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我国竞技体育发展中政社关系改革的几点思考

为更好适应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建构我国竞技体育发展新格局,采用文献资料法和访谈法对我国竞技体育发展中政社关系改革问题进行分析。认为,我国竞技体育发展中强政府、弱社会的发展惯性仍需进一步打破,社会自组织的发展能力有待提高,政府管理的角色和职能亟需转变。新时代我国竞技体育发展需重视政社关系改革,从强政府、弱社会转变为强政府、大社会发展格局,政府引导社会力量有序发展,并与社会力量合作构建多元治理机制。具体包括:深化“放管服”改革,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继续做减法;社会力量加强自身建设,在更多领域发挥更大作用;依据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有针对性地扶持社会力量成长;根据参与类别,对社会力量发展提供差异化的帮扶;做好市场监管,引导、规范社会力量成长;积极推进政府元治理、行业自治和多元共治。

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有效性的内在逻辑——基于“政党功能—社会参与”的分析框架

厘清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有效性的内在逻辑是提升社区治理效能的前提。以构建党组织领导的社区治理共同体为目标导向,以政党与社会关系为内在依据,通过建构“政党功能—社会参与”的分析框架可以发现,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有效性取决于政党功能发挥度和社会力量参与度的高低配置状况。两者交叉形成了“放任型”“管控型”“自治型”和“引领型”四种治理模式,分别折射出了政党与社会无涉、政党整合社会、政党赋权社会、政党引领社会的潜藏逻辑。其中,“引领型”是最有效的模式,因为其能发挥政党功能激活社会参与,形成政党主导下的多元共治。为实现这种模式需要从赋权增能强化政党功能、广泛动员促进社会参与、寓党建于治理提升耦合度三个方面发力。深层次看,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有效性最终指向的是秩序与活力的平衡,党建引领的核心作用就在于解决这个二元性难题。

政社共谋:基层治理创新中的政府行为研究

“共谋现象”不仅是一种避责策略,还是基层政府的灵活性体现以及基层治理创新的重要源泉。当前一些地方形成的“政社共谋”就是基层政府灵活施政的一种变通策略。基于基层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案例考察,对“共谋理论”进行拓展,可提炼出“政社共谋”的理论框架,用于分析基层治理创新过程中基层政府与社会组织间进行联合共谋的动因与形成机制。研究发现,体制压力和政绩驱动是“政社共谋”形成的动因,表现为:在体制刚性化的背景下,基层政府希望借助社会组织来创造工作灵活空间;并且社会组织在参与基层治理时更具备创新性,符合基层政府的政绩需求。在“政社共谋”下,基层政府与社会组织间形成双向依赖关系,并通过行政动员、资源俘获、政策庇护等机制来保持长久稳定的共谋关系。“政社共谋”正是基层政府在不改变体制的情况下,进行的创新性机制探索,体现的是积极寻求自主空间和完成任务的逻辑。

环境—利益—学习:政社互动的协同演化机制分析——以D社工站与基层政府部门的互动为例

引入“协同演化”概念,以更加整全的视角看待政社互动中的“双向运动”和“双向优化”,并搭建起“环境—利益—学习”的政社协同演化机制分析框架。文章从认知互构、知识互学、服务重组三个横切面呈现D社工站与镇政府的协同演化过程。政社“双向运动”表现为政府部门对社会组织的行政干预、服务增量和吸纳,以及社会组织展开的“自我保护运动”;“双向优化”表现为社会组织推进专业服务的情境能力和开展“自我保护运动”能力的提升,以及政府部门基层协同治理质量的提升。政社协同演化机制包括环境机制、利益机制和学习机制。环境机制是指国家和地方政府构建的协同治理格局,为政社协同演化提供了良好的制度条件。利益机制是指政社的相悖利益对“双向运动”的牵引,共同利益和共容利益对“双向运动”的牵制,以及共容利益对“双向优化”的牵引。学习机制是指政社双方通过学习行动引起的适应性特征调整。

