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保护地委托代理机制与事权清单探索

研究目的:在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委托代理机制试点的背景下,探索自然保护地事权清单背后的理论逻辑和判定方法,为协调自然保护地管理过程中的发展与保护、中央和地方两类重要关系提供参考。研究方法:从公共物品供给、效率公平兼顾原则和政府纵向间约束机制三类理论出发,通过政策文本分析方法,明确了自然保护地委托代理机制和权责。研究结果:(1)自然保护地委托代理机制面临治理对象复杂、治理范围难界定、利益主体多元的三重特殊性。(2)兼顾效率、公平和稳定原则,按照“职责判断—效率评估—公平界定—风险衡量”4阶段的事权判定流程,可实现了事权的清晰划分。(3)形成涵盖中央事权58项,共同事权75项,地方事权39项的自然保护地委托代理的事权清单。研究结论:充分考虑自然保护地的本质特征、功能价值与治理难点,明确各类公共物品供给职责,规避民众统治风险和地方代理风险,实现效率最优决策和治理公平,是自然保护地委托代理机制成功的关键。

行政许可权下沉研究

行政许可权下沉,既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继续深化的重要方面,同时也可以被视为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的一种表现形式。实践中存在多种许可权下沉的实现机制,既包括能够直接改变职权归属的许可权下放,也包括不改变职权归属的许可权委托、在基层设立分支机构审批以及多审级事项的基层直报机制等。在进行行政许可权下沉时,要以下级机关的承接能力为依据。因此,中央向地方放权、地方将许可权分配于基层,乃至进一步下沉至乡镇和街道级别,都有相应的范围选择。行政许可权下沉需要与其他许可权分配方式相协调,包括特殊情况下的许可权上收,以及横向上的相对集中。

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的正当性判断标准研究

行政许可权的横向配置存在多种集中模式,行政许可权应该相对集中到何种程度最为妥善,缺乏标准,莫衷一是。欲使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成为行政法上可被操作之制度或方向,势必应有更为明确且具体之内涵。现有研究成果表明,行政许可权相对集中的问题主要是行政权力横向配置的问题。因而在判断行政许可的权力配置模式是否具备正当性的问题上,宪法层面上的国家权力配置的原则与方式具有启发意义。应当通过最低限度标准、功能适当标准和边际约束标准等三个要件对相对集中的组织行为予以判断。同时满足三个标准,行政许可权的相对集中行为即具备了正当性。

关于行政许可改革关键问题的思考——从食品经营许可改革谈起

目前的行政许可改革主要集中于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精简许可事项(取消许可事项)、简化许可程序三个方面。行政许可改革要达到在保障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同时对行政相对人权利限制最小的目标。食品经营许可具有市场进入类许可和危害控制类许可双重性质,既要改革,又要慎重。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具备形式合法性,其改革依据在实质合法性上有所欠缺;既有提高效率、方便相对人的优点,又具有很多缺陷。国务院废止行政许可事项涉及法律设定的行政许可需要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授权,废止行政立法设定的行政许可事项需要经过废止立法程序,可以考虑在设定行政许可的立法中引进"日落条款"。废止行政许可事项一般来说有利于行政相对人,但也会涉及根据信赖保护原则所需要的补偿。食品经营许可事项不可随意废止。

简论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制度

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是继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及综合行政执法后的又一项改革措施,是我国《行政许可法》确立的一项旨在解决我国传统行政审批制度弊端的法律制度。该项制度的确立,对改革我国现行行政许可体制,建立新的运行机制,促进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辽宁省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回顾与总结

推进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是我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重点内容之一。经过2015年以来的试点试验和探索完善,特别是2018年以来新一轮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的重塑,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呈现出许多新特点。辽宁省的实践反映出地方改革探索的基本历程与个性经验,本文对其遇到的一些共性问题及发展困境进行了剖析,希冀能为持续推进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提供有益参考。

当前我国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制度的实施状况及问题分析

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是我国《行政许可法》确立的一项旨在解决我国传统行政审批制度弊端的法律制度。该项制度的确立,对目前形势下改革我国现行行政许可体制,建立新的运行机制,促进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作用。但该制度在本质上和一些法律原则存在一定的冲突,这决定了它生命力的阶段性。目前该制度在实践中也存在一些难题,需要进一步研究解决的方法。

