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罪认罚程序的中国模式:“起诉中心主义”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采用的是一种“起诉中心主义”模式,即认罪认罚程序通过侦查引导、检察“预决”、法院审核,形成了一种公诉权主导下侦诉协作、控辩合作、控审协同的新程序样态。该模式既具有域外认罪案件“检察官司法”的动力机制,又植根于我国刑事司法现实场域,更加契合职权传统和线性诉讼结构,更能确保公正优先兼顾效率,也能避免审辩协商可能产生的胁迫,但是,亦潜藏一定的诉讼风险。“起诉中心主义”模式既受审判中心的统摄,又是为了实现非认罪案件的审判中心。当务之急,应认真对待“起诉中心主义”模式,通过相关制度建设谨防检察官权力滥用、有效保障认罪认罚自愿性、化解其对刑事正当法律程序的消解等,避免“起诉中心主义”的失范化。

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实质化研究

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由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公安部联合推进建立,该机制运行一年多以来,其实质化效果尚未完全体现。主要在于当前对我国检侦关系适合何种制度把握不到位,缺乏相应细化规范以及技术创新与平台建设不够等。检察主导的侦查监督与检侦相互协作配合制约并重的模式,从完善检察监督、促进检侦协作与相互制约的角度适合我国检侦关系发展。为促进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的实质化运行,应进一步强化前移检察监督端口、推进案件轻重分流等机制建设,融合大数据技术以及有效利用“侦查协作办公室”这一平台。

论“以审判为中心”视野下新型检律关系之构建

重视检律关系,关注检律之间的职业协调性,是世界各国刑事司法实践的共识,亦是当前我国中央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在此背景之下,检律关系也需要重建。因此,这就需要探讨构建新型检律关系的基础与价值,分析构建过程当中存在的诸如司法理念滞后、检律互信缺失等障碍,提出构建与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相适应的新型检律关系路径:必须更新执法理念,着力构建六大机制——检察制度文化与律师制度文化互动机制、检律间优秀人才交流机制、检律参与刑事诉讼保障机制、及时规范化解检律冲突的常态机制、多元监惩机制、律师评估检察官执法机制。

论检察机关的犯罪指控体系——以侦查指引制度为视角的分析

构建侦查指引制度是检察机关健全和完善以证据为核心的刑事犯罪指控体系的基石性问题。经过近30年的实践发展,侦查指引在制度定位上实现了从法律监督向服务公诉的转变,并且在捕诉一体格局下获得了新发展。基于固有侦查模式存在的显著弊端,在全面推行刑事诉讼以审判中心的改革和社会犯罪形势发生明显变化的情况下,侦查指引被赋予了完善以证据为核心的刑事指控体系的重要使命。从理论上讲,侦查指引制度的构建和运行与警检结构的深层次命题并不存在绝对“依附关系”,但为了避免其落入颠覆警检结构的理论窠臼,有必要将侦查指引与参与侦查、指挥侦查进行合理区分,并正确认识监督与指引两项职能之间的冲突和调和。在运行多年并取得一定积极成效的同时,侦查指引也面临着一些内在问题和外来质疑,需要予以进一步解决。

反思与重构:法治实施体系下的公检法三机关关系

法治实施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未来我国法治建设的重心和难点,对我国今后的法治建设具有重大意义。要想形成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我国必须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理顺公检法三机关关系、优化司法职权配置。目前,我国公检法三机关关系存在诸多问题,必须对其进行反思与重构。从以下五个方面努力是一条可行的出路:正确认识"分工、配合与制约"原则;重塑警检关系;改革检法关系;树立审判中心地位;强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

警检关系的基本特征与发展趋势

尽管世界上几个主要国家的警检关系存在三大模式的分野,但各国警察机关和检察机关之间既存在形式上的分工关系,又具有实质上的合作关系,只不过三大模式的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已。大致说来,英美模式的侧重点在审判程序,而大陆模式、监督模式的侧重点在审前程序。但从一些国家近年来的司法改革来看,三大模式在相互吸收的基础上,警检关系开始出现紧密化的发展趋势。

术前律师见证制度对医疗风险防范的作用

目的研究并分析、探讨术前律师见证制度在医疗风险防范中的作用及积极意义。方法通过分析术前律师见证的法律属性、法律效力及合法性,查阅相关文献,并结合我国术前律师见证实施的现状。结果与结论术前律师见证制度可以充分保障患方的知情同意权,维护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提高医疗质量,降低并发症发生率;降低患方期望值,避免医疗投诉和纠纷的发生,从而对医疗风险进行有效的防范和管控。

论审查逮捕程序中新型检律关系的重塑

律师介入审查逮捕程序的比例极低,对批捕与否的参考价值不大。实践中,批捕检察官往往对律师的介入保持消极态度,而律师普遍保持适度积极的态度,但对结果悲观,批捕程序中的检律关系并未起到应有的积极作用。在共建法律职业共同体、防范冤假错案的背景下,批捕检察官与律师应当在思想上彼此尊重、平等相待,在工作上相互支持、相互监督,在生活上正当交往、良性互动,重塑审查逮捕程序的新型检律关系。

