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前“龙”形遗迹时空分异研究:以南京薛城遗址为例

以中华民族最重要的图腾“龙”为研究对象,通过南京薛城遗址2021年出土的“龙”形遗迹,论述基于多源空间数据进行“龙”形遗迹三维修复和建模的过程,为考古遗迹数字化保护提供一种定量方法。此外,对比分析中国四处典型“龙”形考古遗迹的材质、形态以及所在的地理环境等,探讨史前“龙”形遗迹面貌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及演变规律,认为:辽宁阜新“龙”与早期农业阶段先民选择猪作为财富的象征有关;中原地区全新世适宜期的暖湿气候条件致使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和江苏南京薛城遗址的“龙”形象与鳄类似,材质均来自淡水资源;伴随着中原地区夏王朝影响规模的扩大,河南二里头遗址的“龙”形遗迹取材于陕西地区的绿松石,已经脱离了地理环境的束缚。

政府引导下古迹类文化传播的激励机制研究

为有效提升我国文物古迹类文化产业的文化影响力,促进文化产业弘扬自身的历史文化,提升全民文化素养。基于有限理性和利益最大化原则,依据政府、文化产业机构和消费者之间的文化传播交互行为,提出了相关的假设,构建了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政府、古迹类文化产业机构和消费者三类主体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策略选择;借助Matlab仿真模拟了策略演化,并进行了敏感性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可以通过对经营优秀的文化产业机构实行免税政策,引导文化产业机构文化传播,实现三方帕累托最优策略均衡;政府和文化产业机构文化传播的素材量、消费者受文化传播影响花费的费用,以及消费者吸收的文化知识量对文化传播具有促进作用;消费者实地参观收益系数对三方博弈演变结果的影响作用最大,体现了消费者实地参观后总体评价的重要性。

上海地区中医药文化遗址遗迹概况

在采取文献、访谈、实地踏勘相结合的全面系统调研基础上,本文对上海地区中医药文化遗址遗迹现状予以概述,一方面从时间和空间维度对遗址遗迹加以梳理分析,从而凸显其历史价值和时空分布特征,另一方面对各个行政区遗址遗迹做适当简述,从而为相关部门和文博、古建、中医药等领域专业人士加强对遗址遗迹的重视和保护提供史实依据。

笔谈:数字化为文明赋彩——文物和文化遗产数字技术应用现状与实践路径

数字技术在文化遗产领域的应用已从最初的信息储存和传输,发展到数据处理分析,进而进化到今天的自动化和智能化处理与展示,在文化遗产研究、记录、保护、利用等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前,我国基本形成覆盖文物保护工作全链条的数字化解决方案,并不断创新核心技术与设备,形成通用技术与国际并驾齐驱、特色技术引领国际潮流的发展趋势。数字技术在考古遗址三维空间信息的获取、分析、模拟、研究和展示等全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为古代遗址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人地关系等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新一代测绘技术,可实现对建成遗产三维数字形式的记录与保存,在精度、纹理、展示分析、交互以及文物古建的数字修复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通过“空间历史大数据”途径,可以打破过往人文学科与空间操作之间的知识鸿沟与技术壁垒,促进文化遗产以体系化技术操作实现“公众化”,通过文化空间实践达成未来城乡高质量发展和历史人文知识存续之间的良性互动。数字化实践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应用范围在不断扩大,已然从保存、宣传扩展到传承、振兴的层面。从全球视野审视数字化这一新兴领域的发展历程和前沿动态,文化遗产数字化面临着建立更完善的数据资源等挑战。

燎祭对三星堆古象牙周际土壤微生物群落的影响

三星堆遗址四号祭祀坑象牙表面留有灼烧痕迹,其上附着黑色灰烬.为了解黑色灰烬土对古象牙保存的影响,本研究比较了灰烬土和对照黄土的理化性质,并对其中微生物进行了高通量测序和多组学分析.结果发现,灰烬土中水分和有机碳含量显著高于未灼烧黄土(P<0.05).高通量测序显示,灰烬土和黄土中均以变形菌门(Proteobacteria)和担子菌门(Basidiomycota)占优势,灰烬土中含有更高丰度的细菌属Methylotenera、Flavobacterium和Ac⁃idovorax,以及真菌属Mortierella、Penicillium和Aspergillus.代谢组显示,灰烬土中L-苹果酸、泛酸等有机酸显著低于黄土,而对古象牙腐蚀性更强的草酸则显著高于黄土(P<0.05).因此,烧灼引起土壤理化性质的显著变化,使灰烬土中含有更高水分和有机碳,以及更低pH值,其微生物群落结构和组成改变导致草酸增高,增加了出土古象牙的腐蚀风险.

