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宣和殿更名考论

史载宋徽宗重和二年(1119年)改元为宣和元年,宣和殿随之改名为保和殿。文章通过对宣和殿与保和殿相关史料的重新梳理发现:宣和元年之后的史料记载中仍存在宣和殿,与保和殿同见于宣和初年后史料中,而带宣和殿职事官,自宣和初年改为带保和殿职事官后再无记载,出现在史料记载中的只有带保和殿职事官。笔者据此认为宣和元年随改元一起改名的只是带宣和殿的职事官名,宣和殿具体殿名未改,而重和二年的改元正是徽宗以其所久居的殿名“宣和”为名。

中国古代的“国号”与历史上的“中国”

中国古代以国号为代表的政权与"中国"不是一个概念,中国古代的国号只代表某一个政权,而"中国"的涵义则有很多,主要的并非是一个政权的名称,即使用来指称政权,也常常不指一个政权,或指同时并立的几个政权,或指历史上以中原地区为主且有相互递嬗关系的多个政权。经过元朝和清朝的转换,到中华民国定国号为中国,"中国"与"国号"最终实现了统一。古代历史上任何一个以国号为代表的政权(元朝和清朝除外)都不能等同于历史上的"中国",历史上中国的疆域也不是以国号为代表的某个政权的疆域,而是包含了为中国所继承的当时以国号为代表的各个政权所控制的疆域。

飞鸟意象穿翔魏晋诗赋的衍变历程

在魏晋文学自觉时代,建安文学的群鸟乱飞,衍变为阮籍苦闷的模糊鸟,再发展到个性化的陶诗田园自由鸟。飞鸟意象由先秦两汉诗的群体性、类别性,至此成为带有诗人明显的主体性。其间诗赋的交流,则使飞鸟意象别开生面。

五帝名号考辨

"五帝"是战国诸子对史前传说人物的总称,从战国末年开始出现两个或两个以上传说人物名称合而为一的现象。这种混合称谓一直影响到今天的古书注解、史前史研究,乃至旅游业中历史文化内涵的开发。传说人物的名号合并,分析起来原因不一,却都是在特定需要或者某些误解下文化因素的综合现象。而传统叙事史是导致历史学上同类错误的原始驱动力,今天的历史研究有必要抑制对故事细节和丰富性的过分追求,否则研究越勤则伪史越多。

中国古代历书之纪年表初探

纪年表是传统历日中关乎王朝正统性的重要内容。文章运用历日实物与历史文献相互印证的方法,首先考索纪年表这种形式从唐宋到明清的发展脉络。又进一步聚焦于明代大统历日,阐述其纪年表体现制度特征的两种类型:一、追改纪年,即当下朝廷为昭示自身合法性,在纪年表中追改前任统治者之年号纪年;二、改元易号,即造历需要与改元衔接,纪年表亦随之更新年号。最后,文章对中国古代颁历授时传统的性质进行了重新诠释。

关于周文王的即位与称王——读清华简《保训》札记

根据传世文献,至迟到春秋、战国时期,诸侯称号发生变化,并不意味着一定要改元。是否改元,并没有一成不变的规律可寻。清华简《保训》如果确为周文王遗嘱,其中"惟王五十年"一语,可以证明周文王生前已经称王,但不足以证明他从即位之年就已经称王了。

中国历史上的汉国号

“汉”是中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国号之一。自刘邦首用汉国号以后,出于寻求正统的心理、现实政治的考虑、文化取向的需要等复杂情形,汉国号为后世诸多汉族与非汉族建国者反复沿用,而中国古代家天下的政治特征,因此表露无遗。汉国号所具有的特殊象征意义,又使得“汉”成为域外有关中国的一种习惯称谓,并逐渐演化为此后直至现今中国主体民族的族称。

昭祥纳瑞抑或维稳消灾:改元制度功能的再分析——基于公元前140年至公元1279年的史料文本分析

改元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古代统治者昭祥纳瑞的工具。从大量的史料中可以发现,改元的另一重要功能是维稳消灾。改元是古代应对自然灾害及社会危机的重要手段。为探究中国古代改元制度,采用内容分析法,以公元前140年至公元1279年的史料文本为研究样本,借助QSR NVivo11质性分析软件,聚焦于改元制度,研究改元制度的运作模式及其所具有的功能。研究发现,改元制度是我国古代最高统治者应对社会风险的重要手段。队伍重整——诉求满足——思想控制——政策调整——反省敬天这五项制度的动态交互构成了改元制度中具体的运作模式,改元制度所具有的强化内部控制、优化社会结构、营造社会氛围、化解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等功能得以有效发挥。在进行改元的过程中,统治者不仅重视对客体行为的引导和规范,同时还重视对自身行为的约束。无论是引导规范客体行为,还是约束主体行为,改元制度都起到了化解社会风险、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

关于中国的王位纪年

中国在商代之前，无纪年法，亦无纪年。西周成王以后，采取以君王在位年数为序的王位纪年法。其中个别诸侯升王改元，年数从新计算，这才产生了前元、后元之分。汉初为了术数的忌讳，怕遇到“12”这个数字，所以就几年一改元，于是有前元、中元、后元之称。汉武帝时，提出以“天瑞”今年，但一般都是先改元，然后追命年号，甚至有改元后没有命年号的。改元、建元都在年初，新君即位，不逾年不改元。但东汉以后，开年中建元、改元之例，才不管什么遗年不逾年了。唐代有皇帝创改元最多纪录，武则天的年号就有17个之多。明清时代，才一帝一年号。辛亥革命取消年号，以建国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改用公历，结束了以国纪年的历史。