司法改革中的检、法关系:进路、反思与前瞻

围绕检、法两院关系的重构,理论界和实务界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改革方案:监督本位型主张扩充检察权,使检察院成为法院之上的司法机关;审判中心型则主张以"控、辩、审"的诉讼架构重构检、法关系。但经过十余年的司法改革后,我国检、法两院的关系既未实现向监督本位型的转变,也未达到审判中心型的高度。检、法两院的关系重构涉及我国宪政国家体制的调整,在可预见的一段时间内并不具备彻底重构的条件,现行检、法关系的整体格局将长期维持现状。务实的司法改革应当考虑现行司法体制中检、法两院地位平等的事实,在现实的政治语境中基于合目的性的考量配置司法职权。

论警检关系的基本特征与发展趋势

尽管世界上几个主要国家的警检关系存在三大模式的分野,但各国警察机关和检察机关之间既存在形式上的分工关系,又具有实质上的合作关系,只不过三大模式的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已。大致说来,英美模式的侧重点在审判程序,而大陆模式、中俄模式的侧重点在审前程序。但从一些国家近年来的司法改革看,三大模式在相互吸收的基础上,警检关系开始出现紧密化的发展趋势。

中国律师办案中的关系因素——社会资本理论视角的分析

从社会资本理论视角,对中国律师执业中的关系因素进行调查和分析,为探讨中国律师与中国司法的新视角。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本文认为,作为重要的社会资本,人际关系在中国律师执业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关系在律师办理案件时有便于证据收集和采用、有利沟通、获得信息、方便工作、判决倾斜等作用。

警检关系的重构与公诉预查制度的构建

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强化了控辩双方的对抗性,作为控辩双方争议焦点的证据在整个诉讼过程中的地位更加重要,而律师法的修改更是对公诉机关用于证明犯罪事实的证据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在目前我国实行的侦查中心主义的模式下,公安机关所收集的证据往往不能达到庭审证案的要求,为此应构建公诉预查制度,既要明确公诉预查的范围和介入时间,又要明确公诉预查的机构组成、预查方式、内容和效力等,从而更好地改善我国警检关系,提高侦查起诉效率,确保案件质量,实现公正与效率的有机结合。这既符合我国的警检关系现状,也符合公正和效率的要求。

试析美国辩诉交易中控辩力量对比及其启示

辩诉交易制度产生并盛行于美国是与其奉行当事人主义和正当程序的诉讼价值理念分不开的,更与以其理念为基础的保障控辩双方力量平衡的完备的制度有关,如:律师辩护制度、检察官自由裁量制度等等。其价值理念及制度对他国特别是中国的司法借鉴不无参考价值。

我国警检关系之协调模式探析

目前警检双方常常在刑事诉讼中发生冲突,以致有时不能准确高效地完成刑事诉讼的根本任务。为走出警检冲突的困境,有人提出检察引导侦查这一新型警检关系模式。

两大法系检警关系及其借鉴

检警关系是刑事诉讼中的重要法律关系,科学构建检警关系对于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比较研究世界两大法系检警关系的基本模式和我国现行检警关系存在的问题,在甄别和借鉴的基础上,可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检警制度。

审判中心语境下的新型诉辩关系研究——以有效辩护和有效公诉之构建为视角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刑事诉讼中律师辩护权和检察机关公诉权的行使直接关系到改革的成败。目前,我国诉辩领域存在着诸如律师辩护质量不高、对律师不尽职的行为缺乏约束、公诉形式化等问题。建议引入有效辩护和有效公诉的理念,提高执业律师准入门槛,建立律师辩护的评估、惩戒机制,重视检察机关公诉技能的训练,在庭审中贯彻直接言词原则,共同完成新型诉辩关系的转型,实现两者的实质对抗和平等对话。

侦查监督视角下的检警关系改革研究

科学合理的检警关系对于刑事诉讼目的的实现意义重大。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对检警关系进行了完善,但从侦查监督的视角来审视,我国现行检警关系仍有缺陷。应当确立检察引导侦查的模式和相应机制,进一步强化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加强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的指导与控制,以适应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需要。

我国检警关系的检讨和重构

本文通过对已往检警关系实践探索的检讨,提出重构我国检警关系的基本思路,以期实现我国检警关系权力配置合理、运行机制协调。

论体育赛事合同法律关系及其律师实务

平等的民事法律关系、纵向的行政法律关系和市场经济管理的经济法律关系是体育赛事市场主要的三种法律关系,其中,民事法律关系处于基础地位,而合同在民事法律关系中处于核心地位。讨论了体育赛事的合同类型及其存在的法律问题,提出重视律师实务是解决合同法律问题、营造体育赛事和谐法治环境的重要途径,必须加快体育赛事与律师实务的结合,创设律师参与体育法律服务的平台,加快实现体育行业律师专业化的步伐。

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中检察机关的证明责任——兼论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对检警模式的影响

"两个证据规定"的颁行,推动着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确立了非法证据的排除程序,明确了检察机关的证明责任。检察机关承担非法证据排除的证明责任有着坚实的基础,但为了诉讼的有效进行,应将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的指导、制约和监督提至侦查行为开始时,且二者之间的关系应进行重新定位,这将会给我国现有的检警模式带来不小的冲击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