的著作。在该书中素行欲从"皇统论、水土论、武威论"等角度证明日本乃高于"外朝"中国的文明之国。但素行并非完全否认传统儒家价值观下的华夷观念,从这点上来讲,《中朝事实》中似乎有着两种华夷观念的交融。本文试通过这种观念交融来探究《中朝事实》的特色,并揭示素行在解读中国式华夷思想时所产生的思想谬误。

论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执政经验

新时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积累了科学的执政经验。必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前提下实现党在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是科学执政的理论前提;树立"以人为本"的政治观,把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当作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是科学执政的本质;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建立科学的权力运行约束机制是科学执政的保证;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实践中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和先进性建设是科学执政的关键。

壮大县域经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一环

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层环节,处于安民、富民的第一线。目前三分之二的县和县级市的人均GDP只相当于全国平均值的三分之一或不足三分之一。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构建城乡联动网络,壮大县域经济,是全面建没小康社会的重要环节。

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资源建设的思考

要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首先就要加强党的执政资源的建设。当前,党的执政资源面临着大量流失的现象,严重制约着党的执政能力的建设,为此,切实保护和加强党的执政资源的建设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清代山城防御:以贵州凤冈玛瑙山遗址为中心

继遵义海龙囤之后,凤冈玛瑙山遗址亦有"申遗"动议,但目前该遗址的基础研究仍较薄弱。本文结合实地考察及文献记载,对玛瑙山遗址的年代、性质与价值等问题进行探讨。认为它是清咸同起义背景下,地方自卫武力修建的用以自保与保民的防御工事,是全国这一时期大量涌现的寨堡的典型个案,亦是山地中国的实物遗存。

石勒的年号选择与政权合法性建设

羯胡石勒早在319年已脱离屠各刘氏,独立称王,但迟至330年才正式称帝。其霸业稽延10年之久,除受制于前、后赵东西对峙的局面外,在政治上亟需构建自身统治合法性,亦是一关键因素。其中319-328年使用的王号纪年,即无年号纪年,尤其引人注目,它是石勒建设政权合法性的重要举措。新出土的《汉故散骑常侍右光禄大夫濮阳景侯张公之碑》和《赵浮图澄造像释迦像碑跋》中,河北民众对屠各汉国的历史记忆、对前赵“光初”年号的认同,从侧面反映出石勒王国期确立政治合法性的艰难历程。前、后赵在319-324年不战不和的“中间”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河北民众的上述立场。

试论高宗朝军事实力的衰落——以对外战争为中心

唐高宗早期,尚可依靠太宗朝遗留的将领与军队来维持对外战争的胜利。但随着将领的青黄不接、军队素质的不断下降及动荡不安的中央政局,造成了高宗朝军事实力的衰落。尤其是在对外战争上,军事实力的衰落表现得尤其明显。这种衰落主要表现在胶着的战争态势、严酷的对敌态度和边境控制力下降三个方面。大非川战役失败后,唐王朝不得不将早期进攻为主的积极对外政策改为防御为主的稳健边防政策,这一变化亦成为节度使出现的重要原因。

咸同之际清廷与湘淮集团的江浙控制力之争

清咸丰末年到同治初年,是太平天国战争形势发生重大转折的关键时期,也是湘淮集团为了在战争中求生存发展而大力拓展权势资源的重要时期,更是清廷和湘淮集团权力争夺、力量消长的一个关键时期。江浙历来为清代财赋根本、饷源要地,要赢得战争的胜利,既要有高明的将帅、充足的兵力兵源,也要有充足的粮饷和得力的后勤支持。因此,这一时期围绕江浙财赋之区的控制与争夺异常激烈,清廷、湘淮集团、江浙地方势力各有攻守进退。

清代雍正朝皇权与官员处分及影响

有清一代,皇权专制体现在政治统治的各方面,包括对官员的管理。皇帝可以随意处分臣下,也会任意免除对官员的处分,雍正朝体现得尤为明显。有关政策也反复摇摆于处分与不处分之间,其结果造成皇权威信的降低,国家政府公信力的丧失。处分制度不公正、不严肃,缺乏稳定性,又必然影响吏治的整饬。

试论北宋徽宗时期西京宫城格局

宫城格局是国家的象征,宫城格局的变动,体现了皇权运作空间的变动。北宋王朝定都开封,以洛阳为西京,本文以徽宗时期洛阳宫城的修治与建设为研究主线,探讨此时期宫城格局的变动。首先,以文献结合考古资料论证了宫城北扩至“广袤十六里”;其次,利用考古资料,以考古发现的明福门位置为坐标,确定了宫城东西横街的形制与范围,认为宫城是以东西横街和太极殿东西廊为界进行分区;第三,本文对文明殿的地望与形制进行了复原和探讨。作者通过分析认为,徽宗时期统治者通过大规模营建洛阳宫城中象征国家权威与权力的不同类型建筑,以达到神圣与世俗双重空间格局的重新配置,是为实现扩大徽宗皇帝权威的政治目的。

传统法中“王”的话语分析

"王"是中国早期政治共同体的构建过程中出现的一个重要政治符号。它来源于军事征伐,并在早期国家的形成过程中演变为指称最高统治权位的语汇。"王"同时也是一个话语单位,它将宗法、神权、德命和治权诸要素整合于一体,其话语的实质,就是对统治权位正当性的建构,反映出人们对国家最高统治权位的认知。"王"话语决定了中国古代政治权力中的叙事主题,塑造了古代国家政权中的权力位阶,支配了权力运行的基本规则,并对传统法的创制、运行、变更以及适用产生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