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亲相隐”中道德认知的视角差异

“亲亲相隐”问题中的道德认知易受个体自我中心的影响,因此其视角差异值得关注。通过三个研究比较了人们在当局者-旁观者视角下对“亲亲相隐”的道德认知,并考察了重要个体(自我建构和社会赞许性)和情境(错误严重性、社会关系和道德领域)因素的作用。结果发现:(1)个体对“亲亲相隐”的道德判断具有稳定的跨视角一致性;(2)相对旁观者视角,在当局者视角下个体的道德决策体现了更低的“亲亲相隐”倾向;(3)相对旁观者视角,在当局者视角下个体对“亲亲相隐”的道德认知分离程度更低,且更高的错误严重性促进了这一差异;(4)这些视角差异未受个体自我建构和社会赞许性的显著影响,并在多种道德领域中保持稳健,且仅存在于亲近者违法犯错的情况下。研究进一步揭示了中国人对“亲亲相隐”的复杂态度,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道德认知中的关系偏好。

“门内”的儒家伦理——兼与廖名春先生商榷《论语》“父子互隐”章之理解

儒家在实践理性上强调门内与门外的区别,门内以恩为重,门外以义为重,私恩与公义有明确界限。"亲亲相隐"与"大义灭亲"这两个命题都是孔子及儒家所提倡的,但他们从不盲目地鼓励"大义灭亲",相反把"亲亲相隐"作为法律的根据。具体而言,《论语·子路》篇"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之"隐"不能释为"檃"(矫正),它有两个含义:一是不公开告发、宣扬,"隐谓不称扬其过失也";二是微谏,"几谏谓之隐"。孔子的本意不是"隐匿错误"。事奉亲、君、师的"隐"、"犯"与"无犯无隐"的区分,反映出儒家在伦理角色和伦理情境上的分寸感。对亲人的"寻常之过",应当用"隐","几谏";但如有"大恶",则仍应犯颜,做"争子"。儒家伦理饱含着具体理性。

苏格拉底、柏拉图与孔子的“亲亲互隐”及家庭伦常观

孔子明确主张"亲亲互隐",但它本身即包含有"亲亲互谏"之义。"亲亲互隐"有一定范围,在公共事务领域,孔子又主张"不隐于亲"。"亲亲互隐"不是不要公义是非。孔子只是不鼓励因私人领域中的问题,亲人间相互告发,而主张以宗教伦理精神,通过感化来协调家庭、社会关系。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也非常重视家庭伦常,尤其强调孝敬父母。在柏拉图所构建的新神观念体系中,敬畏神灵即要求孝敬父母,"孝敬父母"是神为人类制定的最为普遍的律法。在此整体思想框架中,苏格拉底非难游叙弗伦"子告父罪"就是题中应有之义。孔子与苏格拉底、柏拉图都重视家庭伦常和孝道,并且在一定程度上都认同"亲亲互隐"的价值观念。

亲亲相隐之“隐”的机制及其本体论承诺——兼与王庆节教授商榷

＂亲亲相隐＂是近年来国内哲学界争论得比较激烈的一个论题。王庆节将＂亲亲相隐＂之＂隐＂作＂隐讳＂与＂隐痛＂双重解释,并将＂亲亲相隐＂之＂隐痛＂作为＂道德困境＂的表达。本文通过训诂学研究,坚持＂亲亲相隐＂之＂隐＂只能作＂隐讳＂解,并将＂隐＂作为解决孝的价值观与公共法律之间冲突的某种机制。这种＂隐＂的机制所引申出来的＂容隐权＂与西方社会强调个体在法庭上的＂沉默权＂在机制上有异曲同工之妙,但＂亲亲相隐＂的本体论承诺与个体主义的本体论承诺是完全不同的,＂个体＂不是生命的最高义,中国文化传统更建基在＂生生不息＂的本体论预设中,＂亲亲相隐＂需要从本体论的层面来加以深入理解。

“亲亲相隐”的伦理教化意义

儒家伦理在家庭领域和在公共社会乃至政治领域的原则既有相通之处也有不可完全通约性。家族或家庭伦理不同于政治伦理。伦理政治的基础是伦理,但政治本身有其伦理。对于彻底人文主义的儒家而言,即使伦理作为政治基础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但伦理作为教化的重要内容却不可完全否定;同时,不同情景中的具体伦理原则之间的适应、转化乃至冲突难免,故"亲亲相隐"的家庭伦理虽不一定能重新成为政治伦理的基础,但其教化上的意义仍然不可否认。

