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澧与晚清广东骈文的兴起

陈澧继承阮元创立的书院教育传统,在学海堂和菊坡精舍用心培养经史与辞章之才。对于骈文,他不仅肯定骈文的华美价值和致用功能,赞扬经学与骈文兼善的文士,指出部分名家特征,倡导骈文创作以六朝为标的,讲究骈文的格调等;还爱好并创作,在序跋、书信、杂记、哀祭、赋颂及说经札记等文体上都有创获,善于议论和抒情,反映晚清汉宋兼采、骈散不分的融通思潮及内忧外患加深的现实。他与谭莹同处在广东骈文发展中的重要位置,共同推动了晚清广东骈文的兴起。而陈澧经学、辞章兼善,又费心指导学生创作骈文,培养了谭宗浚、陈伯陶、张其淦等名家,贡献尤大。这改变了清代骈文复兴但广东一直较为冷寂的局面,从而拓展了骈文空间,也丰富了清代地域文学的内涵。

李白骈文的成就及后世的评价

李白是中国骈文史上杰出的骈文大家,他所创作的骈文,不仅在对偶、用典、声律、藻饰等“骈文四要素”上特别讲究,而且在写人、叙事、抒情、说理等各个方面,多以骈体出之,几乎到了无事不可入骈、无意不可用骈的地步,进而其骈文创作远远超出常人的成就。不过,由于骈文观念的不同,后世骈文批评家对李白骈文的评价褒贬不一。对此我们有必要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探讨。

“士大夫之学”视野下的曾国藩“奇偶互用”说

曾国藩在奠定“士大夫之学”学术规模的过程中,根植《易传·系辞》的宇宙观和张载的辩证观,依据韩愈“孔墨相用”说而提出“奇偶互用”说。相较清中叶以来“奇偶相生”“奇偶相杂迭用”“骈散相成”“奇偶相间”“奇偶相参错综”等说,“奇偶互用”说确立“奇”为本位、以“奇”兼“偶”的体用关系,主要从行气运辞、天授人事的角度记述奇偶,重塑韩愈古文在学术分途中的连接作用与在文体演变中的典范价值。该说完善并发展了姚鼐“文分阴阳”说,试图纠正桐城理论阴阳分判、偏于阳刚,而创作失之阴柔的流弊。曾国藩大胆接受富有争议的“孔墨相用”说,体现了其在晚清大变局中,借助韩愈归本经子、博学于文的“大贤君子之道”,复兴修己治人、经世致用的大人之学的淑世情怀。

明清制义的排偶形态及其文体规定性

自明代至清末,制义的文体形态发生过一系列的变化,其正讲部分不仅出现过两扇、四段、六股、八股、十二股等对偶形态,而且出现过三股、五股、七股、九股的排比形态,这是明清制义“循题立格”原则的实践结果。明代成化以后制义以八股为常态,清代嘉庆以后则以六股为常态。“八股文”一词不足以涵盖制义的文体形态的丰富性,从“八股文”一词去考察明、清制义的源流,我们很难把握到明清制义的文体规定性。遵朱注,是制义在义理阐释上的规定性;入口气,是制义修辞的规定性;而“体用排偶”则是制义正讲部分的文体规定性。正讲部分最富于变化,也最能体现作者的写作个性,是我们考察明、清制义文格的正与变的一个窗口。清代制义家在“体用排偶”与“以古文为时文”进行调和,提出“以比偶为单行”的修辞原则。

明清女性骈文中的六朝倾向及其成因

明中期至清,女性骈文中出现回归六朝的倾向。其突出表现是对偶在平衡对称之中呈现出回旋往复之气;用典展现出典雅、委婉与含蓄蕴藉之美;藻饰展现出色彩浓丽、纤媚柔弱之态;声韵上展现出和谐柔婉之音乐美。究其原因,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骈文传统的影响,二是特定文学思潮影响的结果。尽管六朝骈文曾因为有华而不实的弊端而受到后世的批评,但是其对文学形式美的贡献是主要的,是六朝文学的代表、骈体文的典型范式,所以明清女性骈文回归六朝的倾向是应该肯定的。

《六朝文絜》多种多样的骈文批评方法

许梿的《六朝文絜》在骈文批评上采取了多种多样的方式和方法,其中以其独特的以选达旨法为主,同时又运用了翻案批评法、史学方法、朴学方法,还有多层面、多角度的鉴赏分析法,等等,这样他关于六朝骈文的批评研究既有深度,又有广度,具有特殊的理论价值和启发意义,值得我们深度关注。

