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1949年毛泽东对美苏关系认识的演变与中国共产党外交重心调整

1945年中共"七大"以后,毛泽东对美苏关系的认识先后经历了从强调美苏合作、美苏妥协到强调中间地带的变化,中共的外交重心相应地也经历了从联苏防美、以夷制夷到独立自主的调整过程。1947年9月共产党情报局建立后,随着美苏冷战格局的形成,毛泽东在思考新中国国际生存环境的过程中逐渐接受了共产党情报局关于"两个阵营"的国际政治理论,在此基础上确定了新中国"一边倒"的外交战略。1945—1949年毛泽东对美苏关系的认识演变和中共外交重心的调整是由不断变化的美苏关系以及美苏对中国革命的态度等因素共同推动形成的一个变化性非常明显的复杂历史过程。

战后苏联对华“双重外交”:基于1949年的案例

抗日战争胜利后,苏联一直对华推行“双重外交”,既同中华民国政府保持外交关系,又同中国共产党发展关系。1949年是战后苏联对华“双重外交”的最后一年,也是取得辉煌成果的一年。这一年,中苏两党多次举行高层会晤,从而使两党关系上升到新的高度。在国家关系方面,苏联在东北和外蒙古实现了它的目标以后,1949年又做出最后努力,力图保住在新疆的特殊地位和利益。苏联对华“双重外交”的真正底牌是支持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

得失之间——读王慎《1949:中国共产党怎样赢取民心》

王慎博士在《1949:中国共产党怎样赢取民心》一书中试图通过分析抗战胜利后国共双方民心得失经验,继而寻求1949年中国大陆政权何以鼎革的真谛。为此,他凭借历史学者敏锐的直觉以国民党怎样失民心,共产党如何得民心、固民心为线索,细致勾勒出从1945年到三大改造前夕数十年间的历史面貌,向读者清晰展现了20世纪中国第二次巨变的时代主题,进一步还原了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轨迹与脉络。本书对民心向背、得失之道的深刻阐释,有助于读者理解何为历史发展之必然,也为当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现代国家综合治理提供了有益启示。

从各民族平等走向民族共同体:中国共产党民族话语的演进--基于党的八大至二十大报告的文本分析

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话语是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关键叙述,其话语内容主要包含对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党带领各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的实践经验的总结、对当下民族工作开展的现实境况的析要,以及对今后推进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原则方向的诠旨。中国共产党民族话语的演进,始终围绕两个核心问题:一是回答什么是“民族”,如何在实践中促进民族发展;二是回答民族关系如何协调,如何凝聚社会经济建设与国家发展的共同力量。从党的八大到二十大历次报告文本来看,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话语呈现出从倡导民族“多元”性转向增进民族“一体”性,进而走向铸牢“民族共同体”的演进轨迹,其中包含由“各民族”到“中华民族”的话语主体转变、由各民族间关系的“平等”到民族“大团结”的话语原则转进、由“支援”“帮助”少数民族到“共促”繁荣发展的话语实践形式转型。

苏美对峙与东北解放战争

在解放战争中,中国共产党能够率先解放东北,与日益加剧的苏联与美国的对立具有密切关系。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客观上为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地区壮大革命力量创造了有利条件。国际风云变幻,美苏关系日益由合作转向对抗,美军在中国天津等沿海城市的登陆,促使苏联不断加大对中共的支持力度,改善了在武器装备上的劣势。中共在东北开展的土地改革使其获得了广大农民的支持,翻身农民踊跃参军。由此,中共在几年之内就在东北组建了一支数十万人的现代化革命军队,打败了东北国民党军,首先解放了东北全境,从而为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特权腐败与苏共垮台的深层剖析

特权腐败是导致苏共垮台的主要内因。苏共的特权腐败是伴随着苏联高度集权的执政体制的形成及官僚特权阶层的形成而产生的。特权腐败严重影响了党群关系,使苏共执政丧失了群众根基。同时,特权腐败的主体———官僚特权阶层,为维护既得利益,他们不惜“自我政变”,实际上成为了苏共垮台的真正推动者。

苏区时期的“赤白对立”——阶级革命中的非阶级现象

赤白对立是指苏维埃区域与非苏维埃区域之间的对立,出现于苏区周边地区,它不是由土地革命加剧的阶级间的对立,而是一种非阶级的由多种因素引发的以地域为中心的冲突。赤白对立的出现,既有中共自身的原因,也有国民党方面的推波助澜,还缘于社会革命与社会组织间的内在冲突。就中共方面看,前期和后期造成这一现象的原由也不尽相同。赤白对立给中共开展革命造成很大不利影响,某种程度上成为苏维埃时代的一个痼疾。

20世纪中国“政党领军”模式的创立发展

"政党领军"模式,是决定20世纪中国体制架构的富有特色的基本模式.它创自孙中山与南方革命党人的黄埔建军,经由中共开展武装斗争、实践"党枪原则"而得到完善发展.它为整合国家军政关系、改革军制建设现代武装力量、消除地方割据完成政治统一诸多问题发挥了重大的历史性作用.

