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以来宋辽关系史研究述评

宋辽关系在10至12世纪初东北亚政治格局中占据主流地位,是宋史与辽史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21世纪以来,宋辽关系史的研究成果颇为丰硕,主要集中在宋辽和战、交聘制度、经济与文化交往交流以及政治关系格局等方面。综合来看,学者们在对相关史料进一步发掘和利用的基础上,对宋辽双方的战略调整、边界交涉、使臣群体等问题予以关注,推动研究走向细致具体;将宋辽关系置于多民族政权并立的背景下进行探讨,拓宽了宋辽关系史研究的视角。但值得注意的是,重复性研究还是不同程度存在,具体研究又多聚焦于北宋一方,对辽朝交聘制度的运行机制、辽朝对北宋的边防策略等问题有所忽视,尚有待深入考察。

宋人著述中的辽代捺钵史料钩沉

宋人著述中涉及较多有关辽代捺钵的史料,包括捺钵释义及路线与地点、捺钵营地及其相关情况、捺钵活动、扈从人员情况等方方面面的内容。就其价值而言,这些史料可补正史之阙失,并与正史相印证,对研究辽代捺钵具有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政治因素、情感态度和个人认知等诸多原因,这些史料也存在一定局限性,需要审慎辨别。

以画为媒:宋、辽民族间的交流与互鉴

北宋时期,汉族与番族之间以绘画为媒介呈现出一种独特的交流与互鉴现象。宋廷对番族文化的尊重和重视,不仅体现在政治外交层面,更深刻地反映在绘画领域。《宣和画谱》特设“番族门”,其位次仅次于“道释门”“人物门”和“宫室门”,位列十门之四。《宣和画谱》的编纂体例、画科分类标准等,体现了宋朝统治者文化自若、吸纳异俗的开放风范;以及宋廷与番族敦睦相交、平等以待的外交理念。番、汉画家互有往来,番族画家入宋就职生活,受中原文化熏陶,其艺术风格渐与汉族相融合;汉人画家亦赴异族之地,其作品深受番人赞赏和学习,对番族绘画产生了显著影响。这种民族间的双向交流,不仅丰富了绘画艺术的内涵,也促进了番、汉民族的相互理解和尊重。辽主在两族交聘往来中,频送“鹿”“鹅、雁”等具有本民族风情的绘画作品,宋主则以汉族传统文化的代表飞白书回赠,这些绘画作品加深了宋、辽的友好关系,成为民族文化交流的象征。此外,宋、辽间的御容交换,以及宋人所绘《契丹使朝聘图》记录了番、汉间的外交活动,展示了民族和睦相处的历史场景。宋廷对收集和绘制番族形象、图绘民族交流的职贡图给予高度重视,这些绘画作品不仅是艺术创作,更是政治与艺术互动的产物,也成为宋廷歌颂当朝文治武功、塑造中原威仪、增强民族自信的方式。北宋时期汉族、番族以绘画为媒,相互碰撞,各取所长,互鉴与创新交织进行,文化联系日益增强,共同推进了中华民族绘画艺术的繁荣发展。

宋辽金墓葬二十四孝图中的男性孝子服饰研究

文章以宋辽金时期墓葬壁画中的男性孝子为主要研究对象,探究男性孝子所穿着的服饰类别。研究发现,宋辽金时期男性孝子服饰分为首服与身服,首服分别是束发巾(带)、幅巾、幞头、东坡帽等,身服主要是圆领袍服、交领袍服和裤等。其中幞头始于隋唐,发展至宋也不断涌现出新的形制,出现了具有典型宋代特征的东坡帽,以及具有辽金代表性的幅巾。在宋辽金时期墓葬壁画二十四孝图中有官员和平民两种身份的人物形象,日常生活的平民大都束髻,着圆领或交领长袍,而在田间劳作的平民则身着短袍;官员主要佩戴幞头,身着圆领大袖长袍,在腰间装饰玉革带。二十四孝图将服饰与其他元素相结合,成功塑造了孝子人物的忠孝形象。

The Research on the Battle of Yanmen Pass

During the war between Liao Dynasty(907-1125)and Northern Song Dynasty(960-1127),there was a classic battle that happened in Yanmen Pass(located in today’s Dai County,Xinzhou,Shanxi Province,China).It was a well known battle of ancient China because a commander of the Song army named Yang Ye(?-986)was really famous in both classical Chinese fictions and Chinese war history.He is the early protagonist of a famous Chinese classic fiction named The Romance of the Yang family’s generals(written in the 16th century,Ming Dynasty of China).The story of his family also appears in other novels.Besides,in history,he was a general who was active in the early stages of the war between Liao Dynasty and Northern Song Dynasty.The battle of Yanmen Pass(980)w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battles of Yang’s military career.His combat style especially his cavalry tactic can be summarized through researching this battle.