从《文心雕龙札记》看黄侃的骈散观念

黄侃先后参加了清末民初的骈散文派之争与新旧文学论战,在论争中形成了宏通的骈散观念,他作《文心雕龙札记》,推重刘勰《文心雕龙》的折中之旨以调和骈散。围绕各学派的论争焦点,黄侃从内涵与外延分别定义文学范畴,在兼顾文体纷杂的同时强调声律、辞采的重要性,并主张兼习文笔之体。黄侃秉持骈散并重的态度,力主骈文实不可废,提倡奇偶适变,他兼重命意与修辞,细析并评点《文心雕龙》所总结的声偶文学修辞技巧,倡导为文者创作辞义相称的作品。黄侃通达的骈散观念既对桐城派文采不足之弊予以纠偏,又对《文选》派持论过严之处加以补正,推动了骈文与散文两派的互融。

宋元骈文批评的文献形态与体制特点

在“古文运动”的影响下,宋元骈文批评的批评话语、焦点、模式都有了新的风貌。其最重要的文献形态有三种,即四六话、笔记和序跋书信,这三种形态因作者群体、撰述宗旨等因素的不同,呈现出各自的体制特点。四六话是宋代诞生的新型骈文批评著作,它的出现意味着一种建立在“应用”观念上的专门性骈文批评得以确立;笔记中的骈文批评复杂多样,相较而言有着“论事而及辞”、否定性语境和跨文体批评等特点;至于序跋书信则更多地趋于宏观性思考和表达,常常涉及骈文创作与批评中更核心、更根本的问题。理解这些文献形态的体制特点,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厘清骈文批评在宋元时期的特色与贡献。

礼学与清中期骈文选本之关系

骈文之体源于礼法,后世因着意于骈文形式之美,其与礼学之关系逐渐隐晦。至清代,出于稽古右文之需,礼制建设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在此情势下,翰林院庶吉士学习骈文,科举考试也将骈体作为基本功夫。此期骈文选家多曾任职翰苑,出于礼职身份而编纂选本。因此,所选文体多与礼制相关,且骈文理论亦含蕴“和”的礼学内涵。正是在清中期重礼的文化氛围中,骈文与礼学再次结缘。

刘宗周与毛奇龄骈文之差异分析

刘宗周与毛奇龄皆为浙东学派代表,长于经史,但骈文成就不容忽视。毛奇龄尊崇儒家本经,对刘宗周其人其学推崇备至。在骈文创作方面,刘宗周主于实用,但不废骈文之美。毛奇龄追求唯美,然亦重视骈文根底。在骈文特征方面,刘宗周一派学者风范,毛奇龄尽展才子深情。在骈文师法上,刘宗周与毛奇龄皆法乳于《楚辞》,但刘宗周尊唐代陆贽,雄厚笃挚;毛奇龄喜六代徐庾,古艳华润。比较刘宗周与毛奇龄的骈文,可观照浙东学派与清代骈文嬗变之一隅。

浅析宋元骈散关系论的确立及骈散文法论的对垒相埒

宋前反骈言论络绎而出,但并非属意于文体是否骈、散的问题。至宋元,论者明确将骈、散并举,骈、散关系论自此确立;同时,又深入辨析骈散文法异同,使二者呈对垒相埒之势,而分歧点和相参处并非拘泥于文体,而大多指向文法。宋元时期体法双彰、骈散兼备,其骈、散文法互化,是古文运动、文体改革的必然结果,是破体为文的成功实践。显而易见,骈、散在文体上各自独立,在文法上互相渗透,在文风上相得益彰。由宋元始,骈文和散文作为文章体派的双子星座,在其文法特征融汇或分明下,构成了中国古代文体创变的重要内容。不管是从史论发展的视角还是文论生成的过程来看,骈、散论是宋元文体论从未缺席的素材,也是历代体法之争在文章学领域的投影。

新现实主义之眼:叶·扎米亚京早期小说的视觉诗学

叶·扎米亚京是俄罗斯白银时代新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和理论阐释者。他主张兼收现实主义的取材视野与象征主义的表现风格,以简洁笔触描绘倏忽而过的主观印象,破除表面的“似真”,借由荒诞和夸张的书写抵达个体的心理真实和时代的内在特质。本文拟从作家的新现实主义创作观出发,以其早期中短篇小说为例,结合装饰散文特征和维谢洛夫斯基的“心理平行”理论,从失序空间和自然物象两方面阐析作家独特的视觉呈现手法。这种视觉呈现风格贯穿扎米亚京的创作生涯,展现出作家回归心理真实、亲近民间信仰与神话思维的审美倾向。

用典与骈文的文本形态

骈文文本的建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用典。骈文用典通过对前文本的剪裁、拼贴,不仅参与新文本的营构,而且还进行意义的生产,从而使骈文文本呈现出互文性样态。在某种意义上,骈文文本是被改写过的不同的前文本片段的聚合,是前文本片段、骈文创构者、读者交互对话而产生新的文学空间。由于用典对前文本片段进行了解构与重构,这使骈文文本中典面与典义在意义上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从而衍生了文本张力。而这种文本张力,也会因文本中用典文句与不用典文句思维形式的差异而呈现出来。因此,对偶、声律、藻饰这三大修辞手段不过构建了骈文文本外在的形式特征,而用典则营构了骈文文本内在的形式特征及其文本形态。

