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马克思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研究——兼论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关系问题是一个影响深远的学术问题,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马恩关系进行论述,大体可以分为一致论、对立论、差异论。要解决马克思和恩格斯学术思想的关系问题,需重新深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著作,对马克思、恩格斯两人的著作开展艰苦细致的文本研究,尤其是对历史唯物主义文本的研究,找出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的统一之处,即历史唯物主义,以从根本上回应所谓的“马恩对立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作为马恩思想关系争论的缘起文本,同样也是恩格斯晚年对历史唯物主义阐释的经典文本,研究这一伟大著作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问题的探讨具有重大意义和价值。

史学史三题

本文讨论中国史学史的三个向来有争议的旧题 :中国传统史学与中世纪统治学说的相关度 ;所谓经史致用式的道德反思命题 ,与中世纪主流史学的相关度 ;倘若从历史学属于人文学科的特定研究对象之一的角度 ,它本身在中国的历史进程 ,怎么写 ,写什么 ,才算较为近似地映照中国史学已经消逝和尚未终结的整体面貌。旧话重提 ,无非为了自己清问题 ,期使中国史学史的讲授或撰述 ,不再陈陈相因。

章太炎与章学诚

章太炎的“六经皆史”论与章学诚之间不存在一脉相承关系。他撰于1 90 8年的《原经》篇明驳章学诚,暗斥谭献,其中对《文史通义》的一系列论辩,显然是两种“六经皆史”论的交锋。它反映出经、史概念内涵的变动不居性,不同时期不同处境的学者对“六经皆史”说的理解并不一致,因此要注意在特定的历史脉络中分析各家相同命题下的不同含义和意图。

现代中国画家旧体诗词的历史浮沉与演变趋势

近百年来的现代中国画家旧体诗词创作,是现代中国旧体诗词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大体而言,现代中国画家旧体诗词的百年演变历程可分为四个历史阶段:在变革期(1912—1936)里,传统派与革新派画家诗人都在不同程度上致力于传统诗词的现代转型。在深化期(1937—1949)里,不同类型的画家诗人主要聚集在抗战旗帜下用旧体诗词的民族形式书写战乱中的悲情与壮怀。及至转折期(1949—1976),在新的社会政治环境下,大陆和离散海外的画家旧体诗词创作出现了合唱与独吟两种书写方式。新时期以来是复苏期(1977—),从"归来者"到"网络达人",无不体现出在改革开放的新历史语境中当代画家旧体诗词创作的新变。总之,从百年画家诗词的发展历程中不仅可以发现诗词与时代的密切关联,而且也能发现诗词与绘画的艺术互动。

华夏固有学术视域中的“红学”

华夏传统学术,发展至清代,最终形成经、史、子、集"四部"架构体系。产生于中华历史文化与学术综汇期的"古典红学",同样可以从经学、史学、子部之学、诗赋文章之学四种角度观察评析。作为迥异于西方"文学"及"小说研究"的既定学术存在,"古典红学"不仅是当代红学正本清源的历史依据,也是这门华夏固有之学实现学科重建乃至返本开新的学术前提。

关于今天可否使用文言文写作的辩争——与郑全和先生商榷

郑全和"不能适当使用文言"的观点有失偏颇。历史上曾为剥削阶级所使用并被进步思想家批判过的文言文,在现今民众知识水平普遍提高的情况下,不会成为开发民智的障碍,而可以成为广大劳动群众濡染民族历史文化、开展交流交际的工具和陶情冶性的文化快餐;文言文写作也能创新,并不违反规范;在今天仍可承载发展民族文化文学的重任。因此,应该为文言文在文化文学领域讨回一席之地。

基于历史经典产业复兴下的特色小镇空间更新研究——以湖笔小镇为例

特色小镇是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发展理念,以地方特色产业为依托而打造的融合生产、生活、生态为一体的小镇形态。其在推动地方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同时,也为地域文化的传承开拓了一条新思路。文章以湖州市南浔区善琏镇的“湖笔小镇”为例,分析善琏镇的发展历史与现状,探索如何保护和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使历史经典产业在小镇建设中发挥主导作用。

