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民融合战略背景下企业间价值共创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关系学习、知识整合及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机制

民口企业实现创新绩效增长与构建可持续竞争优势的关键是借助关系学习和知识整合能力获取创新资源。以创新生态系统理论为基础,结合军民融合战略背景,实证研究企业间价值共创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以及关系学习、知识整合和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企业间价值共创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此外,军民融合战略背景下,企业关系学习、知识整合在价值共创与企业创新绩效间发挥中介作用,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价值共创和企业关系学习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结论有助于揭示军民融合创新生态系统中企业创新绩效提升的复杂过程机制,为军民融合战略背景下我国民口企业通过价值共创促进创新和实现绩效增长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指导。

《默记》中狄青与韩琦关系考辨

韩琦与狄青分别是仁宗朝文臣武将的杰出代表,提及狄青的发迹与黯然陨落,韩琦都牵涉其中。两人交际情况在《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等正史中有零散记载,宋人笔记《默记》有专门文字叙述“韩琦狄青事”,后人常以此记载认为狄青与韩琦不睦,韩琦有意打压、猜忌武将出身的狄青。但阅读其他文献,对比考证后,会发现韩琦与狄青亦师亦友、惺惺相惜,并非是简单的文士与武夫相轻相争的关系。

试论明太祖的驭武思想

明太祖以武功定天下,其间武将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故而朝廷崇其爵,丰其禄,并准其世代相袭,奠定了明初武官较高的政治地位。而在优待武臣的同时,明太祖又以礼法加以约束,要求其遵纪守法、戒骄戒奢、体恤军士、克己复礼。此外,明太祖还极为重视武臣及其子弟的儒学教育,显示出其对武官群体长远发展的注重。明太祖的驭武观念反映了其文武合一、文武并重的统治思想,该思想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明初文武关系的格局以及明代武官制度的制定,对明代政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科学技术、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从《论十大关系》出发

科技自立自强是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与时俱进的最新要求,是国防科技战略部署的现实前提。在《论十大关系》(第三条)中,毛泽东通过论述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指出了科学技术的重要性。经过中国共产党历代核心领导人的实践检验可知,国防建设是以经济建设为基础,经济建设需要依靠科学技术,而科学技术的创新是国家强盛的根本(简称“三者关系”)。我们只有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善于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技创新的理论与实践,依循“科学技术促经济,经济建设稳国防”这一基本线索和理论前提,才能更加深入地理解习近平总书记为什么重视科技创新。

唐代“清官”制度与文武关系之演进研究--以P.2504《天宝官品令》为中心

唐人的“清浊”观念与文武职类之间存在清晰的对应关系。尽管唐代在“清官”制度设计中“不拘文武”,然而P.2504《天宝官品令》揭示,唐前期存在文官与“清官”相对应的政治现实和“文清武浊”身份等级体系。安史之乱后,授予武官以宪衔的现象愈发普遍,反映出武官政治地位和社会声望不断提升的趋势。伴随着“文清武浊”身份等级体系的瓦解,文武关系在中晚唐时期得以重塑。

清代律例规定的官方治安责任

清代律例中规定文武官弁有"务将所属地方实力稽查"的责任,而"捕役兵丁均有缉0盗贼之责",在法律上明确规定维护社会治安是文武官弁及捕役兵丁的专责。从官方维持社会治安的角度看,王朝的所有机构都应该有维持社会治安的责任,参与到维持社会治安体系中来,然而,在清王朝律例所规定的主要责任者是防范与缉捕的汛兵与捕役,以及指挥他们的文武官弁。要有效地防范和打击各种犯罪,维护王朝的社会秩序,保障王朝的安全,就必须具有高素质、高水平,敬业尽职的官方机构与人员,但统治者没有从根本上关注这些官方机构与人员如何达到高素质、高水平和如何敬业尽职,律例规定与社会发展脱节,其弊端也是明显的。