分立与整体:辽宋夏金时期中国历史整体性的发展轨迹

辽宋夏金王朝是原唐朝统辖的民族在原唐疆域内建立的政权,各王朝统辖的各族人口中以汉人占多数。辽夏金王朝从国情出发,程度不同地继承中原王朝典章制度的同时,兼容了统治民族的传统制度和文化特点,体现了中国历史整体性的内在机制与发展轨迹。南北民族大迁徙使民族杂居状况更为普遍,客观上加速了民族融合,分布于内地与边疆、北族王朝与两宋王朝的同一民族内部割不断的亲缘关系,强化了古代中国社会底层的整体关系。各王朝统治者皆自称“正统”,将重建大一统王朝作为最高目标。儒家文化成为各王朝的主体文化,北族王朝积极吸纳汉文化精华发展本族文化,在客观上促进了不同民族在以儒学为主的整体文化层面上,实现了由浅入深的文化认同。

辽夏关系演变的阶段性特征

辽夏关系一定程度上受到10至13世纪中国北方政治格局演变的影响,辽夏关系演变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圣宗时期,辽主夏从,联合制宋,辽朝占据主导地位;兴宗时期,辽夏交恶,战事迭起,辽朝的主导地位受到挑战,仍维持辽夏臣属关系;道宗、天祚帝时,夏辽敦睦,协同抗金,尤其是辽末,西夏反客为主,在辽夏关系中掌握绝对的主动权。

物见共融:南宋与金境内瓷器交流的考古学研究

宋金两国在“绍兴和议”之后,进入了长达九十余年的对峙时期。这一时期尽管双方在政治和军事上呈现紧张态势,但在商贸和人文交流等方面交往并未完全中断。事实上,两国在物质和文化层面上的沟通与交流不但依然持续,且呈现出一种积极的共融态势。南宋境内的金瓷与金境内的南宋瓷,体现了双方文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紧密关系。本文选取宋金境内典型窑址出土的瓷器作为研究对象,运用考古类型学的研究方法对其进行深入分析,力图揭示两国瓷器之间的交流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探讨瓷器交流与民族融合的深层联系。我们希望通过考古学的视角,为宋金时期南北民族文化认同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与方法。

GIS支持下永清古战道研究

GIS是服务于地理学科的信息技术系统,将GIS与考古学相结合,可以用于分析考古学文化与地理之间的关系。本文将GIS与考古学相结合,对永清县进行数字地形分析和水文分析后,发现在永清县境内没有“天险”以及修建长城用来抵御辽军的条件,因此在宋辽时期修建了令人震惊的军事奇观——地下古战道。

西夏任得敬分国考

“任得敬分国”是西夏仁宗朝的一次政治危机。史书皆载任得敬专权,甚至胁迫夏仁宗分国。然观仁宗之应对,疑点颇多。任得敬可称专权,但并未脱离仁宗控制;仁宗之退避忍让,源自其为应对宋、金对峙时,外部环境的需要。

宋辽金时期厅堂木构建筑外檐斗拱构造方式浅析

宋辽金时期,手工业商业发展迅速,南北交流更加频繁,催生出了璀璨的建筑文化。为了更深层次地探索宋辽金时期木构建筑的营建过程以及构造特点,文章以外檐斗拱为线索,对现存宋辽金时期厅堂类建筑进行调查研究,主要对象为辽代建筑独乐寺山门、宋代建筑少林寺初祖庵以及金代建筑晋祠献殿,将这些建筑外檐斗拱的构造方式拆解分析,进行对比,总结此时期建筑构造方式的转变趋势,为同类型同时期建筑的修缮与复原工作提供理论依据。

宋代雇佣奴婢考论

中国古代存在着奴婢群体,他们在现实社会中的地位、处境及其与主家的关系,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表现。在宋代,法律规定的奴婢同实际生活中的奴婢的身份有所不同,雇佣关系更加明显,宋代的雇佣奴婢主要来源于债务和人生买卖,这样的雇佣奴婢大体包括三类,即完全依靠以日计酬的雇佣维持生计、有自己的营生在闲暇之时从事雇佣劳动及在主人家内部生活。雇佣奴婢与主家之间虽有“主仆之分”,其社会地位有一定提高,但仍然处于社会底层。

浅析宋辽交聘中传统“礼别华夷”观念之变化

儒家民族观强调“礼别华夷”,以文化和礼仪形式作为严格区分夷夏的标准。在政权面临威胁之际,中原政权常严“夷夏大防”维护自身正统性和文化的中心地位。然宋辽两国交聘却一改以往中原王朝独尊局面,在政治上追求平等,礼乐规制上亦日趋同化。此时宋人已难以依据是否遵循“礼”的礼仪形式来划分夷族,传统“礼别华夷”观念遭受挑战。

宋金时期西北吐蕃若干人名探微——以《钦定辽金元三史国语解》之唐古特语为中心

由于缺乏藏文史料,学界在翻译宋金时期吐蕃人名时,多是根据个人理解,既不统一,也存在很多误译现象。清代对宋金时期吐蕃人名做了大量改译,其改译依据是乾隆朝编纂的《钦定辽金元三史国语解》,该书运用了很多唐古特语解释改译原因,反映出古代藏族文化对其他民族影响之深远,从李立遵、董毡等人名的翻译可以看出,充分利用《钦定辽金元三史国语解》是我们正确还原宋金时期吐蕃人名的重要方法。