刍议中华武术与古典书法的关系

采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等,对我国古典书法和武术的相似性进行分析,认为:古典书法和武术有共同的哲学基础,在原始功能、道德要求、基本内涵、文化传承等方面有相融之处,二者相互影响,促进了传统文化的发展。

存在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价值哲学意蕴

马克思、恩格斯在其联袂撰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系统批判了以青年黑格尔派为代表的德国旧哲学的唯心主义倾向,同时全面揭橥了新哲学即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新哲学之"重要问题"是"天人关系"问题,唯物史观是新哲学逻辑展开的基本架构。其中的许多思想价值对我们共襄中国梦这一宏大叙事多有启迪。今天,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已经进入了倒计时。因此,认真研究这一经典哲学文本,这对我们着手进行的工作有着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

论章学诚的史传文体观

"六经皆史"说是章学诚站在学术史的立场通过对传统史传文体的批判而提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史学命题,它不限于对史传文体做客观的分析,而是重在探究撰史的作意,强调专家之学。他所提出的记注和撰述传史理念,是对刘知几言事分立、相兼观点的深化;而"《书》亡而后《春秋》作"的命题具体勾勒了先秦两汉史传文体发展演变的轨迹。

《经史百家杂钞》与《古文辞类纂》之异同

同为桐城谱系的选本,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与姚鼐的《古文辞类纂》既有相似之处,也存在明显的歧异。二者在文体分类上"大体不甚相远",在篇目采择上也多有重合,重视韩、欧文的态度也如出一辙。但《杂钞》在《类纂》的基础上增删文类,凸显出对经世之文的重视;又于经史子集并录,骈散兼收并蓄;在对历代文的抉择上,首重秦汉文,兼取魏晋六朝文,轻视明清文;与《类纂》以收录集部文为主,不屑骈体,首重唐宋文,推崇明清文,鄙夷魏晋六朝文的做法迥然不同。《杂钞》拓宽了古文领地,扩大了桐城门庭,也修正了桐城文统。于此,我们也可窥见曾国藩的古文观念和为文宗尚的自家特色,以及桐城派内部的承传嬗变之迹。

历史、伦理与世情——论梁晓声《人世间》的现实主义范式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建筑与历史记忆、代际与伦理承变、人性幽微与世情采写之间进行叙事架构,历史、伦理与世情构成小说的核心元素。其历史书写,以建筑群为记忆主体,呈现时代变迁轨迹,揭示阶层差异;其伦理书写,以公共秩序和家庭关系的代际叙事,描摹出民间伦理的具体样态;其世情采写,直面社会痼疾与人性之恶,弘扬传统伦理与民间温情。小说既具有现实主义创作“历史的”深度,又具有现实主义创作“美学的”高度,堪称现实主义范式下中国当代文学的标杆之作。

从历史演变探析中国当代音乐创作的诗乐关系

诗乐关系一直以来都是文学界和音乐界饶有趣味的话题,也是中国当代作曲家颇感兴趣的创作方向之一。文章对诗乐关系的历史演变做了总结梳理,重点研究中国当代诗乐创作的分类、形式与观念,提炼出诗乐关系创造性的发展对中国当代音乐创作的启示。

东亚视域下的《日本书纪》史体流变

作为古代日本的第一部官修正史,成书于8世纪初的《日本书纪》在史体选择上深受中国影响。《书纪》后半部分的“薨卒记事”以及开头的《神代纪》中出现的“一书”等特殊体例,均是源自于如“编年附传”、裴松之注《三国志》等魏晋六朝史学著作中出现的新要素。这一时期,自经学中独立出来的史学伴随着东亚诸国间的交流向外流传,并推动朝鲜半岛诸国及日本进行史书编撰。《书纪》的编纂年代正处在“经史分离”大转折的中间期,其史体的变迁事实上也成为了中国史学体裁发展变化在日本的映射。

