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与唐宋盗窃法比较研究——兼谈西夏对中华法系的继承与发展

“盗窃”是中国最古老的犯罪之一,历代皆有严格法律予以规制,以期维护社会稳定。文章对比研究了《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亥年新法》《唐律疏议》《宋刑统》及《庆元条法事类》中关于盗窃罪的条文,发现这些法典均设置了亲属内外有别、宽宥弱者、严惩官盗僧窃以及团伙共谋作案等主体处置措施,涵盖了牲畜、人员、佛神祀物以及官府文书等盗窃对象,量刑上均依据慎刑恤刑、告赏、邻里互助以及重盗重罚等原则。同时,西夏法典融入了大量具有党项民族特色的法律元素,完善了群盗、重盗等制度。概言之,西夏法典在充分吸收中原王朝立法精髓的同时,结合本民族社会经济状况以及司法实践的需要进行了创制和发展,在中华法制史上极具特殊地位。

分立与整体:辽宋夏金时期中国历史整体性的发展轨迹

辽宋夏金王朝是原唐朝统辖的民族在原唐疆域内建立的政权,各王朝统辖的各族人口中以汉人占多数。辽夏金王朝从国情出发,程度不同地继承中原王朝典章制度的同时,兼容了统治民族的传统制度和文化特点,体现了中国历史整体性的内在机制与发展轨迹。南北民族大迁徙使民族杂居状况更为普遍,客观上加速了民族融合,分布于内地与边疆、北族王朝与两宋王朝的同一民族内部割不断的亲缘关系,强化了古代中国社会底层的整体关系。各王朝统治者皆自称“正统”,将重建大一统王朝作为最高目标。儒家文化成为各王朝的主体文化,北族王朝积极吸纳汉文化精华发展本族文化,在客观上促进了不同民族在以儒学为主的整体文化层面上,实现了由浅入深的文化认同。

辽夏关系演变的阶段性特征

辽夏关系一定程度上受到10至13世纪中国北方政治格局演变的影响,辽夏关系演变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圣宗时期,辽主夏从,联合制宋,辽朝占据主导地位;兴宗时期,辽夏交恶,战事迭起,辽朝的主导地位受到挑战,仍维持辽夏臣属关系;道宗、天祚帝时,夏辽敦睦,协同抗金,尤其是辽末,西夏反客为主,在辽夏关系中掌握绝对的主动权。

物见共融:南宋与金境内瓷器交流的考古学研究

宋金两国在“绍兴和议”之后,进入了长达九十余年的对峙时期。这一时期尽管双方在政治和军事上呈现紧张态势,但在商贸和人文交流等方面交往并未完全中断。事实上,两国在物质和文化层面上的沟通与交流不但依然持续,且呈现出一种积极的共融态势。南宋境内的金瓷与金境内的南宋瓷,体现了双方文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紧密关系。本文选取宋金境内典型窑址出土的瓷器作为研究对象,运用考古类型学的研究方法对其进行深入分析,力图揭示两国瓷器之间的交流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探讨瓷器交流与民族融合的深层联系。我们希望通过考古学的视角,为宋金时期南北民族文化认同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与方法。

墨学渊源诸种考证刍议

关于墨学渊源的问题,历来众说纷纭。若以“贵俭节用”与“祭天明鬼”的视角省察之,则可印证《汉书·艺文志》“墨出于清庙之守”的说法;若以“尚贤”“上本之古者圣王之事”二论为准,可追溯至“夏禹之道”与上古传统;就《墨子》引《诗》《书》的文本线索而言,以《淮南子》“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的说法佐之,可断定墨学的产生与周、孔所代表的早期儒家有直接之关系;若从墨学生发的文化背景来看,则殷商以来的宋地遗风乃墨学的思想源泉无疑。

西夏任得敬分国考

“任得敬分国”是西夏仁宗朝的一次政治危机。史书皆载任得敬专权,甚至胁迫夏仁宗分国。然观仁宗之应对,疑点颇多。任得敬可称专权,但并未脱离仁宗控制;仁宗之退避忍让,源自其为应对宋、金对峙时,外部环境的需要。

论第一次宋夏战争时期宋朝的治安

第一次宋夏战争时期,随着战争的失利,宋朝的治安问题比较严重,民众赋役加重,地方兵力空虚和治安系统瘫痪。战事有所缓和后,朝廷采取增兵备盗、恢复重法和宽猛相济的措施来稳定治安。面对非常时期的国家治理难题,宋朝较好地平衡了战争与治安之间的关系,社会治安也渐趋稳定。