社会工作站建设的研究进展及启示

社会工作站是制度化推进社会工作本土化建设的系统工程。对既有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后发现,在研究数量上,发文量呈现不断上升的态势。从研究成果类型上看,学术期刊论文和学位论文均有所涉及且占据重要地位。从研究主题来看,主要涉及社会工作站建设的意义与作用、理论与方法、路径与逻辑、政社关系、问题(困境)与经验(对策)、基层社会工作站督导与人才队伍建设等。针对既有研究存在的不足,需从理论与方法的多元化、研究主体的多维性、理论与实务的双向建构、横向与纵向维度等方面开展深入研究。

“两岸大系统”的运行机制与治理逻辑

“两岸大系统”是一套以社会结构功能主义为理论基础、以“系统—结构—功能—角色”为建构逻辑的分析框架,旨在重新检视两岸关系的运行机制与治理逻辑。一方面,“两岸大系统”的结构与功能向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次级系统不断分化的过程,也是内地和中国台湾两个子系统边界不断模糊、消弭的融合过程,折射出国家统一的长期性、艰巨性与必然性。另一方面,“两岸大系统”的治理逻辑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治理主体结构因两岸公权力内部的纵向分工与两岸民间社会的融合发展而走向多元化;二是“元治理”范式贯穿于两岸子系统之间的合作行为模式以及“内地子系统”内部的央地行为模式之中;三是渐进式的治理节奏展现出中央对台治理的稳定性、连续性与灵活性。

中国科技社团发展的影响因素及路径研究

科技社团的高绩效发展有助于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推动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促进创新型国家建设。文章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中国科协所属的30个科技社团进行实证分析,探究影响科技社团发展的各种条件组合。文章发现,学科类型、组织规模、秘书长任职情况、专职工作人员数量是科技社团发展的主导性条件变量,历史积淀是科技社团发展的辅助性条件变量,挂靠关系、理事长领导经验对于科技社团的影响存在分异。所以需要对不同科技社团的发展进行深入剖析,以展示中国科技社团发展的不同路径。

治理的逻辑:比较的观点

西方国家的治理和中国的治理在国家社会市场关系上呈现了一种相反的运动———西方的治理是从三者边界的清晰走向模糊,这一走向既是治理产生的原因,也是治理产生的结果;而中国的治理是在三者边界的模糊走向清晰的过程中发生的。这使得中国的治理带有了自身的一些特点。中国式的治理是否也要先完成一个从三者边界的模糊走向清晰再走向模糊(因为治理通常被认为是三者边界模糊的产物)这样一个过程?抑或在现有的格局下,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也可以达到治理的效果?这些问题正是本文想探讨的。

塑造“积极居民”:政党引领社区自治的耦合路径

社区自治的难点是治理主体的积极性不足、主体间的协作关系不顺、主体集合的主体性及社区认知不强,究其根源在于社区社会的耦合机制缺位,自发秩序无法形成。政党具有再塑社会的相对自主性和政治能动性,尤其在社会力量发育不足、公共理性尚未形成的情况下,政党可作为引领主体承担起弥补社会权力真空、以政治行为撬动社会活力的职责,这是政党引领社区自治的合理性所在,也是“政党引领”与“社区自治”不相冲突的底层逻辑。因此,社区党组织可通过发挥组织动员、利益协调、话语建构的优势,培养个体能动、个体间合作、整体性自觉的“积极居民”,构建有机团结、良序关联的主体间关系,进而达到重塑社区社会、助推社区自治的目的。

“国家-社会”关系视角下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研究

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我国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核心目标任务。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提出,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国家与社会关系认识和实践的深化。新时代新征程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核心和关键在于处理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促进两者关系格局向“强国家-强社会”的均衡协调状态转化;根本的方法论在于促进以国家和社会为核心的各方行动主体共建共治共享,实现事业的共同建设、行动的共同治理以及成果的共同享有。

