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作业罪的实务观察与理论检视

危险作业罪是立法活跃化背景下的轻罪增设范例,在法益保护前置化的背景下并未导致案件数量的不合理膨胀。从大量实务案件出发反思理论研究,本罪的基本性质、主观罪过等相关争议都可以消弭。将刑事合规不起诉制度作为本罪出罪的重要路径,属于法教义学上的盲目“嫁接”。可识别的“中间危险结果”能够作为“现实危险”判断的重要依据;危险促进因素越突出或危险防止因素越弱化,越容易说明“现实危险”的存在。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应视作本罪的结果加重犯;针对某危险化学品,行为人既存在危险驾驶罪的“运输”行为,又存在危险作业罪的“生产、经营、储存”行为,宜认定为牵连关系,从一重处罚;无罪经营成品油的案件在本罪增设后,不宜再认定为非法经营罪,正确适用本罪能够合理限缩非法经营罪的“口袋化”倾向。

兜底罪名竞合解释的科学性构建

兜底罪名竞合问题,研究的是同一不法行为构成兜底罪名还是构成非兜底罪名的选择问题。兜底罪名的法益涉及公共安全、市场经济、社会秩序,与刑法分则所在章节的其他罪名具有法益同一性。兜底罪名竞合应当以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的二分为前提,反对“大竞合论”的笼统适用。以行为单数联系结果为竞合具体判断标准,可以增强对其法益集体性的保护。兜底罪名法条竞合的复杂性体现在对独立竞合以及包含竞合的区分,兜底罪名想象竞合的肆意性源自对竞合的定位不清以及对重罪选择的标准争议。兜底罪名竞合解释的科学性构建,可以从竞合形式一致性、竞合事实符合性以及竞合价值融贯性三个角度出发。

“刑罚反制”初论

在罪刑关系上,学界长期以来强调罪对于刑的制约作用,而忽视了刑对于罪的决定作用。刑罚对犯罪的成立也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这就是刑罚反制。刑罚反制的根据在于刑罚具有相对于犯罪的独立性、刑罚与犯罪具有相互依存性、刑罚与犯罪之间的联系具有复杂性以及刑罚目的对手段具有制约性。刑罚反制不仅体现在刑法观念中,而且体现在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中。

我国绝对确定法定刑立法模式的历史考证及其现代意蕴

我国传统立法采用绝对确定法定刑的立法模式,在这种立法模式下,刑名涵摄力低,难以应对现实中案件的复杂性,司法实践中有时会遭遇"罪有正条,刑无正条"的量刑困境。我国传统法律设置了比附制度,作为绝对确定法定刑立法模式的配套制度,增强了法律的适用性。同时,比附的适用带来了司法官滥用司法裁量权的问题,我国古代在司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的制约机制与威慑机制方面建立了相关的配套制度,通过对权力运用的合理规范与程序的严格过滤,使得司法官的裁判权能够得到制度性约束,同时又能保障司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的落实,彰显了刑事裁断的规范性与灵活性,这能够为我们当下正在进行的量刑规范化改革如何适度约束法官的自由量刑权提供智识上的资源。

刑事立法语言之概念分析

刑事立法语言是一种特殊的立法语言。首先,它是在民族共同语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一种专门语言载体;其次,它是刑法典、单行刑法、附属刑法所使用的一种专门语言载体;第三,它表述刑事立法意图,以罪刑关系为核心;第四,刑事立法语言使用的主体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最后,它具有一定规则性。

再论罪刑均衡

刑法配刑的实然均衡程度应该是未来刑法修订的重要事实依据之一。对现行刑法第一至第九章全部罪刑关系的实证研究发现,是否为法定不作为犯、滥用身份优势实施犯罪、侵害公权的犯罪,都对刑法配刑轻重没有规律性影响;而危害生命的犯罪、被害不特定的犯罪以及国家安全犯罪是增加刑量配置的重要根据;自然犯之于其他犯罪,暴力犯罪之于偷窃、欺骗犯罪是区分配刑轻重的重要标志;故意犯罪、罪过不典型犯罪与过失犯罪三者刑量显著不同;纯正情节犯、兜底犯和加重构成是防止不当入罪、不当出罪和不当重罚的三个拦截机制;近年来刑法修订基本上形成了刑罚轻缓化的总体趋势;综合配刑分析基础上的残差分析可能对未来刑法修订系统协调罪刑关系、防止偏轻偏重配刑具有建设性方法论意义。文本提出,应提倡二元论的罪刑均衡理论。