我国亲属相隐制度的历史发展及其利弊分析

亲属相隐制度是我国古代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在我国已存在了数千年,该制度对现代中国的法治建设仍有积极的借鉴意义。通过对亲属相隐制度的历史发展进行考察及其利弊所进行的分析,我们认为在我国现行刑法中重建该制度很有必要。

古典政治哲学视野下的“亲亲相隐”问题研究——以哲学与政治的关系为中心

哲学与政治以及更为根本的哲人与民人关系问题,既是中西古典政治哲学的基本主题和共同信仰,同时也是认识中西古典政治哲学的基本方法,虽然在具体关系的勘定上,儒家政治哲学与古希腊政治哲学之间存有较大区别。以此观之,孔子的"直"案,体现的是圣人为不同文化政治身位的人设置相应的礼法规范的立法行动。孟子的"舜"案,生动地展现了儒家哲人王与现实政治的紧张关系,"窃父而逃"宣告了圣人要告别作为"政治动物"的"在世之在"而重返神圣纯粹的光明世界;"象"案,为我们演示的是经与权或者文与实的二重辩证法。在《游叙弗伦》中,苏格拉底盛赞游叙弗伦的状告行为,但却否定了后者诉诸的希腊新神传统并挑战了其哲学能力。

儒学回归当代中国

儒学在当代中国的回归现象,包括在政治领域,发挥儒学"德治"思想在民众生活和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在法律领域,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恢复儒学"亲亲相隐"的传统;在教育领域,各地教育部门大力推广体现儒家育人思想的《弟子规》;在企业领域,儒学受到企业家的推崇,成为现代企业文化的核心精神等。儒学回归当代中国,是历史的选择。尽管其回归之路依然曲折,但时代的趋势不可阻挡。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前景是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文化的新的"三教合流";作为本土文化主干的儒学,在其中如何发挥主导的作用,有待于我们的努力。

“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是父子互相纠正错误吗?——《论语》“父子互隐”章“新证”之检讨

将《论语》"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隐"理解为"檃栝"之檃,解释为纠正,既没有文字的根据,也不符合早期儒家思想的实际,是不能成立的。破解"父子互隐"章的关键是在"直在其中"一句的"直"字,而不是"隐"字。上博简《内礼》"隐而任之,如从己起"有助于理解在父母不接受谏诤时,儒家化解道义与亲情矛盾的态度。儒家鼓励子女替父母承担过错,但并不主张将其公之于众,使父母蒙羞受辱。研究儒家思想,不可将自己的观念强加古人。

我国非犯罪化的立法路径

当前,我国犯罪一直呈上升态势,刑事司法工作压力巨大。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指导下,研究非犯罪化的立法路径对我国刑法体系的完善和刑事司法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刑法的进步和完善应遵循犯罪化和非犯罪化的双向思维模式。非犯罪化的立法路径是探讨如何在立法层面实现我国刑法的非犯罪化。我国非犯罪化的立法路径可从四方面进行设计:一是活化传统容隐制度;二是强化"但书"的出罪机能;三是增设正当化事由;四是确立无被害人犯罪的非犯罪化。

清代天山南路地区刑案审判中的“亲亲相隐”

根据清朝制度的规定,天山南路地区重大政治案件和严重刑事案件需要按照《大清律例》审理,在司法实践中,作为《大清律例》重要原则的"亲亲相隐"相关规定得到运用。清代档案中保留有天山南路地区司法活动中依据"亲亲相隐"原则量刑的一些案例,这些案件案发时间、地域不同,案件性质和涉案群体也有差异。本文从这些案例入手,分析了"亲亲相隐"原则在该地司法实践中的具体运用情况,探讨了以《大清律例》为代表的清朝法律制度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实施及其意义。

论我国刑事证人容隐权制度的重建

现行刑事犯罪司法追究过程要求亲亲互证,这与我国自古以来重亲情人伦的社会传统不太吻合。本文认为,刑诉法应借鉴中国古代"亲亲相隐"的法律思想及外国立法中的类似规定,并从"容隐权"的性质、近亲属主体的范围及限制罪种的适用等方面重建"亲亲相隐"的法律制度。

