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人神关系问题研究综述

人神关系一直以来都是中西方争论的热点问题,中西方对人神关系的不同认识基于不同原因。不同的社会意识是基于不同的社会存在,西方以"神为中心"的人神关系和中国以"人为中心"的人神关系的形成有着不同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中国对于人神关系的认识根植于中国的历史及土壤,这甚至会影响其对外来文化的接受和融合程度,影响当今人们对宗教的认识。对中西方人神关系进行整体性的概括和呈现,使人们更加清楚地了解中国形成以"人为中心"的人神关系的渊源,将为人们正确认识宗教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植物、宴饮与鬼神:傣洒人的生态文化变迁

作为经济作物的甘蔗在云南新平傣族稻作文化中崛起后,不仅引发了农田里植物的"战争"——甘蔗和水稻的竞争,还触发了当地宴饮形式的变迁,更深层的是,这些变迁带动着文化在空间观念、时间观念和人鬼神关系诸方面的变化。

红字的含义与上帝形象的变化——评霍桑的《红字》

人神关系的探讨不仅是基督教也是西方文学中表现的重要主题之一。但上帝的形象远非禁止不动而是处于不 断的运动变化中。霍桑所著《红字》中A字的象征意义的变化揭示出上帝的形象由神性向神性与人性结合的变化。

同生、共存与共长——景颇族神话史诗“目瑙斋瓦”人神鬼共生生态蠡测

共生是一种生态机制,存在于事物的普遍联系中,是构筑整体的内在机理。景颇族神话史诗'目瑙斋瓦'是景颇族传统文化与艺术共生整合的结晶,其通过人神鬼的传说与故事进行讲述。人神鬼同生、共存与共长是人神鬼共生生态的呈现,表达了景颇人对人类、自然与社会三者整体和谐共生的理想世界的追求。'目瑙斋瓦'人神鬼共生是人们的一种愿景。

从先秦两汉艺术品装饰题材看天地人神关系的演变

因史前原始社会先民对自然物的万物有灵观、对某些特定动物的图腾崇拜而初步形成天地人神的概念,商用时期强化了天地人神闻的关系,随着春秋战国时期人类自身认识的觉醒,以至于在两汉时期达到了天地神人关系的完善。这表明人类对自然界和人类自身的认识乃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

别样的人生历程,不同的情感诉求——解读赫伯特诗歌中上帝与人之间的情人关系

"上帝和人的关系"是赫伯特诗歌创作永恒的主题。在西方文学史上,很多作家在其作品中都涉及到了这个主题,但几乎没有一个作家能像赫伯特一样把它作为毕生诗歌创作的一个唯一而且永恒的主题,几乎没有一个作家能像赫伯特一样把人神关系刻画得如此形象生动和多种多样。本文从赫伯特特殊的人生经历出发,通过分析他在诗歌中所描绘的上帝与人之间的情人关系和他的人神观,旨在解读赫伯特对上帝特殊、强烈和炽热的情感诉求。

春秋战国时期的鬼神思想

在先秦鬼神思想史上春秋战国是一个重要阶段。在社会政治动荡的环境中,鬼神的地位发生了动摇,人的存在与价值受到关注。这一时期的鬼神观念呈现出“重人轻鬼”的特点。

“人”的重建:周作人笔下的“兽”“人”“鬼”“神”形象

人学思想是周作人文学思想的核心命题,贯穿于周从早年"人的文学"到晚年对《路吉阿诺斯对话集》的翻译。其笔下的"人"生活在"兽""鬼""神"的参照系中,厘清这一谱系是理解周作人的人学思想的关键之一。本文从人禽之辨、人与鬼、人与神三个方面来梳理周笔下的"兽""人""鬼""神"形象。在笔者看来,"兽"是周建立人的生物学基础;"人"是灵肉一致,兽性与神性的结合;"鬼"是人生喜惧愿望之投影,但"故鬼重来"的忧惧则是周对国民劣根性与蛮性的批判——从奴性、麻木、嗜杀到制艺与圣道之文化遗传;"神"则是权威与压迫的化身,成为周抵抗言论压制,拒绝博学鸿词征召之工具。而希腊诸神则是例外,其实他们对周而言则是人格化的神,是充满人性光辉的真人。

从红字的含义看人神关系的变化

人神关系的探讨不仅是基督教的文化概念,也是西方文学中表现的重要主题之一。上帝对于人的关系绝非静止不动,而是处于不断的运动和变化之中。结合《红字》中A字象征含义的变化,揭示人神关系从对立走向和谐以及这种变化对于理解作品主题的意义。

中国和希腊神话中人神关系的对比研究

神是先民在人类的童年时代创造的,它能体现一个民族最初对世界的认知。本文从人神的地位是否能互相转化,人神的生活是否相似及人神之间的交流是否双向三个方面对中国和希腊神话中人与神的关系进行了对比,并进一步剖析了人神关系体现的哲学及人生观的差异。

美国早期文学中人神关系的演变

宗教和文学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两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本文通过阐述宗教对人们思想价值的影响,结合美国早期文学思潮和早期作家作品,力图勾画出美国早期文学中人神关系从早期的重神轻人到人本主义的演变过程。这一过程揭示了文学中宗教实体的演变和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了解这种变化对于理解宗教的本质及美国早期文学中宗教的影响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小说《棚屋》中的神人关系及其积极意义