明清年号探微

以帝王世系载述国家年序,是帝制时期内政外交彰显皇权合法性、神圣性的需要。汉武帝首创"年号",一直到清末宣统,年号沿用2033年。两汉至两宋,大多数帝王凡遇"天降祥瑞"或内讧、外患、天灾等大事、要事,都另建年号,以示更始,故一帝少则数个,多则十余个年号,给记史造成不便,于是就有趋简之势,元代一位皇帝只用一个或两个年号,而明清两代实行"一帝一年号"制,年号成为帝王代称(如永乐帝、康熙帝)。然在明清五百年间,或因某些帝王非常规更迭,或因离析政权自建年号,年号仍呈现复杂状貌,本文作细致梳理,列表呈现,并略述越南、朝鲜、日本等汉字文化圈诸国对汉以来年号制(尤其是明清年号制)的仿效及演绎。

从族称变化看汉族的发展壮大

汉族先民及其周邻民族,曾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古代汉族有过不同的指称,诸如夏人、秦人、汉人、唐人、宋人、明人和华夏等。汉族先民随着多民族中国的历史发展,一直作为历史上多民族中国的主体民族而不断发展壮大。汉族先民在自己的发展历史上,依照相继建立的中央王朝的国名,有着不同的循国号而称自称或他称。我们根据民族形成的一般规律,通过汉族先民循国号而称的族名,可以窥测到古代汉族的发展壮大历程。

浅析历史上“天”字年号的使用

年号从汉武帝时开始使用,直至清朝结束。在年号使用的漫长历史中,由于历代统治者经常改元,因而造就了数量庞大的年号。在众多年号中,带"天"字的年号使用最多,这与"天"字自身的含义和历代统治者的心理活动密不可分,统治者借此向全天下昭示自己政权的正统性和合法化。而历代"天"字年号的使用又存在一些特点:历史分裂时期的使用频率高于统一时期,胡汉政权对峙时期胡族使用频率高于汉族,前期政权、胡族政权"天"年号的使用要少于后期"天"年号的使用。

武周年号考析

不同时期封建帝王的年号,均包含着丰富的思想内涵。通过对武周年号中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关系、宗教文化内涵的考证,论述武则天依人依时依事,根据需要或儒或佛或道、或兼而有之,将自己的政治思想、宗教观念、心愿祈望等娴熟地运用到年号之中,揭示其微妙心态及精明的政治才干,以便更深刻地认识武周社会和武则天。

康熙瓷胎画珐琅款式与“年款的激励效应”

分析了康熙的瓷胎画珐琅款式,首次提出了“年款的激励效应”这一命题,这是理解我国明清御窑本质意义的一个崭新角度。

龙兴年号与李宝後西凉政权

出土于哈拉和卓96号墓的龙兴年号虽曾为高昌郡守阚爽使用,并非其自创年号,而是建都伊吾的李宝後西凉年号,阚爽所任高昌郡守亦非自署,而是授自李宝。李宝後西凉政权存在时间长达20年(玄始十一年至太平真君三年,422-442),与哈拉和卓96号墓葬出土纪元上、下限相符,龙兴年号的寓意也与李宝"每希报雪"的复国大志相同,应是李宝後西凉所建年号。

汉宣帝凤字年号文化背景与政治意图考论

以汉宣帝为例,从天人感应的视角,探讨了帝王年号用凤的原因。"凤"的最初涵义是吉祥之鸟,帝王年号用凤的思想根源是以"万物有以相连"理论产生的天人感应,而汉宣帝之所以用"凤"作为自己执政年号,主要是在自己执政诸多不利的情况下,从舆论上证明自己继承帝位的正当性,赢得民心,粉饰太平,同时为自己心灵得到慰藉,于是采用了"五凤"作为自己执政的年号。

“永新”年号使用时间考

"永新"年号仅见于《赵氏夫人墓志铭》,最早见于端方《陶斋藏石记》,而非黄永年先生所认为的《国立北平图书馆藏碑目·墓志类》或罗振玉《墓志征存目录》。"永新"年号可能在宣布改元当天或第二天就被废除,因此"永新"年号不见于其它史籍。

杜诗数词的多重意义

杜诗里的数词具有多重意义:组诗的篇数呈现了数字的广泛性与特殊性;对表示数字式的年号特别重视,大量出现在诗中;他的诗史用了大量的数字,记录了安史之乱及其以后历史的真实。这些数字充满了感情与愿望,也充满了对未来的渴望;这些数字的真实与诗化,构成了杜诗一道又一道特殊的景观,也体现杜诗广博深沉的风格。

从年号看十六国政权之文化与政治取向

十六国时期为我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该时期战争频仍,政权林立。且政权大多数为胡族所建立。作为第一次入主中原并在此建立政权的胡族统治者,为了同南方的汉族政权———东晋争正朔,极力寻求其统治的正统性与合法化。从各统治者在年号择定上亦可看出这一文化与政治取向。

《周易》与唐代帝王年号关系考

年号作为某一帝王个人统治的标志,在命名上很有讲究。与历史上其他朝代相比,唐朝帝王更加偏爱以《周易》来命名年号。这一现象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代易学的昌盛,也与唐王朝的崇道风气密切相关。从更深的层面看,唐代统治者以《周易》命名年号,是出于对《周易》治道的深层认同和提升文化地位的策略性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