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官吏的葬礼及其社会功能探析

葬礼不仅是一场慎终追远的生命告别仪式,也是一种社会活动。两汉时期,随着官吏阶层的迅速崛起,官吏的葬礼也成为重要的集会、社交场所。后世子孙通过葬礼上的孝行表现,营造自己的孝子形象,谋求仕途进步;朝廷则利用赐赠活动,协调君臣关系,宣扬主流价值;官吏士人借由赴丧,表达政治立场,拓展交际网络。汉代官吏的葬礼不再是一场单纯的丧葬仪式,更成为浓缩的政治舞台。对汉代官吏葬礼的探索不仅深入揭示了社会变革对丧葬礼俗的深刻影响,更生动展示了汉代政治体制与社会关系日常的运行机制。

汉代铜鱼形扁壶初探

汉代铜鱼形扁壶流行时代主要为西汉中期至东汉,产地集中于胡汉交错地区的陕北高原及河套地区的鄂尔多斯草原。其造型虽然属于扁壶,但与战国至汉代常见于中原地区的椭腹扁壶不同,其形象来源于对北方草原民族皮囊壶的模仿,而铸造工艺和文化渊源则来自中原的传统。铜鱼形壶在上述地区流行的背后,反映的是汉王朝北击匈奴,取得河套,设置朔方、五原等郡后大量迁徙中原及南方汉人屯田实边的历史背景。

汉魏六朝古人同名异字关系释例

汉魏六朝时人多以具有褒义色彩的单字为名,重名现象时有发生。而同名者未必同字,依据古人名与字相为表里,名与字的意义具有相反、相近、相关关系的原则,可以辨析名字产生的因素及不同名字所蕴含的寓意,进而推断出同名异字者的名字关系。通过列举《中国人名大辞典》中汉魏六朝时期11组存在重名现象且具有时代特色的名字,以期厘清同名异字者的名、字关系,并为同义词和一词多义提供新的例证。

陕北地区汉代“胡人”墓考察

特殊的历史进程和地理位置造就了两汉时期陕北地区多个游牧民族在此长期融合的事实,本文统称其为“胡人”。通过对陕北地区241座汉墓的考察,可以辨析出29座“胡人”墓葬。随葬带孔陶罐、戳记陶器、铜镜残片和骨箸、骨刷、骨勺等骨器及装饰有波浪纹、弦纹的小口弧腹罐是匈奴族的常见做法,在墓道中用盛肉的陶罐来献祭可能是羌人的葬仪,随葬动物是这两支“胡人”墓葬的共同特征。29座“胡人”墓中,既有文化内涵较为单纯的“胡人”墓,又有两者共存一墓的情况,对墓主族属的辨析有利于我们深入地解读墓葬。

西汉、匈奴经营西域政策比较研究

西域,由于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及物产资源的丰富性而成为西汉、匈奴争夺的焦点。匈奴较西汉先一步经营西域,在西域设置机构,收取赋税,将西域视为资源补给站与战略基地,对西汉的西北部边疆构成巨大威胁。西汉为反击匈奴,也开始联络西域,试图将西域纳入自身势力范围之内。西汉与匈奴争夺西域,是西汉时期西域史的主线。对西域的争夺,是西汉与匈奴军事对抗、南北争雄产生的直接结果。汉匈为经营西域,根据不同的国家情况采取多种政策与手段,如遣使、军事威胁、纳质、和亲、置吏等。双方经营西域的政策有相互借鉴的成分,但在政策的指导思想及经营西域的最终目的上有所不同,其主要的影响因素是西汉与匈奴的游牧经济生产方式与农耕经济生产方式的差异、汉匈各自的边疆战略与民族关系思想不同及双方的实力对比的动态变化等。汉匈经营西域,为后世经营西域奠定了基础,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东西方的交流。

对西汉官员投降匈奴问题的初步考察

从汉朝官员投降匈奴的情况看,既有受皇帝猜忌和政治迫害而投降匈奴者,又有出使匈奴时主动投降者,也有出使匈奴遭到扣留而被迫投降者,还有兵败主动投降者或被迫投降者。尽管各类官员投降匈奴的具体原因和途径不尽相同,但都与汉匈军事实力的变化、汉朝恶劣的政治环境、匈奴单于的积极争取以及匈奴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有关。对汉朝官员投降匈奴的问题,应当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既不宜对他们全盘否定,也不宜全盘肯定。应该一方面要明确指出他们的危害,另一方面也要客观分析他们投降的背景,同时还要客观认识他们对匈奴社会发展所做出的贡献。