宋代雇佣奴婢考论

中国古代存在着奴婢群体,他们在现实社会中的地位、处境及其与主家的关系,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表现。在宋代,法律规定的奴婢同实际生活中的奴婢的身份有所不同,雇佣关系更加明显,宋代的雇佣奴婢主要来源于债务和人生买卖,这样的雇佣奴婢大体包括三类,即完全依靠以日计酬的雇佣维持生计、有自己的营生在闲暇之时从事雇佣劳动及在主人家内部生活。雇佣奴婢与主家之间虽有“主仆之分”,其社会地位有一定提高,但仍然处于社会底层。

宋代书院之师生考

教师与学生是教学活动的发起者和承担者,是学校运作系统中最为积极主动的要素。在宋代书院里,教师与学生同样是最为活跃的因素。由理学家们创办和主持讲学的宋代书院在古代书院中独具特色。书院教师大都有较深的书院情结,与书院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他们的吸引下,大量生徒慕名前去求学。教师与学生以道相交,感情深厚,关系极为融洽,师生关系达到了一种令后人向往的和谐境界。

西夏对宋鏖战中的屯田探蠡

西夏屯田,源于对北宋战争的需要。宋、夏战事的发展,使屯田成为了西夏军事补给的重要来源。屯田的规模和范围随着宋、夏战争的升级而不断扩大,屯田区往往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同时也决定了战争的走向,这些边地的屯田区往往因地制宜而开发,为军事上的胜利提供了重要保障。西夏汲取北宋西北地区屯田的经验,形成了寓兵于农的屯田经济发展模式,屯田兵平时生产,战时打仗,迅速开发了西北地区,促进了西北地区经济的发展。

熙宗朝西夏政权对金宋关系的影响

熙宗朝绍兴和议的签订,结束了金宋长达十五六年的战争状态,开始走上和平相处的道路。但在天眷元年(1138)末到皇统二年(1142)初,短短的三年多时间里,金宋之间的交涉可谓一波三折。金同意归还南宋河南、陕西之地,却在交接过程中出尔反尔,撕毁和议,起兵南下,且熙宗朝一反常态地放弃灭亡南宋政权的总目标,开始主张同南宋议和。绍兴和议签订前发生的一系列事情,都与西夏政权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国策”与“邦利”:关于宋夏青白盐贸易问题的大讨论

青白盐贸易本是宋夏双方人民之间各取所需、互惠互利的自发交换行为,宋朝建国以来官方也并没有刻意干预,但自郑文宝提出以禁青白盐为手段遏制李继迁势力发展的建议后,青白盐贸易问题由经济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青白盐关乎人民生计,是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北宋单方面禁止青白盐入边,违背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不仅给宋夏沿边人民基本生活保障造成问题,激起了边疆局势的动荡,而且也增加了北宋向边地输送解盐的支出,导致财政吃紧。自青白盐贸易问题成为宋夏撄锋的焦点后,北宋朝廷内部对严绝互市与弛禁通商一直存有较大争议,朝堂之上为之掀起了关于青白盐贸易问题的多次大讨论。北宋朝廷内部关于是否禁止青白盐入边的多次大讨论表明青白盐贸易问题不是宋夏之间的简单经济纠纷,其实质是宋夏政治对立期间双方综合实力较量中的关键一环。

从“聚焦”到“延展”——唐宋时期西南民族关系的多维研究与反思

唐宋时期西南民族关系是西南边疆民族关系的历时性呈现,也是中国古代民族历史的区域性场景,在西南民族从“多元共存”到“渐趋一体”的发展进程中,其上承魏晋之分散格局,下启元明之合流动势,起到由表及里的“分化—整合”再到“重组—融合”的关键性过渡作用,受到学界的关注,亦不乏专门性质的学术研论。在族群关系活跃与政权博弈频发的唐宋西南边疆,民族之间持续进行的“交往交流交融”,成为民族关系研究的“一元内核”;“唐宋时期”与“西南边疆”则共同构成研究的“时空双重维度”;其中呈现出政治、经济与文化之“三层结构”,是西南民族多样的社会图景与历史关系的具体面向。在从“聚焦”到“延展”的渐进视角中爬梳唐宋时期西南民族关系研究的相关成果,既有益于廓清西南古代民族关系史的发展理路,也可为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自在发展的内在机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牢路径提供坚实的学理基础。