环境犯罪刑事和解的证成与价值——以恢复性正义为视角

恢复正义是通过被害恢复与加害恢复实现社会关系的全面恢复,刑事和解是恢复性正义最重要的司法形式,刑事和解最大程度地体现了恢复正义的具体要求。刑事和解自身的属性以及环境问题的重要性从理论层面证成环境犯罪刑事和解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环境犯罪刑事和解既有有利于环境关系和谐发展以及环境权的最终实现价值,又有完善我国刑罚体系结构等价值。

罪刑关系的立体考察:罪刑关系的相关属性

罪刑关系是刑法本体论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在我们深入考察罪刑关系的相关属性后,我们将发现罪刑关系本来是一种立体关系而非直线关系。罪刑关系的相关属性包括客观性与主观性、强制性与宽和性、静止性和动态性、一般性与个别性,而这些属性正是在对立统一之中生成了罪刑关系的立体性。罪刑关系的立体性把握对于罪刑关系理论的丰富和罪刑关系的刑法实践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罪刑关系宽和性的当下拓展与重申

作为罪刑关系的一种特性,罪刑关系的宽和性应在刑事一体化的领域得到拓展。若联系刑事理念和刑事实践的最新发展,则罪刑关系的宽和性应在当下拓展出当事人性、可合作性与可暂缓性,并且当事人性、可合作性与可暂缓性在相互渗透和相互说明之中"拱举"着罪刑关系的宽和性。由当事人性、可合作性与可暂缓性来充实的罪刑关系的宽和性是对罪刑关系本身的肯定,不仅有着深刻的人权意义,而且有着基本的刑事政策意义。罪刑关系是刑事法理论的一个制高点。

刑罚目的及其规范限制——基于对现代理论的反思

刑罚目的理论在刑罚论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现代刑罚目的理论在逻辑上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矛盾,有必要予以修正。刑罚的目的既不是为了实现对已然犯罪的报应,也不是通过一般预防作用于社会公众,而是在维持罪刑关系的基础上实现特殊预防。罪刑关系原则是根据已然的犯罪行为奠定刑罚质的基础,特殊预防是基于行为人犯罪后的表现对刑罚进行量的调整和补充。二者统一于刑罚目的体系中,贯彻于立法、司法以及执法三个阶段。

玩忽职守罪的因果关系法律问题研究

目前,玩忽职守犯罪在职务性犯罪中呈现出高发态势,严重影响了国家机关的公信力,也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重大损失。但目前司法实践中对玩忽职守罪因果关系认定比较难。玩忽职守罪因果关系本质与其归责在国内外刑法学界至今争论不已,本文以案例作为出发点,对各种理论和观点进行分析批判基础上提出客观归责理论并予以论证,同时对玩忽职守罪因果关系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刑事一体化视野下的以刑制罪问题研究

传统理论一般将罪刑关系理解为罪刑的因果性,即刑因罪生,这是不完整的理解。以刑制罪是反思静态、单向式的罪刑关系的产物,旨在于以刑为起点来思考和运作罪刑关系。融合观念与方法于一体的以刑制罪,具有反向性、主动性和积极性,在刑事立法、定罪、量刑和刑法解释及行刑中均得以体认。

侦查效益的评估机制初探

法律制度是一种资源,资源具有稀缺性,因此,需要对资源利用的效益状况进行判定与评估,以优化资源的适用方案。从侦查机关现实的办案状况来看,与侦查高效益的实现还存在较大的差距,重要原因之一在于片面追求"破案率",忽视了其他衡量标准,因此,还必须将侦查效益放在不同的语境下进行考察。侦查效益评估体系的建立应全面囊括侦查活动的各种不同语境,置于刑事法律制度、打击犯罪与预防犯罪的整体效果环境中,从侦诉关系、侦防关系的相互联系中界定侦查效益的内涵,而非仅仅局限于侦查学意义上的侦查效益,这是建立科学侦查效益评估机制的前提条件。