匈奴大型墓葬概述

目前发现的匈奴大型墓葬的年代都在西汉晚期以后。匈奴大型墓葬不仅墓葬形制特殊,而且随葬品也与普通墓葬有较大差别,因此,这里有必要对其做简要介绍。匈奴的大型墓葬,是指地表有长方形或梯形土台、带墓道的规模较大的墓葬。一般将其称为贵族墓葬,是相对地表只有近圆形石头堆。

从两汉简牍看匈奴与中原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两汉时期很多中原商贾经边疆郡县,再出入关塞,驱赶着牛车往来转输货物,经商贸易。匈奴商胡贩客日款塞下,骡驴驼马衔尾入塞,还常有渡越天田者及逃亡人员出入。汉朝对出关物品虽屡申律令限制,但仍阑出不禁。汉简的记载与正史内容吻合,匈汉经济互为补充互相依赖,风俗文化互相影响。双方始终保持着密切繁盛的经济文化交流,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并得以巩固的强劲纽带。

论西汉时期匈奴地区的中原逃人

西汉时期,汉匈双方通过战争、婚姻、使聘、归附、俘虏等方式有着频繁的人员交往。在频繁的人员交往中,中原逃人在匈奴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活动十分引人注目。大批中原逃人涌入匈奴地区,无疑对匈奴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论东汉王朝对北匈奴的政策

The study of the policies of the East Han Dynasty towards North Xiongnu has laid particular emphasis on the military expeditions and their positive or negative effects. The author holds that these policies included not only military expeditions but also ambassadors, negotiation and the use of South Xiongnu to control North Xiongnu. The author also holds that we should have an objective evaluation of the policies for the military expeditions of North Xiongnu during the period of Emperor Zhang and Emperor He.

试论秦汉时期中国体育的对外交往

在文献资料调研的基础上,研究认为秦汉时期中国不仅有了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而且出现了体育的对外交往,其交往的国家向东有日本和朝鲜,向西则有中亚、南亚以及古罗马地区;其交往的途径既有官方的通道——使团,也有民间的自发行为;其交往的主要载体是战争和商贸活动;其交往的文化表现是既有输出也有输入;其交往的结果是在相交相融中丰富和发展了古代中国和世界的体育文化。

是“天降jiànɡ单于”,还是“天降xiánɡ单于”——天神观与汉匈政治关系的一个审视点

"单于天降"瓦当中的"降"是个多音字,对"降"的读音和释义目前有两种不同意见:一、读jiànɡ,诞生;降生。二、读xiánɡ,降服,使驯服。经笔者考证,在汉代以前上百种古籍数千万字中近百个"天降"连用的语句里,"降"只读作"jiànɡ"。"天降"中"天"的含义主要有两类:一、天是万物的主宰。国家的兴衰存亡,灾害、战争、疾病,以及人之外在的祸福﹐都是"天"对人的赏罚。二、指自然之天,不到全部用例的十分之一。"单于天降jiànɡ",是匈奴天神信仰的表达。汉王朝认可这一信仰,是出于羁靡政策需要的尊重。而"单于天降xiánɡ",不符合汉朝对匈奴的怀柔政策。匈奴单于反抗王莽蔑称其为"降奴服于"的事实,有力地证明匈奴不会接受"单于天降xiánɡ"的读音和含义。"天降jiànɡ"的音义在汉代以前的多种语境中表现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一致性、连续性和确定性,反映了人们天神信仰观念的延续和继承,也表现了古人在长期与天交往过程中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天人关系的认知模式。以此理解"天降单于"中"降"的音义和汉、匈天神观念,当去古人之旨不远矣。