北宋前期熙河蕃部地缘关系考

宋初熙河蕃部众多,部族强盛,初受凉州六谷联盟指挥,在疏通贡宋道路,抗击夏州党项方面,发挥关键性作用。熙河蕃部被夏州党项分化后,六谷联盟遭受重创,最终走向覆灭。失去依靠的熙河蕃部,转而依附于河湟宗哥联盟,继续充当宗哥联盟贡宋抗夏的中坚力量和主要媒介。宗哥联盟崛起后,为谋求更大权益,公然对宋开战,最终遭遇惨败,作为急先锋的熙河蕃部,在此役中遭受重创,转而依附于瞎毡政权,恢复贡宋抗夏的政策。熙河蕃部在宋初虽有反覆,但总体来说,贡宋抗夏是主流政策,这对宋初边防稳定的维持,丝路中继贸易的开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南宋泉州海外贸易崛起中的中央地方互动关系

南宋时期,泉州海外贸易处于繁荣发展的阶段,中央与泉州地方的互动关系也显得尤为密切。中央为地方提供政治支持,地方积极调整政策,推动外贸发展;南外宗正司积极参与泉州海外贸易,成为推动其中的中坚力量;泉州政府与泉州市舶司相互支持,为泉州海外贸易营造了良好的营商环境。在中央朝廷的统筹下,泉州政府、泉州市舶司、南外宗正司相互协调配合,形成了中央与地方、皇族与官僚之间的互动关系,在政治上为泉州港的崛起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秩序重建视角下的北宋儒佛关系——对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个观点的补充论证

在宋初“以儒为主,佛道为辅”政策的基础上,佛教虽强调自身参与教化的正当性,但这并不构成儒、佛对秩序重建主导权的“争夺”。在儒学大兴的背景下,庆历儒者在儒学之道的唯一性和排他性的基础上,否定佛教参与教化的正当性,这是北宋儒佛“争夺”秩序重建主导权的起点。契嵩应时而起,提出儒佛一贯理论,强调“道”的开放性和“心一迹异”的方法,消解了儒学之道的唯一性和排他性,并明确倡导佛教方为教化之本。后来的儒者围绕“道”的开放性和“心—迹”关系的争论显示,“秩序重建”既是北宋儒、佛关系的主题之一,也是超越儒、佛关系的时代主题。

安徽省新石器和夏商周时代遗址时空分布与人地关系的初步研究

安徽省新石器早期遗址有淮北的小山口和江南的沟汀,该时期淮河流域的聚落多于长江流域。新石器中期,考古发掘的野生动物骨骼和孢粉分析表明聚落周围是一个河湖密布、森林草原并存的生态环境。新石器晚期,古人已能分辨土壤的优劣并很可能会利用环境条件改善土壤的不良特性;蒙城尉迟寺遗址的剖面分析表明,环境只是古聚落分布和数量变化的基础因素,生产力的因素也在起作用,因为长时间的持续降温和夏初的大洪水侵袭。夏商周时期全省聚落总数增加,但淮北平原因为长时间的持续降温和夏初的大洪水侵袭,聚落大规模缩减。皖中和皖南的丘陵山地地貌使那里所受洪灾较轻,灾后这些地区因热量条件好使聚落迅速发展起来。新聚落大多建在利于农业生产、能躲避洪水的地方。

最早一幅西夏地图——《西夏地形图》新探

关于《西夏地形图》的绘制年代,学术界一直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此图为宋人所绘,证据是文献记载此图出于宋人《范文正公集》;一种认为:此图为清人所绘,因为所见实物仅存于清张鉴《西夏纪事本末》一书中。本文作者由于在明万历三十六年(公元1608年)刻《宋两名相集》中找到了此图,从而否定了"清代说"。继而又结合图的内容和有关文献分析,推定地图为宋代官吏绘于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从而基本上解决了地图的年代问题。文中还着重分析了这幅迄今所见最早西夏地图的地学内容和科学价值。

宋代书院师生管理、师生关系的特点及现代意义

宋代是中国书院制度创立和发展的重要阶段和关键时期,宋代书院在师生管理与师生关系等方面有很多自己的特点,如精干高效的师资管理、心表结合的学生管理和情深意笃的师生关系等,这些在今天仍值得我们借鉴学习。

辽宋西夏金的避讳、称谓和排行

避讳、称谓和排行是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三者有一定的关联,而在辽宋西夏金代又有其特点。本文在以前的研究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介绍和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