明代臣僚封爵制度略论

洪武初年定五等爵制,皆须军功,有大功方可封公、侯。武官因袭替制度的存在,故最低封侯,以下世袭指挥使。永乐以后伯爵规格提高,武官有功则封伯。而明初文官在严酷的政治气氛下难获封爵,故子、男长期虚置,逐渐废革。此外,《大明律》文官封公侯条件极高,故此后文官有大功亦止于伯爵。宣德以后,臣僚封爵即落去职事官衔,爵位与职事官衔并立的局面终结,勋臣只出任差委。明代封爵待遇较唐宋优厚,但"祖宗之制"与明中后期政局的变化产生矛盾,文官地位崛起而不许封,武官地位日渐低下而难获封,使爵位在百余年中仅为承荫袭爵者把持。

“委托一代理”视角下建立军民融合管理机构的思考

基于"委托一代理"视角,分析了当前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管理机构数量多、关系复杂,整合难度大,职能不清,管理范围不明确等问题,追寻出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委托—代理"链杂长且缺乏有效监督管理、关系指向模糊、信息不对称情况严重。解决问题的主要思路是建立"中央—地方"的两级军民融合领导机构,明确军民融合领导机构中相关主体及其职责权限,并完善相关约束与监督机制。

重文轻武:赵宋王朝的潜规则

宋朝统治集团只怕从未公开宣称"本朝重文轻武"。宋代重文轻武论之所以备受质疑,原因主要在于重文轻武不是赵宋王朝的明规矩,而是心照不宣的潜规则。质疑者往往以北宋初年的史实为例。其实,当时尚处于从武人政治到文官政府的转换阶段。宋太祖文武并重,只是开始注重文治而已。对于重文轻武的简单化解释和绝对化理解,也是人们怀疑宋代重文轻武的重要原因之一。文臣、武官作为宋代统治集团中的两大群体,既非一概势如水火,也非各自铁板一块。文臣、武官内部均有争斗,两者之间又有交叉,其情势相当错综复杂。

论朝鲜战争决策中美国高层的政见分歧与权力斗争

本文在民主共和两党、文武官员集团和总统与战区司令三个层面上,讨论和分析了朝鲜战争决策中美国高层的政见分歧与权力斗争。通过对问题的研究,一方面揭示出美国政治体制和行政运作模式的基本特征及其与美国外交政策推行和全球战略确立之间的互动关系,另一方面也揭示出在美国外交决策中高级文官对武将的权力制衡能力。文章特别提出以杜鲁门总统最终下令解除麦克阿瑟战区司令职务和控制朝鲜战争发展态势为核心点,进一步从宪政体制的角度阐明美国宪法所确立的"军人必须接受文职政府领导"原则的不可撼动性。

乾隆朝对文武官员处分的调节及其局限性

乾隆朝在制度方面是清代较为定型的一个时期,但是并不是一个完备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处分制度,由于制度立法上的疏失、官僚间的倾轧斗争、运作实施中的盲目,出现了处分文武官员的不当之处。乾隆作为高层的决策人物,以皇权的独掌为前提,从统治的长久考虑,对文武处分中的不当之处作了一定的调节和纠正,反映了乾隆文武并重的处分观。但是这种调节也具有局限性。

明治维新与近代日本军国主义再研究

近代日本军人阶级源流及其军制演变,是明治维新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研究成果极为丰富,但存在较多分歧与遗漏。由明治维新所确立的日本军国主义体制,是世界近代政治史上的典型形态。传统武士阶级转换为＂皇军＂,继续保有其政治经济特权,支配、垄断了对内和对外政策的制定,实以中世纪的皇家私兵形态,扭曲了工业化时代的国家军政关系,铸就了一部在国内充斥暴力、在国外持续战争的流血历史。从政治主导层面考察,明治维新是由武士与军人阶层控制的＂和魂洋才＂式国家权力调整,是一场为适应近代技术环境与对外战争需求而进行的军人政治运动。由明治维新带来的、从幕藩体制向天皇制绝对主义与军国主义体制的转变,并无时代的政治的进步意义可言。