回顾与前瞻:北宋使辽诗研究的学术史考察

在“澶渊之盟”之后,宋、辽定期遣使交聘成为双方交往的主要活动。北宋使臣在出使辽国的途中创作了数量可观的“使辽诗”。学界从整体研究、个案研究、跨学科研究等方面对于北宋使辽诗的特点、价值、意义等做了较深入的探究,成绩不小。未来的使辽诗研究宜采取跨学科的方法,强化文学本位,将其置于宏阔的中华文学史视野之下,考察其对于中华文学多元一体历史格局形成的重要贡献。同时,立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语境,可以将使辽诗作为“共同体”意识形成的“有意味的”观测点。

论辽朝的鸭绿江流域经略及其对东北亚地缘政治的影响

辽朝圣宗时期,为了有效控制鸭绿江流域,并牵制和打破宋朝与鸭绿江女真以及原渤海国残余政权定安国可能结成的对抗契丹的军事同盟,辽朝先后展开对鸭绿江流域女真和定安国的数次征伐。辽朝的鸭绿江流域经略,不仅控制了鸭绿江流域,还在鸭绿江下游江口屯驻军队,以切断定安国和鸭绿江女真等通过鸭绿江口与宋朝登州交通的地缘战略要道,而且彻底解除了辽朝在辽东侧翼的地缘政治威胁,并控制了定安国位于鸭绿江中、上游的平原腹地和长白山三十部女真与宋朝贸易的集散地,迫使鸭绿江女真诸部归附辽朝。此外,随着辽朝对鸭绿江流域的控制,为辽圣宗的高丽征伐奠定了地缘战略基础,并改变了辽朝与高丽以及女真诸部的地缘政治版图,从而,对东北亚地缘政治格局产生了重要的历史影响。

宋代书院之师生考

教师与学生是教学活动的发起者和承担者,是学校运作系统中最为积极主动的要素。在宋代书院里,教师与学生同样是最为活跃的因素。由理学家们创办和主持讲学的宋代书院在古代书院中独具特色。书院教师大都有较深的书院情结,与书院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他们的吸引下,大量生徒慕名前去求学。教师与学生以道相交,感情深厚,关系极为融洽,师生关系达到了一种令后人向往的和谐境界。

宋辽对峙下的宋真宗朝“河北守城举人”——从宋真宗对河北路士人的科举加恩说起

地域差异促使中国古代士人群体呈现相对多样的面貌。科举制是宋代士人最重要的入仕途径,而宋廷对各地士人的科举政策不尽相同,该情况为考察宋代士人的地域差异性提供了宝贵的切入点。北宋时期,河北路是宋方御辽守国的首要藩屏。宋真宗朝,宋廷对河北路士人进行科举加恩,以期应对战争压力,巩固对河北路的管控。宋廷为何以优待“文士”的方式经营“武事”?重要的原因是河北路士人与当地基层头面人物、富户群体多有重合。虽然河北路士人文武素养相对混杂、平庸,但具有群体性影响力,是大战中协助宋方守城、维持统治的重要力量。宋真宗朝的科举加恩政策,反映了宋廷对河北路士人特殊面貌的认识,推动着宋王朝对河北路的统治向纵深发展。

熙宗朝西夏政权对金宋关系的影响

熙宗朝绍兴和议的签订,结束了金宋长达十五六年的战争状态,开始走上和平相处的道路。但在天眷元年(1138)末到皇统二年(1142)初,短短的三年多时间里,金宋之间的交涉可谓一波三折。金同意归还南宋河南、陕西之地,却在交接过程中出尔反尔,撕毁和议,起兵南下,且熙宗朝一反常态地放弃灭亡南宋政权的总目标,开始主张同南宋议和。绍兴和议签订前发生的一系列事情,都与西夏政权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从“聚焦”到“延展”——唐宋时期西南民族关系的多维研究与反思

唐宋时期西南民族关系是西南边疆民族关系的历时性呈现,也是中国古代民族历史的区域性场景,在西南民族从“多元共存”到“渐趋一体”的发展进程中,其上承魏晋之分散格局,下启元明之合流动势,起到由表及里的“分化—整合”再到“重组—融合”的关键性过渡作用,受到学界的关注,亦不乏专门性质的学术研论。在族群关系活跃与政权博弈频发的唐宋西南边疆,民族之间持续进行的“交往交流交融”,成为民族关系研究的“一元内核”;“唐宋时期”与“西南边疆”则共同构成研究的“时空双重维度”;其中呈现出政治、经济与文化之“三层结构”,是西南民族多样的社会图景与历史关系的具体面向。在从“聚焦”到“延展”的渐进视角中爬梳唐宋时期西南民族关系研究的相关成果,既有益于廓清西南古代民族关系史的发展理路,也可为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自在发展的内在机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牢路径提供坚实的学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