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

以县域为重要切入点的城乡融合发展路径,主要关注作为官僚体系关键环节的县域政治、作为均衡发展核心支撑的县域经济、作为秩序维系基本依托的县域社会这三重维度所合力构建的支撑体系。在政治维度上,县政是最基础的一级基层政权,是应对城乡融合相关政策落地过程中面临的地域差异性境况和多元化需求的基础单元,同时县政处于城乡二元结构的结合点,是城乡治理体系从分治转向合治的关键所在。在经济维度上,县域在国家财政体系中承担基础性支撑,是城市反哺乡村的体制通道以及城乡经济交融的“牵线人”,是城乡人口双向流动和产业互动融合发展的重要单元,对畅通城乡要素循环、促进城乡经济均衡发展发挥桥梁作用。在社会维度上,县域作为社会秩序维系的基本单位,是应对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暴露的利益冲突与社会矛盾的重要单元,并构成兼具“社区”与“社会”属性、融合传统与现代要素的共同体,成为城乡文化互动融合的价值单元。在这些意义上,县域在重塑新型城乡关系和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方面具有独特价值和功能。

购买公共服务中契约式合作关系何以构建——基于嵌入性视角的分析

推动“政社良性互动”是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和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必然要求,购买公共服务则是政社互动的重要表现。研究发现,政府与社会组织互动是以资源依赖为基础的、在购买服务的不同阶段采取相应策略进而推动构建契约式合作关系的过程。在选择承接服务项目对象环节,政府采取选择性吸纳和支持性策略;在服务供给环节,政府通过规范式嵌入,而社会组织则采取专业嵌入和关系嵌入策略。政府和社会组织在购买公共服务过程中采取的双向嵌入式策略,是构建契约式合作关系的必要方式。关系嵌入基于声誉和信任机制,其目的是寻求政社之间长期的项目合作关系。契约式合作基于政府与社会组织间的平等契约关系,通过双向嵌入过程得以实现,有助于推动政府与社会组织走向伙伴关系,实现共赢。

习近平关于政府、市场与社会关系重要论述:角色勘定、协调原则与理论意义

习近平关于政府、市场与社会关系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处理好政府、市场与社会关系对深化经济社会体制改革极为关键。政府是“看得见的手”、市场是“看不见的手”、社会是“另一只看不见的手”,要建立强政府、强市场与强社会的“三强鼎立”的治理格局。协调政府、市场与社会关系要秉持有为与有效、公平与效率、秩序与活力、历史与现实相统一的原则。习近平关于政府、市场与社会关系的论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揭示了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虚伪性,超越了新型工业化国家发展型政府理论,并为发展中国家协调政府、市场与社会关系提供了新方案,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

智能化背景下社会冲突治理的妥协式纾困

社会治理智能化进程中的算法歧视、社会关系异变与权力结构失衡等现象极易诱发利益冲突,具体包括正向冲突和逆向冲突两种,需要系统规范的法律程式以应对复杂的社会冲突。为此,可尝试进行妥协式的纾困治理,对以人工智能本体、直接客体和间接客体构成的三维空间进行分层规划,同时树立社会冲突治理的整体观,强调传统规制的主导地位,建构应对社会冲突的综合性治理方略,最后辅之以技术理性确保法律可以将未来人类社会必需而又充满肆意的智能技术关入规制的“牢笼”之中。

策略调适与利益共享:西部地区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何以维系——以四川省C市公共文化服务购买为例