唐代宦官来源研究

唐代以前,宦官的主要来源为对特定对象实施宫刑。宫刑废除以后,对特定对象实施宫刑不再成为宦官的主要来源,因此,唐代宦官的来源方式发生了新的变化。从唐初到唐末,进献一直是宦官的重要来源。伴随着宦官权势的兴盛,宦官养子充任宦官亦成为唐代宦官的重要来源,到唐代中后期,宦官养子甚至成为唐代宦官的主要来源方式。除进献、宦官养子等来源方式外,部分中下级文武官员之子充任宦官也是唐代宦官的一种来源。

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需正确处理好六大关系

当前,我国军民融合正处于由初步融合向深度融合发展的过渡阶段,需要在理论认识和实践操作中加强军民融合发展的科学指导,正确处理好维护安全和促进发展、国家主导和市场运作、军事需求和民用需求、盘活存量和优化增量、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重点突破和整体推进之间的关系。

鱼水关系 竞争关系——军民关系实证研究

习惯所认为的军民鱼水关系在实质的物质关系上并不存在,军民之间是竞争关系。与军民关系相比,鱼水关系反而更有可能存在于文人政府与民众之间。在物质关系层面,军民关系的亲近程度低于文民关系。对此,我们需要正视这一问题,不能再盲目乐观,而是要真正建设良好的军民关系。

论西汉官职乱象

西汉官职系统虽继承秦制,但在不断的摸索中呈现出三大乱象:一是文职、武职官员区分不清,二是官职分工混乱,三是新官职设立随意。这些现象说明西汉官职系统还不成熟,仍然在探索过程中。

委托代理视角下军民融合体制机制研究

基于委托代理视角,将军民融合看成一种由军地各主体共同参与的团队活动。由一条自下而上的授权链和一条自上而下的授权链构成的委托代理关系是军民融合工作制度的鲜明特点,但这种委托代理关系存在链条长、层级多、代理成本高,以及委托代理关系不甚明确且指向模糊、委托代理双方信息不对称情况严重等问题。构建有效的军民融合机制,旨在解决军民融合委托代理问题,需要贯彻以理顺管理体制为前提、以减少委托代理层级为路径、以明确决策责任划分为关键、以完善激励约束机制为根本的思路,尽量减少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信息不对称和目标不一致程度,最终促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国外国家安全委员会对军政关系的作用及启示

冷战后,随着国际安全发生历史性、结构性变化,国家安全面临着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的局面。国家安全空间不断拓展,国家安全的综合化、多样化、多变性、复杂性不断增强,各国急需调整完善国家安全体制,以有效应对各种安全威胁。国家安全委员会是协调军政关系的重要平台,也是考察军政关系发展变化的重要窗口。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完善国家安全体制,确保所谓文官治军原则的有效落实和军政关系的协调发展;通过制定国家安全战略和政策法规,指导和规约军队建设与发展;通过发挥统筹协调作用,不断提高军政关系运行效率。

浅析明代的督抚

明代的总督、巡抚，属中央派遣的督察官员，自明中期开始，其体制及权力逐渐向地方大吏 演变，它不仅为清朝正式成为地方大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在明代政治生活中发挥举足 轻重的作用。

分位与分叙:文武分途与唐前期散官体系的演进

武德至贞观年间是唐代散官体系发展的重要时段,贞观十一年是唐代散官文武分途的重要时间节点。唐太宗为了建构具有“贞观”色彩的政治生态,不仅将“散号将军”更易为“武散官”,而且使文、武散官品阶完整而平衡。唐太宗在贞观年间所兴起的“封禅”意图成为唐代散官文武分途之契机,贞观十一年所拟定的封禅仪典推动了贞观朝政治礼仪秩序的构建。在唐王朝“偃武修文”政治理念影响下,武散官的品阶、叙迁等制度比照文散官设计,体现“文”之于“武”在制度层面的先导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