冒顿单于的战争策略透视

冒顿单于是匈奴民族的杰出领袖,他南征北战,建立了强大的匈奴帝国,迫使汉王朝订立和亲之约,在战争中屡获胜利,具有杰出的军事才能和高超的指挥艺术。他发动的战争目的明确,战争中使用的手段灵活多变,善于以弱示敌,麻痹对手,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集中优势兵力威慑敌人。对北方草原地区和中原农耕地区,冒顿单于审时度势,制定了不同的军事战略,北方对其他游牧民族的战争,以征服、占领为主,意在统一蒙古高原;南方对农耕民族的战争,以胁迫、恐吓为主,意在获取中原地区的物资和财富。冒顿单于的军事策略的成功实施,把匈奴帝国带到了历史上最辉煌的阶段,也避免了汉匈之间发生大规模的战争,客观上为汉朝休养生息政策的实施创造了条件。

昭君出塞与汉匈社会民生之考察

昭君出塞"和亲"是汉匈几百年来在战争与"和亲"过程中唯一的一位良家女以汉王朝名义参与和亲的事件。昭君出塞"和亲"既曲折表达了个体民生的愿望,更促进了当时社会发展和社会民生的改善。昭君出塞"和亲"表达了个人行为背后的社会因素;展现出传统社会中个人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密切关系;满足了当时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的客观需求。

西汉时期乌桓历史辨析

乌桓源自于东胡的观点是西晋时期史学家提出的新认识,成书于汉代的《史记》和《汉书》没有关于乌桓族源的记载。分别成书于西晋时期的《魏书》和南朝宋时期的《后汉书》都存在将较晚时期的与西汉乌桓相关历史事件的年代提前的做法。

西汉时期匈奴归义列侯论析

西汉时,列侯在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拥有特权。匈奴归义列侯是西汉列侯集团中的一个重要群体,有关归义匈奴首领的封侯标准有两个:景帝中元三年(前147)至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奉行汉旧军法,封归义匈奴首领为侯;随着汉匈战争的全面展开,元狩二年之后,汉朝又制定了新的归义匈奴首领封侯标准。在不同的时期,匈奴归义侯国具有不同的地域分布特点,这些侯国主要集中在涿郡、南阳、颍川三郡。他们在进入汉地后,由于文化、气候、政治等方面的原因,鲜有传国善终者。

清末满汉关系的变化与中华民族认同的诞生

在清末亡国灭种的阴霾下,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潮蓬勃兴起。而在对民族主义的解读上,资产阶级革命派与立宪派给出了"革命排满"与"满汉一体"两个看似截然对立却又彼此呼应的文本,二者在随后的发展中逐渐由对立转向趋同,并最终共同创造了"五族共和"这一具有明确中华民族认同特征的新文本。中华民族认同诞生的过程,恰恰反映了满汉关系的根本变化。

秦汉之后邻里关系与礼仪教化

古代中国以农为本,农业生产与居住关系的发展趋势是:从生产劳动相对分散、居住相对集中,趋向生产劳动分散、居住也相对分散。民众无论居住集中还是分散,邻里之间关系非常重要,它与国家管理直接相关。儒家倡导由基层乡里机构承担民众教化,以构建和谐的社会秩序和邻里关系。秦轻视儒家礼教,邻里关系相对紧张。两汉儒家崛起,较为重视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以及和谐的邻里关系,重视对民众的礼仪教化。西汉末年出现坞堡垒壁,这种居住形式延续到魏晋南北朝。在战争频繁的时期,邻里关系出现扭曲和异化,礼仪教化废弛。唐宋是里居变化的关键时期,乡里制最终被废弃,集中圈住形式寿终正寝,私学的兴盛与宗族的崛起,士大夫们承担起民众的礼仪教化,由此邻里关系产生巨大变化。古代中国的邻里关系变化受到经济条件、政治状况的制约,礼仪教化重视与否和士大夫们努力是分不开的。

匈奴史事与北方森林植被

这篇文章根据历史记载 ,结合考古研究成果、岩画石刻以及孢子花粉分析结果等 ,大致勾勒出了先秦两汉时期匈奴驻牧地区———现今祖国北方的森林植被状况 ,供大家与现在相同地区的自然环境状况比较。本文的写作目的 ,就是要利用古今植被状况的巨大变化和强烈反差 ,来警示人们对生态环境的冷漠和麻木 ,唤起国民保护草木植被的紧迫责任感和实际行动。

汉唐中外朝贡制度述论

朝贡制度是古代中外交往的主要模式之一。汉唐时期 ,随着中外朝贡关系的扩大 ,朝贡制度逐渐有了比较固定的内涵 ,贡、封之间 ,已有定例可循。与此同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