刑事证人作证的经济分析

若刑事证人出庭作证的私人收益小于社会收益,则拒绝作证是理性选择的结果。对于偶然证人而言,由社会承担作证成本是激励其作证的基本前提;更有效的激励措施是对其作证行为进行奖励,刑事悬赏制度的成功便是例证。对于作为消极证人的近亲属而言,无论是对其作证行为进行奖励还是对其拒证行为进行惩罚,效果都是不理想的,允许亲亲相隐是更合理的制度选择。对于污点证人而言,仅仅豁免其罪刑,或者实施保护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加大打击有组织犯罪的力度,缩短犯罪组织的生命周期。

亲亲相隐制度的现代法学价值解读

"亲亲相隐"制度存在的现代价值主要表现在它契合了法的亲伦精神和刑法的期待可能性理论,体现了法对实质公平、正义、人权价值的追求,符合立法的中人标准以及法的经济效益原理,由此为"亲亲相隐"传统在将来中国立法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开辟了一种全新的理论视野。

国家治理中的国家伦理责任——伦理本体中诚信底线上慎对亲属容隐和大义灭亲的对立

国家治理离不开伦理本体、诚信底线。具体从天伦生诚信、诚信结人伦的伦理生态、诚信生态中,须以正式制度优先敦睦伦理尤其天伦,才从源头有诚信底线。亲属容隐就如此护持诚信底线,而须坚持完善;大义灭亲则反之,而须慎对,至少不支持不鼓励。慎对二者对立,慎重选择,就凸显国家伦理责任:以公道而系统化的正式制度,保障人们在常态中,自由地敦睦伦理;伦理和法律关系这一类两难中,行使优先权而敦睦伦理,从而从本根护持诚信底线;顾全法律关系乃至公序良俗美德;保障伦理永恒,因革传统中式信仰,永葆中华文明可久而可大。这是本体性的神圣责任。

“亲亲相隐”制度的历史正当性和现实合理性

把我国古代的"亲属容隐"制度置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人性、心理及相关法律制度的语境中进行考察,探究其产生的必然性和在当时的合理性,进而考察导致该制度产生、存续的要素在当代的存在状况,及其在当代被赋予的人权和正义价值,最终得出结论:该制度在当代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理应被吸纳入我国现行法律制度体系。

学院硕士学位论文质量分析

采用数理统计分析的方法，分析了学院硕士学位论文“双盲”评审院外专家的评审成绩和意见，形成了学院2006～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质量整体估价。得出了学院硕士学位论文整体质量较好，但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问题的结论，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进的建议。

“亲亲相隐”对现代刑事法治基础的启迪

尽管古今中外"亲亲相隐"因其历史发展阶段、法律文化传统的差异而表现形式有所不同,然而,通过对其纵横的比较研究可以发现,"亲亲相隐"的共通之处在于其所赖以成长的沃土是现代刑事法治建设的最基本价值基础和社会伦理基础,也是现代刑事法治运行的基础、核心与灵魂,因此,就现代刑事法治建设与运行而言,对该片沃土的研究、开发与利用将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亲亲相隐”与“大义灭亲”——谈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与传统法文化的关系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并公布了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该草案完善了证人出庭作证制度,规定了人民法院不可以强制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出庭作证,因为强制其在法庭上进行指正,不利于家庭关系的维系。文章梳理了我国传统法中"亲亲相隐"司法理念的产生和发展脉络、实际司法运行状况及其在当代的"命运",指出此次刑诉法的修改是对"大义灭亲"司法原则的颠覆,更是对"亲亲相隐"传统的继承与更新。

论我国古代“亲亲相隐”制度的现代刑事立法价值

我国古代"亲亲相隐"制度的产生及发展有经济、伦理、社会以及思想文化等方面的根源。从积极和消极两方面对"亲亲相隐"制度的价值进行理性分析,"亲亲相隐"制度在当代仍然具有其独特的刑事立法价值。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过程中,有必要也有可能在刑事法制中适当引入"亲亲相隐"制度,这既是继承我国法制传统中相隐制度的合理成分,也符合当今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