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至民国时期粤北瑶汉山场纠纷与政府调控

从清道光五年(1825)到民国元年(1912),连南茅田村的瑶族和连山上吉村虞氏家族围绕相邻山场所有权进行了87年的司法诉讼,期间政府进行了四次调解和判决。从这一系列案件中可以看出瑶族在买卖、继承中形成的契约合同,是官府认定山场划界和确权的主要依据;争诉过程中官方主导划定新的界址,并予以书面化,人们在这个过程中对山场的认知细化程度也就越高;政府在裁决中,逐渐采取利益平衡策略,刺激瑶汉民众加大对山林经济的开发力度,以便获取更多的税收。

我国蒙古羊系统主要地方绵羊品种遗传分化的研究

应用中心产区典型群简单随机抽样的方法,检测控制湖羊、同羊、滩羊、小尾寒羊和洼地羊的血液酶和其他蛋白质变异的5个结构基因座位(Tf、X-p、Ary-Es、Hb-β、Ke)上的遗传变异,引用国内外学者以相同实验方法获得的其他分布于我国周边国家和地区的11个绵羊品种作为分析背景,对16个群体进行遗传距离分析及亲缘关系聚类。结果表明:中亚以东南绵羊群体可以划分为蒙古羊、藏羊和南亚-东南亚羊三大集团,湖羊、同羊、滩羊、小尾寒羊和洼地羊均属于"蒙古羊"系统。

泛血缘文化中的吏民关系——以汉代循吏为考察中心

汉代循吏的可贵之处,不仅体现在富民、教民与理讼这些现实层面,更体现在他们对自身伦理角色的正确定位以及对吏民关系的不断调整上。他们致力于在民众中树立孝义礼让等价值观念,追求伦理和谐,从而使社会良性运转。这样的吏民关系呈现出泛血缘文化的特征。

秦汉时期的汉越民族关系

秦汉时期中国南方民族关系的主要方面是汉越民族关系,由于大汉族主义思想膨胀和越民族上层贵族中民族主义思想的抬头,所以汉越民族关系常以矛盾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但这种冲突在客观上起到了加强汉越民族交往,促进经济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的作用。

东汉时期西部边疆汉羌民族关系述论

东汉时期,汉与匈奴不再是民族矛盾的主要方面。分布在凉州刺史部各郡的羌人,与朝廷不断出现矛盾冲突,汉羌民族关系成为东汉王朝民族矛盾的主要方面。汉羌之间的矛盾冲突,给东汉社会发展造成很大的的危害和损失。产生汉羌民族矛盾的主要原因,是东汉政府没有认真理解羌人的社会文化和民族特性,护羌校尉绝大多数官员在具体治理羌人的过程中采取以武力治理为主的措施。

山东地区汉代胡人石像研究

山东地区汉代胡人石像是汉代胡人图像的代表,大多为尺寸较大的圆雕。从考古发现看,这类石像频现于鲁中南地区,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跽坐式";一类是"四面式";一类是"草原式"。跽坐式胡人石像继承了商周以来的跽坐式仙人图像模式,代表了汉代人心中来自西方、沟通仙界和人间的使者,并以其巨大体量逐渐成为被崇拜的偶像。四面胡人石像则可能代表了传播佛教的贵霜人携带来的印度教梵天的形象,反映了汉代外来神祇同本土信仰的糅合。草原风格石像代表了汉人在石质陵墓设计中对草原风格的吸收,也反映了草原文化在汉帝国内部的影响。山东地区的汉代胡人石像揭示了汉代艺术形成的两条道路,一条是汉民族在信仰中主动改造外来风物之路,另一条是外来艺术在汉帝国境内传播过程中的误解、传讹之路。

汉代黄老政治道义观的历史阐扬——《淮南子》君臣民关系论及其思想特色

着眼于秦汉大一统政治发展,《淮南子》对君、臣、民之间复杂的政治关系有着深刻独到的反思认识。以批判"亡秦之失"为基点,《淮南子》从制度、利益、情感及道义等方面深入探讨,力求为西汉统治阶层阐发和提供一种更为理想的"君臣民关系论"。《淮南子》的这种理论思考,始终凸显出强烈的"义政"理念与"民本"精神,并在西汉大一统条件下,既对先秦古典"公天下"思想作出展现自身黄老特色的时代回应,也委曲表达出渴求王国自治,期待开明专制的皇权政治的深层意图。《淮南子》"君臣民关系论"是汉代黄老极具代表性的理论成果,充分反映出西汉前期统治阶层在治国实践及经验上的理性成熟。

论清代中国商人入越开发对越南社会的影响

清雍正以后开放洋禁,以广东、福建籍商人为主体的中国商人从水陆两路源源不断前往越南,他们广泛分布于越南各地,涉足越南商业、矿业的各个领域,促进了两国之间的商品流动和货币互通,成为越南税收的重要来源,并加强了两国人民的联系、文化交流和政治互动,对清代越南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汉赋与丝路文化:汉赋胡人书写及其意义

在汉代丝路文化的影响下,汉赋中的胡人书写逐渐从模糊性、轮廓化的侧面描写转向细腻、真实的正面描写。总体来看,汉代赋家具有将胡人矮化、妖魔化的创作用意。这既体现了汉代赋家具有汉帝国为中心的叙事话语立场,也体现了他们具有"非我族类"的异类书写观念和"百鸟朝凤"式的意义场域建构意识。