推进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调研与思考——以邯郸市县行政审批局设立和运行为例

从全面建设行政服务中心到试点建设行政审批局是中国行政审批制度的一大改革创新,这有利于促进行政许可权从"平台整合"到"实体承办"、从"局部程序集中"到"全面权责集中"的提升。邯郸市作为河北省确定的第一批在市县全面组建行政审批局的设区市之一,以组建行政审批局为牵总,以创新行政管理体制为核心,相对集中行政审批权限,创新审批方式,优化审批流程,对传统意义上的行政管理框架进行了重新设计、重新组合、重新再造,以体制机制创新推动政府职能转变,破解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中的"职责同构"等深层次问题,从而为"行政审批局"模式的改革能否从政策试点走向普遍实行提供有益探索。

分权背景下的中国政府垂直管理研究

为了更好地发挥政府职能,我国政府部门开始逐步推行垂直管理制度,我国己进入了一个"中央强调管理、规则与控制的时代"。垂直管理在保证中央权威、平衡央地关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着内部管理混乱、外部监督缺失等问题。文章通过分析调查分权背景下我国政府垂直管理的模式,就如何调整优化我国行政权力结构改革提出了一些建议。

交互式统筹决策:中国公共政策制定模式的新变化——基于“证照分离”改革的案例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一些重大经济社会政策制定中,发挥主导作用的行为主体呈现出由国家部委向全局性行政部门转变的新变化。本文通过构建“交互式统筹决策”模型,并结合对“证照分离”改革过程的深度调查,描述和分析这一结构性变化带来的决策新趋势。研究表明,交互式统筹决策呼应建立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宏观需求,通过转换政策制定主体、设定互动程序,增强中央政府、国家部委、地方政府间的横纵交互,在官僚体制内实现了更大范围、更长链条的决策统筹。加强政策统筹,看似决策权上收中央,实则有效提升了特定政策领域地方政府对部委的谈判能力,央地互动显现出“全局—条—块”关系的新型互动模式,这亦可能成为中央加强改革系统集成、推动部门协同高效的一种政府决策新趋势。

央地二元互动下地方政府行政审批权“相对集中”的内在逻辑

中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存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两类核心行动者,它们具有两种不同的改革路径和行动策略,即中央"简政放权"和地方"相对集中"。中央政府侧重于精简、下放审批事项;而地方政府承接所下放的审批事项后则以审批权的相对集中行使为核心特征。两者形成央地二元互动的改革总路径。行政服务中心模式经"两集中、两到位"等改革的过渡,逐渐转向行政审批局模式,反映了地方政府行政审批权不断"相对集中"的变迁过程。而这一变迁之所以能够产生,是由于其内在的制度逻辑——集权逻辑和控权逻辑的作用和影响。地方政府通过规避政治风险并提高审批效能寻求制度变迁收益的最大化,形成了集权逻辑。同时为了防范廉政风险,地方政府需要将相对集中后的审批权加以监督和制约,由此构成了控权逻辑。寻求两种制度逻辑间的平衡则是行政审批制度变迁得以产生并不断演化的关键所在。

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实现机制

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目前形成了两种具有代表性的模式:行政服务中心和行政审批局。尽管行政审批局模式提出了许可权转移和实质性集中的要求,但实践中仍存在不少困境。二选一的改革模式,对于许可权集中路径的刻画本质上是单一化的;相对集中而非绝对集中则意味着,应以多层次、系统化的方式实现许可权的集中运行。许可权集中包括空间集中、程序紧缩、事项归并、职权整合等多维度路径。而在运行模式上,需要根据行政任务的差异,区分标准型许可事项、专业型许可事项和综合型许可事项,在同层级部门之间以及各层级政府间进行许可权的分配,以实现许可权的横向与纵向集中;在许可权行使方式上应根据集中程度的具体需求,选择上述某一维度的路径或对于各种集中手段进行组合。

组织法下的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研究——以成都市武侯区相关改革为例

2008年开始的成都市武侯区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具有组织法上的依据。《行政许可法》第25条作为授权性改革条款,并不必然要求成都市武侯区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要经过国务院批准和四川省人民政府决定。由武侯区行政审批局行使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并不违反职权法定原则。当前,各地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合法性的取得途径各有不同。为减少对已进行的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合法性的质疑,促进全国各地的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国务院有必要对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予以统一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