毛奇龄的骈文风格与清代六朝骈文派

清初,毛奇龄以六朝文风卓立骈文坛,与陈维崧并称。毛奇龄骈文渊源主要有模仿六朝文、师法《楚辞》、谙熟八股文技法和师友影响等四方面。毛氏骈文具有独特的组句方式和章法结构:句式多变,长短句式错落相间;连排骈偶句式形成排宕气势;八股文句法融入骈文;“兮”字段穿插于骈赋中,将骚体赋的抒情特长与普通赋的铺叙手法相结合,具有浓厚的艳情丽思。毛奇龄综合运用骈句、散句、八股句式、“兮”字段组织篇章,集铺叙、说理、抒情于一炉,形成疏俊排宕的骈文风格。《国朝骈体正宗》确立毛奇龄在清代骈文史上的地位,他的骈文被清代中后期骈文正宗派所尊崇,毛奇龄实为清代六朝骈文派的早期代表,是清代骈文复兴的重要人物。

阮元尊骈抑散的三种方略及其弊病

清代骈文批评家阮元为了反击以桐城派为首的古文派对骈文的攻击和贬抑,采用了三种批评方略:一是以《文选》为根据,证明骈文为文,古文非文;二是以孔子为骈文之祖,以儒家经典为理论依据,从根本上动摇古文派的根基;三是以六朝时期的文笔之辨为理论依据,将古文排斥在文的范围之外。阮元的这些理论方略虽然有一定的合理性,而且在当时的骈散之争中影响很大,但是也存在一定的弊病。对此,骈文批评家们作了不同程度的剖析,其中章太炎、黄侃的评论和分析尤为深刻,值得关注。

刘师培文章写作模式与骈文理论探微

刘师培的学术思想主要继承以家学及扬州学派为核心的国学和以进化论、逻辑学为核心的西学,国学和西学成为其学术的两个维度,西学中源说、中国文化外来说对其研究思路和方法影响尤大。清末民初,刘氏以学术为经世之具,将学术与政治融合,在投身社会活动和宣传学说过程中形成了功利性的学术理念和“理念—证据—理念”的文章写作模式,值得关注和反思。刘师培将这种写作模式运用到骈文研究中,综合凌、阮二人的骈文理论,推阐扬州学派骈文理论,运用西方名学、进化论完善骈文正宗说,揭示骈文独特性。他是清代扬州学派骈文理论的集成者,也是近代首位骈文理论的大力传播者,推动骈文研究由传统走向现代。

论唐文“三变”史观与文学代际演变

文学“三变”说由《新唐书·文艺传序》提出,专指唐文三变,这与宋人文学史观的形成有极大的关联。追踪其源,又与汉人的三代文质观承接,宋人对韩、柳古文的赞述,是渊承《汉书·儒林传序》中汉人对孔子与“六经”的推尊,其核心是“一王法”思想由“儒林”向“文艺”的变移。唐文“三变”之“变”,关键在尊“统”,其中由道统到文统,由文统回归道统的交互书写,正是汉、宋两朝论儒术与文艺内涵的逻辑演进。而“三变”说作为文学发展的重要指向,凸显的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代际演变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

白居易中书制诰“新体”“旧体”之辨

采用实证分析的统计方法,通过抽样统计发现,中书制诰部分标记为“新体”的骈文度明显高于标记为“旧体”的,而“新体”的骈文度又与翰林制诏部分的骈文度基本相同。白居易担任翰林学士在前、中书舍人在后,中书制诰部分“旧体”很明显草拟于元稹提出制诰改革之后,是一种经过改革后的散体,“新体”则属于传统的骈体制诰。

“晋宋体”与清代骈文批评分体的意义

清代是骈文学的集大成时代。清人在总结骈文特征或进行骈文批评时,多推崇前代,以时而论,概括或具体指出时人的骈文特征。清初李绂提出骈文可分为六朝体、唐体和宋体;晚清胡念修又分为汉魏体、齐梁体、唐体和宋体;张之洞则又从六朝体中分出“晋宋体”。确实,对进入过程的清代文学史而言,“晋宋体”骈文单列,更能凸显文章在汉魏、晋宋和齐梁之际的嬗变特征,凸显自我特色。同时,这又说明了清人对骈文属性认识的深化,也反映了当时骈文摆脱四六体制,走向骈散交融的尊体努力。

李详的扬州学派论

李详自觉梳理论述扬州学派之源与流,有意提高扬州学派的《文选》研究在清代《文选》研究的地位。同时又向汪中、阮元等扬州学派前贤取法学习,形成自然高妙为宗、单复相间为体的骈文创作主张。而且通过其论文书信,可见其对扬州学人创作之推崇,这既体现出当时以李详、孙德谦等为代表的文选派骈散合一的骈文观,也透露出其有意识地对扬州学派,尤其是对其文学成就的继承与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