小说《棚屋》透过主人公Mack周末的一段奇幻经历,描述了处于丧女之痛的Mack从怀疑上帝到最终与上帝"和解",释放伤痛,走出心中的"棚屋",获得新生的心路历程。尽管该书的创作动机在于宣扬上帝爱世人,帮助世人完成救赎的宗教思想,但该书通过对上帝形象的刻画及神人关系的描述等方面,渗透了对基督教教义及神人关系的深入剖析,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基督教教义及其对精神创伤的治疗作用。

伦理学视野下的民间传统庙会

庙会是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以宗教信仰为基础,集传统习俗与民间文化于一身的文化现象。伦理学视野下的庙会兼具世俗性和宗教性,通过神的名义来规范和影响人与神的关系、人与自身的关系以及人与人的关系。正是通过庙会这一载体使宗教信仰和宗教戒律在民间不断被传播和世俗化,并逐渐演变为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

从巫史儒之关系传承浅析《史记》的“究天人之际”

"究天人之际"是司马迁创作《史记》的宗旨之一。受到巫术神秘思维与儒家天人合一等思想的影响,司马迁及其《史记》创作,在"究天人之际"方面表现出祖先崇拜、君权神授、天命观等倾向,这与巫、史、儒三者之传承密切相关。"究天人之际"是本出于巫的史官,在大一统的时代背景下,继绝地天通之后对天人关系的重新梳理。

略谈魏晋志怪小说作为小说萌芽状态的特点

论及小说的最初起源,说法颇多,但就魏晋南北朝时期志怪小说的繁荣,标志着中国古代文言小说创作自觉或不自觉地进入了萌芽状态,观点还是比较具有合理性。其特点为:一方面创作主体渐具规模,小说创作的母题已基本完备,以及艺术特色渐趋成熟;另一方面表现在其对待志怪事件的史传态度,还表现在小说内容中表达的人神关系具有高度客观性,与人类思维的童年阶段相去不远,具有一定幼稚性。

试析巫傩面具的文化内涵

巫傩面具是巫傩文化的最大特点,傩人以及信仰者把面具视为神物,是沟通人、鬼、神之间的工具,是鬼神的灵魂,是宗教意识化的凝聚物。面具随着历史的变迁而不断发展。巫傩面具显示了傩文化、傩戏的不朽魅力。它以独特的韵味体现出上古初民的生命观和浪漫的想像力,成为一座沟通蛮荒时代与当今岁月的桥梁。

殷商之上帝或非在天——三代鬼神世界观范式转换新探

夏商周三代共出现了三种不同的鬼神世界观范式。第一种大致产生于仰韶文化时期,持续至殷商早中期。此时生业问题是主要问题,人们主要崇拜自然神,川泽山林被认为是鬼神世界之所在。第二种鬼神世界观范式在龙山时期出现,成熟于殷商早中期并结束在周灭商前后。在这一时期,阶级问题是主要问题,祖神地位逐渐居于自然神之上并进而融合自然神。而鬼神世界之所在也从川泽山林转移到宗庙中。上帝是祖先世界的最高神明,他只与其后裔殷人交流,商王室以此有了不移的天命。第三种鬼神世界观范式是周人宗教改革的结果,周人将上帝与鬼神世界高升于天,以天地分割了人神世界,使上帝不能以祖神的身份居于殷人的宗庙中,以此打破殷人对于天命的垄断。也就是说,三代鬼神世界观经历了一个范式转换的过程,上帝绝非一开始就在天上。

论古希腊神话的道德意识

古希腊神话的道德意识源于希腊独特的地理环境,源于希腊历史上民族的碰撞和交汇,源于古希腊城邦的社会生活和海上生产活动,主要表现为宗神道德意识、人文道德意识和人伦道德意识。这些对西方的神道主义、人道主义、西方传统道德观念的确立均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论希罗多德《历史》中的神人关系

希罗多德是西方历史学的奠基者,其《历史》是西方现存最早的一部较为完备的历史作品。在选取和分析史料时,希罗多德坚持"求真存疑"的批判精神,并清晰地呈现从历史自身去解释历史的倾向,表现出人本主义立场。但由于受到所处时代及古希腊文化传统的影响,在《历史》中仍随处可见超自然因素的痕迹。希罗多德承认神的存在,并认为其对人类有影响和支配作用,特别是神对人类命运的既定几乎是不可逆转的。然而,《历史》同样肯定人的价值,希罗多德在对一些重大事件进行叙述时有意淡化了神的作用,显示出人的主动性。

《礼记》天人观与鬼神观初探

《礼记》记载的天人观与鬼神观在中华文明中颇具代表性,两者之间也存在着密切关联,因此,对它们的把握也应采用一种整体贯通的方式。《礼记》认为,天或天地是万物的本原,人类只是天地孕育的万千生命形式之一。但人类秉承了其中的秀异之气,具有独特性,被称为"天地之心"。个体之人消亡之后,魂魄分离,魂气上升于天,为神;魄则随肉体归于大地,为鬼。这种对生命的理解方式直接渗透在人们的丧祭活动之中,也对整个中华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