“由刑及罪”逆向司法逻辑:迹象、成因及适用场域——以司法实践中的法律文件及典型案例为样本

面对定性争议案件,司法人员时常会放弃传统的"由罪及刑"正向路径,而沿用一种"由刑及罪"的逆向路径,即在定罪之前预先考虑刑罚的必要性与妥当性。原因在于,当我们按传统的正向路径寻找作为难办案件大前提的刑法规范时,离不开如何适用刑罚这一案件结论的提前参与;而且,犯罪的"应受刑罚处罚性"特征也要求我们在定罪过程中,预先考虑刑罚的必要性与妥当性。"由刑及罪"逆向司法逻辑与罪刑法定原则相辅相成,其主要适用于定性争议案件,在适用时还应通过教义学解释的方式进行。

从刑事诉讼目的角度看警检关系

西方各国刑事诉讼中的警检关系本质上是一种相互配合与协作的关系,以控制犯罪为直接目的。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警检关系既是一种互相配合的关系,又是一种监督关系,以实现控制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双重目的。然而,从警检关系的实际运作来看,无论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互相配合,还是检察监督均未能达到理想效果,由此导致控制犯罪和保障人权的目的均未能充分实现。在笔者看来,警检关系难以实现控制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双重目的,我国应以提高对犯罪的有效追诉为目标重构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警检关系。

性善与礼法——孔子礼法思想的人性根基

在人性论上,孔子主张"性相近",但他未直接言说人性之善或恶。若从孔子整个思想体系来看,应该说孔子是倾向于人性善的;在此基础上,孔子将违法犯罪的根源归结于人们欲望的过度膨胀和人们合理欲求没有得到满足。为此,孔子主张以礼法来节制人们的欲望、约束人们的行为,从而建构相应的法制秩序。

共犯人关系论纲

国内学界关于共犯人关系的交叉关系说与递进关系说均存在疑问,重合关系说原则上具有妥当性,但也存在不足。共犯人之间具有何种关系,取决于其背后采取的基本立场,根本上则与共犯人关系据以解决的基本问题,即共同犯罪的定罪问题与量刑问题密切相关。前者关涉共犯人的犯罪成立及刑法的处罚范围,后者关涉共犯人的处罚前提及刑罚个别化。根据共犯人关系据以解决的基本问题,区分制共犯人关系更为妥当,值得借鉴。据此,解释论上,我国刑法第26条是关于共同正犯的规定;第27条与第28条规定的均是帮助犯;第29条第1款规定的“应当按照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处罚”的含义是指“判处正犯的刑罚”,第2款规定的“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中的“罪”应限制解释为“重罪”。

论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背景下新型侦诉关系之构建——以检察机关自侦部门为视角

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是新时期对我国"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也即"阶段论"侦诉审关系的完善和发展。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背景下构建新型的侦诉关系,除"有形"的建章立制层面的完善外,更为重要的是"无形"的,亦即二者在心理上对彼此工作价值的认同。此外,还应围绕证据问题,对原有侦诉关系进行进一步黏合。

因罪生刑,以刑制罪——再论绑架罪法定刑对其法定加重事由解释的反向制约关系

我国刑法对绑架罪规定了极为严厉的法定刑,对其两项加重事由更是规定了绝对确定的法定刑——"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①2009年2月底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七)对于绑架罪进行了部分修正,增设了"情节较轻"的减轻构成规定,此虽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对这一减轻构成的评价、理解与适用本身就是问题。同时,该修正案对于绑架罪的加重构成未作任何修改,堪称遗憾。因此,对这两项加重事由如何解读,至今学界仍然无法达成比较一致的意见,司法实务部门的处理更是各执一词。充分重视和合理运用"因罪生刑,以刑制罪"的解释手段,关注刑事法律规范中绑架罪的法定刑对其具体加重事由的反向制约关系,能够比较妥善地解决这一难题。

刑罚应是刑法学的逻辑起点——对我国传统“犯罪中心论”理论体系的反思

传统的刑法学是以犯罪为中心展开的理论体系:犯罪被认为是整个刑法学的基石,也是刑法学的逻辑起点和理论重心;罪刑关系被认为是刑法学的"主轴",犯罪在罪刑关系中处于基础的、主导的地位,刑罚是犯罪的后果,处于被动的地位。这种体系在当代已陷于"危机":犯罪概念的实质内涵迄今不能有效确定,意味着整个刑法学建立在"沙滩"之上;罪刑关系也难以担当整个刑法学的理论框架,无法统摄与支撑整个理论体系内容;犯罪在罪刑关系中的主导地位也被动摇,刑罚的主导性凸显。刑罚(或刑罚权)才是刑法学的逻辑起点和理论中心,"犯罪中心论"体系应当向"刑罚中心论"体系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