论建国以来我党对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认识历程

我党对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认识,一直是放在与社会主义的相互关系中来把握的。按照对其认识的进程划分,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对立阶段、统一阶段和确认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阶段。这一认识进程表明,我党是一个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建设实际相结合、不断接受实践检验、不断总结实践经验的政党,是一个勇于理论创新、坚持与时俱进的政党。

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联共(布)关于中国农民问题的理论与实践

共产国际、联共(布)在指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重视中国农民问题,并在指导中国大革命中付诸实施了这一思想,推动了中国农民运动的发展。由于共产国际、联共(布)把解决中国农民问题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身上,最后导致了农民运动的失败。究其原因,在于共产国际、联共(布)过高估计了国民党,轻视了共产党。

中苏分裂与中日两党反修“同盟”——1960—1965年中共与东亚共产党党际关系研究之一

1960年代初中期,在中苏两党分裂的过程中,中共能够在一个阶段中争取到宫本显治领导的日共积极主动地站到自己一边,同中日两党拥有共同的反帝反修目标、共同的利益,以及日共与苏共在路线纲领上的分歧、苏共对日共内部事务的干涉密切相关。在1960—1963年中苏两党分歧公开化阶段,中日两党首次密切配合,抵制"三国条约"。其后,日共在国际共运意识形态大论战中支持中共的态度进一步明朗化。1964年中苏两党分裂成为定局,毛泽东调整中国的外交战略,扩大反美统一战线,建立反修统一战线。中日两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相互支持,关系进入到最佳状态,从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种反修同盟的关系。1965年在新执政的苏共领导集团暂未调整其对日共的方针时,中日两党以共同抵制莫斯科三月会议的姿态,揭开新一年对苏斗争的序幕。不过,日共对独立自主立场的坚持,以及中国"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即将来临,预示了中日两党关系走向疏离的前景,几个因素开始影响两党日后对亲近还是疏远的选择。在中苏分裂的大背景下,中日两党的诉求逻辑实际存在差异,而影响两党关系的深层次原因,仍然是国际共运党际关系结构失衡的问题。

毛泽东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社会建设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对苏区社会建设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毛泽东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对苏区社会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主要有:推动了苏区工农主导型社会结构的形成,构建了保障工农群众享有革命成果的制度框架,创造了阶级斗争基础上的新型社会关系,发展了服务于革命战争和群众生活的各项社会事业,领导了针对封建恶习陋俗的社会改造,开创了进行社会建设的群众运动形式。

延安时期苏联史学的传播及其影响

联共(布)中央审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以及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关于历史教科书的5份材料于延安时期传入中国,旋即在中共党内和马克思主义学界产生热烈回响。在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倡导下,全党掀起了学习和研究《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高潮。苏联关于历史教科书的5份材料也引起中国马克思主义学人高度重视。苏联史学中真理和谬误交织错杂,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所产生的积极和消极两方面影响都很明显。但仅就延安时期而言,苏联史学传播的积极作用是主要的。

论邓小平对苏联共产党执政经验的批判和借鉴

苏联共产党的执政经验和模式对中国共产党影响极大。邓小平从中国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既立足现实又大胆创新,在批判中借鉴,在扬弃中继承,牢牢把握党的性质的先进性,工作任务的时代性,党组织的纯洁性,民主集中制的有效性,执政方式的艺术性,从而保证了中国共产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始终不变。

解读日本共产党对中日关系发展的作用

日本共产党是日本政坛中最大的革新力量,它对内代表下层民众利益,对外倡导全方位外交和对日本侵略战争责任的彻底反省。在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剧和日本国内政权交替的关键时期,日本共产党在中日关系发展方面将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兴起与共产国际

俄罗斯学者以"中国苏维埃运动"概括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1927年至1937年10年历史,但"苏维埃革命"更触及事物本质,以其命名更为适宜。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兴起以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中国革命三阶段论为指导,从宣传苏维埃到建立苏维埃,从不退出国民党的内部联合到外部联合再到抛弃国民党旗帜,从认同直接革命形势到承认革命的第一个高潮已经过去,从以城市暴动夺取政权为中心到逐步重视农村革命根据地,从俄国苏维埃无产阶级专政的模式转到中国苏维埃是工农民主专政,体现了共产国际指导中的调适和结合。中国革命苏维埃方略的系统确立,有利于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开辟。中国革命三阶段论的重大缺陷,造成"左"的错误发生,并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土地革命时期鄂豫皖苏区的妇女运动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鄂豫皖苏区的广大妇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投身革命战争事业,在根据地生产建设、扩红运动、拥军支前、情报工作、武装工作和锄奸防特等方面显示出了伟大的力量,同时也为争取自身解放进行了不懈努力。她们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婚姻等各方面的地位得到了提高,并为革命战争提供了稳固的后方基础和保障,也为鄂豫皖苏区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历史”的选择与革命的建构——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探因

在20世纪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注重借助俄国革命的历史、理论和文本等方面的资源,获取中国革命的路径参照、理论指导和方法启示。1938年9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召开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出版"不期而遇"。前者强调要将研究马、恩、列、斯的理论作为"时代任务",借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最终开创中国革命的"新阶段";后者提供了马列主义基础知识的"百科全书"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经验的"百年总结",恰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现实需要相互契合。基于四个方面的革命需要,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掀起了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为"中心材料"的学习运动,为中国革命及其要素的系统建构创设了重要前提,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中苏两党关于斯大林问题的争论评析

斯大林的评价问题始终是中苏论战的焦点之一。苏共对斯大林采取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办法,是片面的、错误的,认识的深度也不够,但对斯大林晚年所犯错误进行批判,反对个人崇拜却是必要的、符合苏联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的,对社会主义国家后来改革和冲破斯大林模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总体上应该肯定。中共一开始强调对斯大林要进行全面分析,不能把所有错误都推到斯大林一个人身上,是完全正确的,但中共对斯大林问题的分析难以摆脱当时认识水平的局限,中苏论战高潮期又从原来的立场上后退,否定批判斯大林的积极意义,助长了个人崇拜思想的膨胀,结果,毛泽东又把斯大林犯过的错误重复了一遍,酿成历史的悲剧。

论新形势下党的现代化建设

党的现代化建设已成为新时期党的建设的一项十分迫切的任务。处在执政地位并自觉研究自身现代化建设的党是一个成熟的党,文章探讨了党的现代化建设的内涵,党的现代化建设的迫切性,推进党的现代化建设应重点处理的几大关系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