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朝贡制度的虚幻:以古代中国与东南亚的朝贡关系为例

很多东西方学者所认为的中国与东南亚之间长期存在的“朝贡贸易与宗藩关系”,实际上并不具备“朝贡”和“宗藩”的实质。将到中国者统称为朝贡者,基本上是中国统治者以及历代史官、文人的一厢情愿。中国朝廷通常没有也不打算利用这种表面上的、自我安慰式的“朝贡宗藩”关系来干预东南亚地区事务。实行“朝贡体制”数百年的明清两朝,其海外政策基本上是不作为的自我封闭政策,并没有获得对东南亚的实际政治影响力。

清代的中越边境事件及其影响略论(1644—1885)

1644—1885年间,中越陆路边境地区因“匪乱”、偷越国界,或其他意外原因引发多起边境事件,并引起两国交涉。在处理这些事件过程中,清王朝不干涉安南(越南)内政,越南各王朝统治者都注意维护宗藩关系,因而这些交涉加深了两国的和平友好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两国统治者之间的宗藩关系。

李鸿章对朝鲜的国际均衡政策(1879—1882)

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进而威胁到朝鲜的安全和清朝与朝鲜的宗藩关系。而此时美国想借助日本打开与朝鲜通商之路,李鸿章为防止日本与美国在对朝鲜政策上勾结,想利用列强间的矛盾,维持中朝之间的宗藩关系,对朝鲜采取了国际均衡新政策。

春秋战国时期的国家和国际关系

关于春秋战国时期是否存在主权国家和国际关系的论争,一些学者已经发表相关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春秋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趋于崩溃的时期①,周王室的地位和诸侯国的性质已经开始发生变化;战国时期经过各诸侯国的法家改革和兼并战争,诸侯国实现向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国家的转变。首先,春秋时期和战国时期的诸侯国的性质存在很大的差异:春秋时期的诸侯国并不具备独立主权国家的要素而属于分封制的地方行政单位,而战国时期的列国是独立的脱离地方行政单位性质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国家。其次,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国之间关系与近代民族主权国家的关系存在很大的差别:春秋时期的诸侯国的争斗是封建割据而不是地区性的国际体系;战国时期是从封建割据状态向大一统国家过渡的阶段,即从局部统一走向最终统一的阶段。

论清代中朝宗藩关系的非成文契约性及其更张

清代中国和朝鲜的宗藩关系是不同于近代以缔约为主要形式的双边关系,其确认和维持并无成文条约的保障,因此非成文契约性是中朝宗藩关系的显著特征之一。清朝迫使朝鲜断绝与明朝的宗藩关系,成为朝鲜的宗主国。虽然双方存有疑忌和戒备,但是由于东北亚国际格局有利于清朝维持与朝鲜的宗藩关系,因此中朝宗藩关系能长期保持非成文契约性的特征。随着清朝国力的衰弱,这种没有条约保证的双边关系在近代国际关系模式的冲击下,不得不通过"立约保藩"来暂时延续生命,但是这种措施最终也未能挽救中朝宗藩关系的解体。

秦汉时期民族关系的法律调整——以《属邦律》和《蛮夷律》为中心

秦汉时期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之后,中央王朝采取政治、军事、法律等多种手段调整汉族与周边少数民族之间复杂的民族关系。《属邦律》和《蛮夷律》是秦汉时期中央王朝对民族关系进行法律调整的主要依据。秦汉之后,民族关系的法律调整已经被纳入整个社会管理体制之内,成为一种经常性的政府行为。

清代宗藩体制的形成及特点初探

宗藩体制是东亚地区中国和朝鲜、越南等周边国家间的一种不平等的封建国际系统结构。它的形成一方面是因为国力的悬殊 ,但更重要的还在于深刻的文化动因———儒家文化的博大精深。宗藩体制是通过朝贡、敕封等一系列封建礼仪来维系的。政治上表现为封建礼仪的上下尊卑的等级关系 ,经济上通过朝贡、赏赐及附载贸易 ,增进各国的经济交流 。