从叙事雷同看文史经典的道德传承

文史经典之间多有雷同的叙事,文史经典的书写者一方面用此类叙事吸引读者,另一方面用此类叙事传承道德。读者在津津乐道文史经典的叙事之余,很少有人关注到文史经典书写者在叙事时贯穿的道德传承精神。对众多文史经典之间富有代表性的雷同叙事进行研究,有利于经典深入大众,有利于当代写作教学,有利于当代读者正确认识和理性传承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促进当代公民素质的提升。

传统的失落——后现代思潮及对中国新时期文坛的影响

80年代以后 ,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成为世界性的文化景观 ,也影响了中国文坛 ,一些作家主张“平面写作”,取消理想 ,消解文学的深度 ,形成了具有明显后现代特征的文学新思潮 ,如先锋派文学。

义法与史公笔法:王又朴对《史记》叙事技法的阐释

王又朴的《史记七篇读法》是一部别具特色的《史记》辑选本,也是《史记》唯一的一部以“读法”为名的著作,是清代《史记》文学阐释中极具特色的典籍。此作首次将义法与史公笔法连接起来,以义法解释史公笔法,并将之视为解开史公笔法的钥匙。在此基础上,他详细地分析了每篇所用的叙事方法和技巧,并探索了司马迁的叙事策略与深意。不仅如此,王又朴将金圣叹对小说评点中的一些术语和发明用于对《史记·项羽本纪》的叙事技法的阐释与归纳,这些新引入的术语和方法比纯文章学的术语含义更丰富,分类更细腻,更适于《史记》色彩斑斓、变化多端的叙事方法的阐释。

汉代四部之学的发展探论

汉代是经史子集四部之学的孕育期,汉代四部之学是在经学的学术思潮中产生并不断发展演进的。刘歆《七略》与班固《汉书·艺文志》均从目录学的角度对汉代学术进行了梳理分类与评骘论述,建构了六个学术门类格局,但同时也蕴含了四部之学的基本框架。汉代学者或从经学立场,或从辞赋立场,或从求真辨虚的立场对学术文化进行了评议,在很大程度上彰显出其对四部之学的独特看法,体现出学术思想的多元化特质,业已开启汉末魏晋学术思想多极化之先声。

从追溯黄帝世系到直述祖源--魏晋南北朝至唐正史本纪祖源书写范式的转换

两汉至唐时期正史本纪祖源书写的特点,经历了从强调黄帝世系血缘到直接叙述祖源的转变。这一书写特点变化的背后,与魏晋南北朝时期华夷关系互动、禅让制度的实践、集体记忆和天命观的建构等因素紧密相关。其中最主要的动因是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加深,“华夷一家”思想发展、华夷间血缘.上的区隔被淡化。因此,正史本纪的祖源书写,不仅反映了历史书写者及帝王的特定的政治目的,同时还暗藏了丰富的民族关系和华夷观的表达。

新国史书写之“道”与“术”——评姚中秋著《国史纲目》

在《国史纲目》一书中,作者承继朱子、钱穆等前贤之志,借鉴现代社会科学精神,尝试建立一种兼具价值根基与理论深度的国史叙事。"精神—秩序"、"观念—制度"的二元互动视角,使之具有文明价值的自觉担当,构成对史学研究碎片化倾向的反拨;而以现代社会科学视角进入对经史典籍的理解,则使之能够以治理典范的转变为中心而梳理出对中国历史演进轨迹的独创性解释。上述两者,分别在"道"、"术"二维中体现出国史书写的新典范意义。如何在贴近华夏文明之道的前提下充分吸收现代研究成果,完善历史书写技艺,同时借鉴经史互证、载道求真的古典学术传统,实现史、论之间的合理平衡,是为新国史书写在知识与价值层面立定自身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