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中共改善国共关系的努力与根据地建设

1941年至1942年,因日军“扫荡”、国民党军事冲突和磨擦等,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处于最严重困难时期。中国共产党为渡过难关将改善国共关系纳入考虑范畴,该谋划最终虽不了了之,但中共为配合改善国共关系在根据地采取相应措施,坚持原有根据地而非打出去,切实减轻根据地民众负担;提出抗战胜利的时间表,提振根据地民众胜利的信心;提出与宣传战后建国方针,赢得民众广泛而坚定的支持。中共通过自身努力,使政治主张符合民众利益、愿望和需求,加强根据地建设与民众的联系,深得民心。这些举措扩大了中国共产党政治影响力,也是中共在全民族抗战中中流砥柱作用的鲜明昭示。

皖南事变善后期间美国对国共关系的认知与介入

在皖南事变善后期间,美国对国共关系高度重视。在事变发生之初,美国密切关注事变善后的进展,评估国共关系的走向,并派遣居里赴华考察中国政局,开启了战时美国对华“特使外交”的先河。彼时美国采取有限介入政策,既不出兵干预,也不评判是非,而是以美援作为外交筹码,通过施加外部压力的方式,希望间接改善国共关系。这一时期美国在国共关系中扮演着“调处者”与“援助者”的双重角色,其对华政策已显现出自相矛盾的特征,这不仅影响到战时中国内部党争之解决,亦深刻改变着战后中美关系的走向。

毛泽东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的历史考察

毛泽东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发生于共产国际推动国共两党党内合作、共同推进大革命的大背景下。毛泽东在任内通过建章立制、创办党报、完善组织,统一宣传工作,实现“党治宣传”。将毛泽东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置于国共两党党内合作的组织环境下,可从中管窥中国共产党人在宣传观念、宣传内容、宣传组织、宣传形式等方面顺应政党政治兴起与大革命潮流而凸显出的独特优势。

东北问题宣传战:抗战后国共关系转向的集中体现

东北因其重要的战略位置而成为抗战后国共之争的焦点所在,因此,国共在东北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宣传战。这场宣传战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以“如何认识东北问题”为中心展开,国民党强硬派挑起宣传战,通过反苏反共宣传打击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既以宣传缓解反苏舆论的损害,又正面反击反共宣传;第二阶段以“如何解决东北问题”为中心展开,中国共产党为和平解决东北问题主动发起攻势,先以东北抗联宣示其接收东北的合法性,后又呼吁东北立即无条件停战。国民党虽借指责中国共产党阻挠东北接收来推卸军事冲突的责任,但其独占东北而不惜内战的意图也逐步暴露。最终,国共双方的政治主张、利益诉求及其矛盾冲突经宣传战鲜明地呈现出来,而这场宣传战也成为抗战后国共关系转向的集中体现。

“第三次国共合作”解读

现在有不少人希望能够通过"第三次国共合作"实现祖国和平统一,这种可能性是否存在?本文从国民党对"国共合作"的历史记忆、台湾现行的政治体制、国民党的政治转型、民进党以及台湾社会对国民党的看法、共产党的态度等五个方面进行分析,得出结论:通过"第三次国共合作"实现祖国统一的可能性已经不存在,但以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为目标的国共合作则是可行的。

坚持党的领导和建成法治政府:前提和目标约束下的党政关系

在依法治国的背景下界定党政关系,需要以坚持党的领导为前提,以建成法治政府为目标,两者可以在依法执政的方针下获得统一。据此可以得出界定党政关系的法律标准:应当由政府而不是党的组织来行政,政府应当依据法律而非党的政策来行政,政府的行政活动应当向权力机关负责。目前的党政关系和上述标准还有差距,党的组织还直接行使着一部分行政权,政府在某些领域还是依政策行政,政府主要还是向同级党委而非向权力机关负责,对党的机构违法行使行政权的行为还缺乏权利救济和责任追究机制。只有逐一解决这些问题,才能构建起良性的党政关系。

新时期国共关系展望

中国共产党在国民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曾先后成功促成同国民党的两次合作,由于所处的历史条件不同,它们各自表现出了不同程度的广泛性、复杂性和特殊性。进入21世纪的国共关系正处于历史的微妙时期,两党是否能再次合作直接关系到两岸和平和祖国的统一大业,有必要对国共合作的前景做一些思考和分析,能对两岸关系的发展提供一些参考。

中共发展华中战略与皖南事变

自从1938年底中共中央做出发展华中的决策后,皖南和江南的战略地位开始下降,华中逐渐成为新四军发展的重要战略支点。为此,皖南新四军必须北移以作支援。而国民党政府以中央政府的身份迭次发出命令,必欲将中共军队驱逐出华中。国共在华中,尤其是苏北的冲突日渐激烈。《中央提示案》和“皓电”发出后,中共中央并未屈服于国民党的压力,相反加紧发展华中,并要皖南方面做好北移准备,试图以此让步缓解双方矛盾。但就在中共试图缓和国共关系之时,苏北的曹甸战斗却使双方更形紧张,也使皖南新四军直接北渡长江成为其唯一选择。就在皖南新四军北移途中,皖南事变发生了。

论大革命后期张发奎与中共的离合

张发奎是北伐战争中著名的国民党左派将领 ,大革命时期 ,曾经与共产党人有过密切的合作 ,中共也曾经对他寄望甚殷 ,对他做了许多争取工作。但由于种种原因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的紧要关头 ,张发奎仍选择了追随右派分共。中共遂放弃“依张”政策 ,单独发动南昌起义 ,对此 ,张提出“井水不犯河水” ,分共而不积极反共。不久 ,张发奎赶走桂系、回到广州 ,中共提出不要对张再有任何幻想 ,又在广州发动起义 ,张大为恼怒 ,极力镇压。国共分裂之初 ,中共还不懂得应如何对待国民党地方实力派 。