试论质子在加强宗藩关系中的作用

质子在加强宗藩关系中的作用表现为,在朝宿卫质子不仅加强了两国间的政治交往和联系,增强了政治互信,带动了两国间的高层互访和人员的频繁往来,而且有些质子还直接参与沟通协调两国关系;归国质子多能积极履行藩国应尽的义务,具体表现在自觉朝觐、纳子入侍、遣使贡献、助军作战等方面;有些质子当政后,实施旨在汉化的政治改革,极大地促进了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

清朝与《朝美通商条约》的签定

清朝为了防止日美在对朝鲜政策上勾结,想利用列强间的矛盾,维持中朝之间的宗藩关系,极力促成朝美之间签定了1882年《朝美通商条约》。它是朝鲜与西方国家签定的第一个不平等的条约,此约不仅导致了朝鲜的全面开国,而且成为中国和朝鲜宗藩关系破裂的诱因。

略论清朝与《朝美通商条约》

清朝为了防止日本和美国在对朝鲜的政策上勾结,想利用列强间的矛盾,维持中朝之间的宗藩关系,极力促成朝美之间缔结了1882年《朝美通商条约》。它是朝鲜与西方国家缔结的第一个不平等的条约,此约不仅导致了朝鲜的全面开国,而且成为中国和朝鲜宗藩关系破裂的诱因。

再论影响万历援朝大举出兵的关键因素

关于明朝万历年间援朝抗倭的动因问题,中韩学界多将郑崑寿请兵视为促成明朝大举出兵的主要和直接原因。然而结合此前朝鲜使臣多次辩诬活动进行考察,笔者发现郑氏请兵之举并未完全消除明廷与朝鲜之间的重重疑云,当时中朝关系得以修复的程度颇值商榷。专就明廷出兵各环节与郑崑寿请兵活动对比分析,发现二者之间亦不存在逻辑衔接和因果关系。另有史料证明,明廷的军事行动主要是根据对朝鲜倭情的掌握程度和出兵准备的进度而开展的。

明朝早期对安南与占城冲突调停的过程及原因考察

从洪武至正统的八十余年间,明朝在藩属体系原则下对安南、占城之间的冲突展开调停,过程中经历由德治安抚到务实收缩的转变。明廷在经历洪武时期怀柔安抚、永乐时期征战安南和占城背弃后,从宣德年间开始,处理双方冲突的态度逐渐从“事大字小”转向“各止其所”。随后,安、占两国在奉明朝正朔一途上,也由勤勉逐渐转向敷衍。归根结底,明代早期的周边邦交关系建立在国家实力强大、保境固边需要及儒家文化认同之上。随着安、占之间的冲突逐渐背离明廷的初衷,以及明廷自身国力衰退和防御重心的转移,彰显仁德的理想化调停政策变得难以维持。统治者和越来越多的士大夫阶层开始主张以“各止其所”的务实态度处理安、占矛盾。此后,明朝对周边邦交进行收缩,安南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小天朝”,占城则在历史上逐渐消亡。

1875—1895年中日围绕朝鲜地缘价值观的国际纷争

1875—1895年,清政府和日本从各自的国家战略目标出发,形成了其相应的朝鲜地缘价值观,使朝鲜成为双方的必守与必夺之地。清政府的战略守势与日本的战略攻势构成了各自对朝政策的基本取向,由此形成了中日之间的20年国际纷争,其结局是中朝宗藩体制的终结并由日本开始独霸了朝鲜。清政府的朝鲜地缘价值观具有封建性,而日本的朝鲜地缘价值观则有明显的殖民性。对于此时期清政府和日本所推行的控制朝鲜的诸政策,应当给予必要的批判和谴责。