水下文物遗址保护与拖网渔业协调发展的问题及对策

水下文物遗址是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凝聚历史、科学、经济和文化价值的无价瑰宝。拖网捕捞作为最为广泛的渔业活动,会威胁和影响水下文物遗址的保护,因而有必要研究水下文物遗址与拖网捕捞之间的影响和作用关系,以及寻求水下文物遗址保护与拖网渔业利益之间的平衡。我国水下文物遗址保护与拖网渔业之间存在的问题包括水下文物遗址家底不清,拖网捕捞对水下文物遗址的影响研究亟须加强,相关保护管理有待完善等方面。通过注重教育、文旅协调、强化监管、夯实研究等措施,可为水下文物遗址保护与拖网渔业的协调发展提供参考。

文旅融合下新疆革命历史遗址遗迹保护与开发研究

革命历史遗址遗迹是人类光荣红色历史的宝贵见证,科学保护和开发革命历史遗址遗迹,既是当代中国人的历史责任,也是加强革命精神教育、增强爱国主义精神的必然要求。鉴于此,从文旅融合的视角,探讨了新疆革命历史遗址遗迹保护工作的重要性,阐述了新疆革命历史遗址遗迹保护与利用现状,并对新疆革命历史遗址遗迹保护与利用工作中存在问题进行了分析,结合分析结果提出了文旅融合下新疆革命历史遗址遗迹高质量开发的建议。

基于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利用现状的探析--以江苏省无锡市实践为例

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优越的自然条件使得无锡一直占据着国内最发达地区的先机,孕育留存了数量多、分布广、种类全、价值突出的文物资源,成为璀璨文明的见证。该文运用文献分析法和实地调查法,从年代跨度、区域分布、形态种类、数量等级等方面研究分析无锡市不可移动文物的特点。结果表明:第一,在时空形态上,各级文保单位年代纵贯新石器时代至20世纪末,呈“大分散、小集中”的分布特征;第二,在类型特征上,主要以古建筑为主,且各类型的文保单位在不同历史时期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第三,在保护利用上,文物得到基本修缮和合理利用。基于文物特征及保护现状,该文以问题为导向,提出了摸清文物底数、盘活文物资源、强化监督管理、突出文化标识等对策建议,为促进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

革命遗址文物保护利用与红色研学旅行融合发展研究——以无锡市为例

以革命遗址文物为研学旅行资源,形成区域红色研学旅行特色,可以在保护利用革命遗址文物的同时,实现实践育人目标。调研分析无锡市革命遗址文物保护利用现状,针对现存的保护利用不均衡、保护利用模式单一、专业人才力量薄弱、融合发展水平较低等问题,从深挖细研可利用资源、统筹规划整合资源、完善基地建设、培育导师队伍、搭建数字化宣传平台等方面提出革命遗址文物保护利用与红色研学旅行融合发展的路径。

大遗址保护下的村落街巷空间评价——以西安市讲武殿村为例

以西安市讲武殿村为研究对象,结合大遗址保护政策及相关规划,基于空间句法理论,将矫正后的轴线导入Depthmap X软件中,对连接值、整合度、选择度和可理解度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讲武殿村房屋布局集中,村民注重整体生活和交通,导致空间渗透性较弱;由于受公共交通发展的影响,村民日常出行受限,总体整合度较差,局部整合度较高;村庄整体选择度偏低,对村庄的对外接待潜力影响较大;村庄可理解度较低,外来人员难以对村落的结构进行感知与理解。村落公共服务设施有待完善,强化村庄空间节点功能,结合大遗址保护背景,打造舒适宜人的地方性绿色空间,提升村庄的可达性和交通保障功能,为村庄未来发展提供适宜的空间环境。

微纳米Ca(OH)_(2)加固遗址土室内试验研究

无机材料以兼容性强、耐久性好等特点被广泛应用于土遗址加固,特别疏松结构土遗址加固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微纳米Ca(OH)_(2)具有分子结构小、加固效果显著和耐久性好等特点。以世界文化遗产锁阳城为代表,制备密度为1.5 g/cm^(3)的疏松土样,采用浓度为5%、7.5%和10%微纳米Ca(OH)_(2)的悬浊液滴渗加固,通过透气性、色差、无侧限抗压强度和抗剪强度测试发现,透气性下降值均在2%以内,5%和7.5%微纳米Ca(OH)_(2)加固后色差ΔEab*均小于4,在一定范围内可接受;其中用浓度为7.5%微纳米Ca(OH)_(2)加固3次后抗压强度和抗剪强度均有提高,无侧限抗压强度增长率为9.8%,土的黏聚力增加了34%,内摩擦角提高了9°;土-水特征曲线表明,微纳米Ca(OH)_(2)对土的体积收缩率具有较好的抑制作用。扫描电镜、X射线衍射和热重分析发现,微纳米Ca(OH)_(2)渗透加固后,在碱性环境下发生了的物理化学反应,在物理层面主要通过填充、包裹和镶嵌等使得疏松体更加密实,化学层面主要通过氢氧化钙的碳酸化反应形成新的钙质胶结物,这是其强度提高的主要原因。研究表明,微纳米Ca(OH)_(2)在土遗址防风化加固方面具有潜在应用价值。