国共两党最初政治纲领的比较研究

国共两党最初的政治纲领是两党政治纲领演变的基础 ,对此后 30多年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国民党最初的政治纲领三民主义曾一度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 ,指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 ,但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 ,使其纲领在后来的演变中逐渐失去了进步性 ,也失去了人民的支持 ,从而导致国民党失去了在大陆的统治。中国共产党最初提出的政治纲领虽然脱离中国实际 ,但由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 ,使它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不断总结经验 ,逐步提出了符合中国实际的政治纲领 ,并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的最后胜利。通过对国共两党最初政治纲领的比较 ,总结国共两党最初政纲的异同点 ,探讨两党纲领对中国革命前途的影响。

卢沟桥事变前后的国共关系述论

1937年爆发的卢沟桥事变,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总觉醒,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在事变发生后不久,便使国共两党由原来的对立、停战走向携手合作,酝酿已久的国共第二次合作正式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从抗战开始到武汉保卫战期间,国共两党共赴国难,合作抗日,关系比较密切。两党虽在政见上有所不同,而且矛盾很大,但终究没有破坏统一战线,各自为抗击日本侵略者,维护国家、民族的独立和尊严做出了巨大贡献,共同谱写了中国现代历史的光辉篇章。认真研究这一时期国共关系的发展过程及特点,特别是在这一特殊历史条件下国共关系出现的特殊局面,从中汲取经验教训,对于实现祖国统一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任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西安事变前后汪精卫的政治思想

1 93 6年 2月至 1 93 7年 7月 ,中国政局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 ,汪精卫据此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他对两广事变先持中立态度 ,后持反对态度 ;对西安事变始终持反对态度 ;对中共继续坚持顽固的反共立场 ,更不赞同国共合作 ;而对日本则主张应有和战两手准备。总的来看 ,西安事变前后汪精卫的政治思想 ,既有落后于时代潮流的一面 ,又有适应时局发展稍做调整的一面 ,但他的这一调整并不彻底 。

抗战时期国共两党粮政之相似性研究

抗战时期,国共两党粮政之相似性主要有三:实施背景的一致性;实现目的之相同性;政策实施迂缓的相似性。两党粮政都是成功的,为抗战胜利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因之,从粮政的视角分析抗战胜利的原因,是一个十分有意义的课题。

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及其历史作用

孙中山将同盟会的纲领阐发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扩大了统一战线,赢得了辛亥革命的胜利,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结束了绵延两千余年的封建君主专制政体。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在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共帮助下,孙中山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发展了三民主义,指导了两次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实现,取得了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的胜利,大大推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的发展。

中共中央化解西安事变困局的策略与经验研究

在中日民族矛盾日益深重的背景下,以"兵谏"形式发生的西安事变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国内矛盾,造成时局困舛。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在分析各种利弊的基础上,从大局出发,顺应历史发展趋势,正确把握中日民族矛盾这一主要矛盾,采用多种策略,最终使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由此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的标志。

内向性功能的调适与外张——中共整党工作考察(1947—1953)

1947年至1953年,基于改善党群关系与服务中心工作,中国共产党发动多场整党(整风)运动,一方面通过对基层整党工作中阶级斗争思维的持续扼制,对整党功能做出了重大调适;另一方面又通过紧密结合现实工作整党,实现了整党功能的外张及整党功能调适的进一步深入。其时中共整党功能的调适与外张,实质上即中共进一步认识到了整顿上级领导机关对改善党群关系和矫正现实工作失误的重要性,提示现时集中教育活动应当紧密结合各项实际工作来开展。

陈独秀为何不出席国民党“一大”?

陈独秀对国共合作始终抱有怀疑与排斥态度,虽然加入国民党,但对国民党的批评未曾停止。这些批评引起了孙中山及其他一些国民党员对陈独秀本人的强烈抵制,也一度造成两党关系紧张。加之1923年下半年,积极促进国共合作的马林被调回苏俄,魏金斯基来华对马林的政策“纠偏”。这些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使得陈独秀没有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李约瑟与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情缘

欧洲的社会主义思潮影响科学领域并激起了关于科学的社会研究,李约瑟却将学术视线转移到遥远的东方古国,将其共产主义情怀播撒于中华大地。在第一次访华之前,他即因统一战线问题谴责国民党。无论是来华前还是来华后,他对中国共产党始终怀着同情和期望。这大概也是他在1949年后能够长期与中国大陆保持密切友好关系的内在原因之一。

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雏形——1941-1946年中共与民主党派合作关系论析

抗日战争后期和战后初期,在争取民主团结和和平建国的重大斗争中,中共与各民主党派风雨同舟、和衷共济,在组织上相互支持,在政治上多方协商,在行动上紧密配合,建立了多种形式和内容的合作关系,为建国后中共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形成和完善奠定了基础,积累了宝贵经验。

互选·互动·互进·互赢———论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

中国现代化选择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 ,它是由中国共产党的现实地位决定的 ,也是共产党“三个代表”的要求和中国现代化的需要决定的。而中国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生存、发展和壮大的物质基础 ,是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必然过程。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现代化是密不可分的有机整体 :没有中国共产党 ,便没有中国的现代化 ;没有中国的现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