民族和睦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证——以陕鄂交界地区回汉民族关系为例

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民族关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在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里,回汉民族关系是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之一。本文试通过对陕鄂交界地区回汉民族关系历史与现状的调查与分析,说明民族和睦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证。

性别视角下的汉代胡人形象探究

汉代艺术中的胡人形象对于研究汉代民族关系与文化艺术交流具有重要意义。针对相关研究缺乏性别视角的问题,分别考察了汉墓出土图像与汉代文本中的胡人形象的性别表现,发现汉代艺术中胡人女性形象的缺失是由于忽略了胡人形象性别差异的表达。究其原因,是汉代艺术对胡人形象进行性别建构的结果,主要由汉代墓葬艺术形式与功能、胡汉民族风俗差异、民族关系与文化融合三方面造成。

唐代代北民间社会胡汉之间的认同与融合——以代北军人为例的考察

唐代代北是族群交汇的主要区域之一,是了解唐代边地族际关系的重要窗口。以代北为视野,以代北军人为例,从军人的家庭、家族婚姻心理,以及群体意识两方面,可以对唐代代北民间社会胡汉之间的交融关系进行深入考察。

安钦呼图克图与民国时期汉藏关系研究

民国时期,扎什伦布寺格西安钦呼图克图在内地倡办并参与启建时轮金刚法会,前往汉地佛教团体和寺院讲授格鲁派历史与显密经典,后经由汉地僧侣和居士弟子翻译刊行,传承影响至今;与太虚法师共同参与组建佛教同愿会,推进汉藏两地佛学交流研究与文化联系。安钦呼图克图先后两次往返西藏与内地之间商讨九世班禅返藏问题,转告中央政府的涉藏政策及西藏地方政府的意见立场,国民政府封授其“普静禅师”名号。安钦呼图克图以非官方身份弘法讲经沟通汉藏文化,为汉藏双方意见立场的直接表达奔走往返两地之间,成为民国时期中央与西藏地方政府共同依托的僧侣使者。

“上饶二泉”交游简述

"上饶二泉"赵蕃与韩淲是南宋时期的两位诗人。本论文以文献史料以及"二泉"的诗歌为依据,对二人之间的交谊以及与同时代诗人的交游进行了简略考述。

再论晚清云南、甘肃回民起义的社会历史背景

晚清咸同之际的回民起义是在传统社会面临转型使命却又背负着巨大的人口压力的背景下发生的 ,是当时西部各种社会矛盾综合作用的产物。本文在既往研究的基础上 ,从比较研究的角度 ,认为清初以来的云南、甘肃回族社会 ,在文化同一性的前提下 ,基于具体的社会环境不同 ,其发展历程及指向不尽一致 ;清政府在甘肃、云南的统治政策使上述指向的差异更加明显 ;回民起义前 ,云南、甘肃两地回族与汉族的关系日形紧张 ,矛盾的一面日渐发展。所有这些 ,都不同程度的作用于回民起义 ,使云南。

唐朝西域东部异族通婚考论

本文主要根据出土唐代籍帐和墓志材料结合传世文献，分析唐朝西域东部异族通婚的现象。指出，从族属来说，异族通婚主要是胡汉联姻（包括粟特与汉族，西域胡人与汉族联姻），也有粟特与西域胡联姻，前者占大多数，其中既有胡女嫁汉男，也有汉女嫁胡男；从家庭来说，既有一代人异族通婚（上辈或下辈族际通婚，或一人娶汉、胡二女），又有几代人异族通婚；从时代来说，既有高昌国时通婚的，也有唐朝时结为夫妻的。西域东部由于各民族长期杂居，民族界限已较模糊，民族融合已成为社会发展的自然趋势。

两晋南北朝汉人助胡论

两晋南北朝出现了汉人主动助胡和被动助胡的现象。汉人主动助胡的表现形式有帮助胡人消灭汉人军队,为胡人出谋划策等。汉人的被动助胡主要有参与胡人政权管理汉人,或帮助胡人攻打其他少数民族等。汉人助胡的原因主要有西晋立国不正,部分汉人士人对汉人政权没有感情,九品中正制度的腐朽,部分士人为求富贵而投身胡人政权,以及汉人为了保护家族成员的身家性命等。汉人助胡有利于胡人在中原的统治,有利于胡人的汉化而不利于东晋南朝的北伐。

相依共存的关系——民国时期桂东北瑶汉经济关系初探

汉族和瑶族是桂东北的两大民族,自隋唐以来,两族就毗邻或交错杂居,经济文化上有着密切联系,民国时期两族交往进一步加深。从探析桂东北瑶汉民族的来源及分布出发,概述了民国时期两族的经济关系,认为桂东北瑶汉民族有着广泛的经济交往和频繁的商贸活动,这对两族尤其是瑶族的经济生产和社会发展,对增进瑶汉民族间的了解,加强瑶汉民族团结等起到了重要作用。

塔勒德镇汉、哈、维三族关系比较调查与试分析

塔勒德镇是新疆伊犁一个多民族聚居的乡镇,主要居民为哈萨克族、汉族、维吾尔族等民族。文章结合田野调查资料,通过对民族意识、文化整合、民族平等观及异族交友、通婚等四个变量进行分析,认为伊犁乡镇民族关系呈良性发展趋势。

胡服小考

在中国传统服饰中 ,汉民族在不同历史阶段对于胡服的接纳 ,在思想、政治、文化与形制上均有着不同的显现态度 ,其间或借鉴、或渗透、或冲撞、或消长 ,颇耐咀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