越南汉文小说使华故事的情节类型研究

使华故事是越南古代汉文小说的重要题材,也是越南使华文学的组成部分,反映了越南民间在对华邦交上的集体想象。“急智斗胜”“骋才登科”“羁留迫害”是使华故事的三种主要情节类型,以程式化的方式对东亚邦交场域、中越邦交关系做出文学形塑和文化反馈,显示出对华心态上自我优越感与屈辱感的复杂交织、受仰慕的与受迫害的自我形象的矛盾叠加。使华情节类型受到民间文学的孕育,存在衍生与置换形态,但牢固的中越宗藩关系促成了情节类型的稳定。

“兴灭继绝”还是“固我边圉”:晚清中越关系新探

清代中越关系具有两个面相,一者体现为表达与实践中越南对清廷的"事大之诚"与清廷对越南的"字小之仁";一者体现为此等表达、运作与实际上相互间的猜疑甚至防范相背离。尤其是嘉道后法方的介入,使这一"背离"更为明显,相互间的猜忌不仅使双方未能结成"同心协力"的攻守同盟,相反却在法方压力下放弃了各自本职"义务"。光绪后中越之间虽曾有过共同抗法的努力,终因力量有限,各顾自身:越南没有对清廷发挥"做朕藩篱"的功能,清廷也不再对越南履行"兴灭继绝"的义务。清廷方面如此抉择更多是自我取舍的结果。

论清王朝与布鲁克巴之间的宗藩关系

南亚小国布鲁克巴(今不丹国),曾经一度内附与大清王朝,成为清代的属国。但学界对此,尚无专论。本文利用新出版材料对清王朝与布鲁克巴这种政治关系作初步探讨,疏漏缺失,尚祈方家指正。

明前期朝鲜贡鹰考

《李朝实录》关于朝鲜向明朝进献“鹰贡”的记载颇详,弥补了《明实录》记述之不足。沿此线索梳理后发现:宣德帝酷爱鹰猎,连年派宦官赴朝鲜捕捉、征索鹰隼;正统帝即位,停止宦官出使索鹰,只令朝鲜自行贡鹰,此后鹰贡在数量、频次上远不及前,逐年递减,直至1467年成化帝敕免朝鲜贡鹰,前后持续四十余年。宣德年间,明朝宦官赴朝大肆索征骚扰,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朝鲜社会秩序,但朝鲜始终谨遵“至诚事大”之礼,竭力应承明廷要求,客观上促进了明前期两国关系的发展。

略论北宋时期的中越关系

越南古为交趾之地,在汉武帝平定南越国之后,一直在中原封建王朝的有效统治之下,其间虽有当地人的起义,但都被很快镇压了下去,始终未能脱离中原王朝的控制。北宋时期,由于统治者的重文轻武政策,中原封建王朝一直无法对交趾之地实行有效的统治。最终,越南脱离了中原封建王朝的控制,走上了独立自主的道路。

甲午战争前袁世凯对朝鲜干涉及中朝宗藩体制的瓦解

随着日本和欧美列强对朝鲜入侵,中朝传统的宗藩体制受到冲击,迫使清政府不得不加强对朝鲜的干涉。在此情况下,"精明能干"的袁世凯就被清政府选为对朝鲜干涉的代理人。本文就清廷加强对朝鲜干涉的原因、袁世凯对朝鲜的干涉及朝清宗藩关系的瓦解等方面进行分析。

清代中越海难互助及其影响略论(1644—1885)

1644—1885年间，中越之间的海难互助事件时有发生。本文对相关史实试作论述，并认为：这类救助首先是人民之间的自发行为，反映和增进了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 又由于两国政府的介入，特别是在宗藩关系前提下的相关交往中，清朝统治者奉行不干涉安南（越南）内政的政策，该国统治者借此对内巩固统治、对外加强与中国联系，从而加深了两国的和平友好关系，并反过来强化了两国统治者之间的宗藩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