构建政府与社会组织间良性高效的协同机制与互助体系,是提高公共文化服务质量及水平的重要途径。西部地区政府在面临资源约束的条件下,如何维系与社会组织的合作仍未得到充分的理论解释。鉴于此,运用案例分析方法对四川省C市进行分析后发现,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分为三个阶段,即合作初定阶段、合作深化阶段和合作维系阶段。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的维系需要在制度规则塑造过程中进行策略调适,即随着外部环境以及政策的变化,采取渐进行为选择以及与环境相适配的行为策略来调整合作内容;同时,在主体利益兑付过程中实现利益共享,即利用现有资源,采取让渡利益空间以及寻求契合点的行为策略,使政社双方形成稳定的合作链条。通过建构“策略调适”与“利益共享”的理论框架,并结合声誉理论对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维系的现象进行解释,以期为其他地区破除现实中的发展困境提供经验借鉴。

新型社会组织的创建与试行——从杭州市“社会复合主体”实践看政府赋权社会的可能

中国式"强政府弱社会"治理模式正在经历变革,在政府由"全能"向"有限"的角色转型中,如何促进社会发育是一个关键问题。而社会组织作为社会力量的集中体现与社会职能的主要承担者,其成长备受关注。近年来杭州市政府对"社会复合主体"的培育就是对创建新型社会组织的一次尝试。这一理念和实践既不同于传统的社会中心论,也不同于单纯的国家中心论,而是充分正视中国现实语境下政府与社会间关系的模糊性,并试图利用这种模糊关系中社会组织对政府的依赖性去促成主动性,从而试行一条政府与社会相互增权的道路。但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在二者的相互增权之中,原有的权力结构关系依然没有改变。

邻里政治:城市基层的权力操作策略与国家-社会的粘连模式

在社会转型期国家对城市邻里社会的动员控制能力这一问题上存在着"断裂"论与"嵌入"论两种对立的观点。本文提出了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粘连"理论,即国家对城市邻里仍旧拥有一定的动员控制能力,但这种能力受到各种社会政治因素相当大的限制。本文通过对相关经验资料的分析,指出国家与城市邻里社会间的这种粘连状态是由邻里中具有非制度化特征的权力操作模式及其背后的社会结构、动力机制等因素决定的。

适度合作与中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中的政社关系——一个公众视角的分析

购买公共服务是中国倡导社会治理理念及推动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举措。中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实践促使公共服务供给中的"政社关系"发生了显著变化,政府不再是公共服务供给的"垄断者",公众也不再是公共服务供给的"局外人",以社会组织为主体的社会力量被吸纳到公共服务中,政府与社会力量的合作成为发展趋势。从公众的视角,基于"公众参与"和"政府回应"两个维度,探讨购买公共服务中的政府与社会力量的"合作关系",进而根据"适度公众参与"和"适度政府回应"两个维度,建构了购买公共服务中"政社适度合作"的概念。从合作目的、合作意愿、合作能力、合作过程的维度,分析了购买公共服务中"政社适度合作"的特征。"政社适度合作"应该成为中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制度实践中"政社关系"的发展方向。

契约精神与友善制度:善治视角下新型政社关系的构建

政社之间何以建立起一种独立平等、互信互助的合作关系,以促进政府购买服务政策预期成效的达成和社会需求的因应,乃是当前新型政社关系建构的核心议题。针对当前政府购买社会服务中政社关系存在的政社不分、法制真空和互信缺失等多重特征与现实困境,本文引入善治理论作为替代性分析视角,从体制再造、依法治理与合作治理三个维度构建了新型政社关系建构的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创新性地引入契约精神与友善制度作为构建新型政社关系的核心要素,以探索实现刚柔并济新型关系的策略化路径。

论中国基层政府治理现代化

基层政府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功能实现部分。推进基层政府治理现代化,核心部分包括政府公共性建构、基层民主建设、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权利规范,以及政府治理法治化。当今,面对基层社会利益群体分化和社会结构多元化的现实,基层政府治理需要实现体制上的现代转型,以适应新的社会发展变化,通过改变传统治理体制、运行机制和治理方式,完成向服务型政府的职能转变,以现代法治原则来规范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以及市场与社会的关系,充分发挥多元社会主体的作用,并使其参与到基层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当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