关于上海地区中医药文化遗址遗迹的调查研究

上海地区中医药发展历史悠久,近代海上中医更是引领行业发展。本文通过对上海地区中医药文化遗址遗迹的调查研究,在回溯历史场景、分析遗址遗迹现状基础上,提出对其的保护、研究和利用的对策建议,以期助力上海中医药事业发展。

元宇宙赋能大遗址保护利用的虚实交互创新

元宇宙实时交互、拟真体验和全产业融合的特点,可以破解传统大遗址保护利用受地域、时空和传统技术等客观因素的制约,提升大遗址文物的可观赏性、可感知性、跨时空、跨地域、古今对话的互动体验。本文通过对元宇宙概念内涵、技术应用和商业价值等方面内容的综述研究,结合数字经济和文旅融合,分析元宇宙赋能大遗址保护和活化利用虚实互补、虚实智联和虚实融生的交互机理。通过大遗址考古内容数字化、文物资源信息化和数据库平台化实现与元宇宙虚实交互创新的路径,即元宇宙空间场景的沉浸体验、元宇宙技术联通的智慧服务和元宇宙生态系统的万物链接。最后,指出元宇宙在文化传承发展中的应用前景,可以促进保护中华文脉种子库的技术创新,推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虚实相融,实现大遗址活化与元宇宙用户价值共生共创,加强数字经济与文旅产业融合。

水库淹没区岩土体文物遗址保护方案研究--以皎平渡山洞遗址为例

皎平渡山洞遗址在金沙江乌东德水电站蓄水后将淹没于水下约90 m,由于水库蓄水及调蓄对地质环境的改变常诱发地质灾害,因此需对其进行保护加固。以皎平渡山洞遗址及其赋存岸坡为研究对象,综合考虑岸坡整体稳定性、山洞遗址局部稳定性以及长周期、高水压下的耐久性,提出了“抗滑桩、桩板墙、坡体注浆、坡表防渗、土方回填注浆、防渗帷幕、坡表锚喷及山洞回填”的综合治理方案。在此基础上,采用有限元法对治理前后库水位升降各阶段的瞬态渗流场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治理区的浸润线位置变化进程由单向快速抬升转变为双向“包围式”缓慢抬升;山洞遗址区土体饱和时间由18 d延长至148 d,其孔隙水压力变化速率在水位上升阶段由(10~35)kPa·d^(-1)降低至1.64 kPa·d^(-1),水位下降阶段则由10 kPa·d^(-1)降低至(0.1~0.51)kPa·d^(-1)。说明该方案可有效减缓治理区地下水位的抬升和土体的饱和进程,并显著降低孔隙水压力的变化速率。

铜仁红色革命遗址保护的现状、问题及策略研究

铜仁红色革命遗址承载着中国共产党在铜仁活动的光荣历史,是弘扬铜仁红色文化的重要载体。加强对铜仁红色革命遗址的保护,可以更好地传承铜仁的革命精神,赓续铜仁的红色基因,发挥其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功能。当前铜仁红色革命遗址的保护工作虽然取得了较大成效,但依然存在一些问题。在今后加强铜仁红色革命遗址保护过程中,必须努力健全组织机构、加强文物保护力度、完善监督协调机制、保障文物保护经费、重视专业人才培养等,方能更好地推进铜仁红色革命遗址保护工作的高质量发展。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制度建立过程及思想渊源的历史考察——兼谈关于名城制度提出者之惑

在广泛查阅一批原始档案资料的基础上,对1982年我国出台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制度的时代背景、社会诱因和历史过程进行了考察,进而分析了这一制度的思想渊源。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是改革开放初期在各地历史文物古迹屡遭破坏、国家各项管制措施乏力的紧迫形势下,借鉴国际历史古城保护经验和我国于1981年3月先行建立的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制度,将1961年建立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制度拓展至城市整体层面的一项制度设计,建立之初具有扩大化的“文物保护单位”的色彩,稍后于1986年建立的“历史文化保护区”制度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的实践操作具有重要完善意义。

“保存什么,如何保存”——1949—1980年四川文物保护单位遴选与公布工作探析

1949―1980年,我国逐步建立文物保护体系,各省区在文物普查的基础上,遴选、公布了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并由此产生了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文物调查成果与文物保护理念,也成为这一时期文物保护实践的重要依据,是我国文物保护史的关键一环。本文以四川省为研究对象,通过系统的史料搜集,还原四川第一、二批省保单位的产生背景,梳理这两批共80多处省保单位的遴选过程,并分析了文物保护单位这一机制发挥的实际效果。数据显示,四川第一批省保单位得到了相对较好的保护,第二批省保单位损毁严重。在各类型文物中,古建筑的保护效果最好,石窟寺则几乎没有得到有效保护。案例表明,基于文物分级保护理念而遴选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对当时文物保护对象选择和文保力量的投入,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多场地条件下文物建筑微型消防站规划方法研究

针对近年来文物建筑微型消防站规划中面临的传统服务半径布点方法未考虑多场地实际环境约束,以及基于文物风貌保护原则下的设施位置规划结果无法完全满足扑救需求等问题,提出了多场地条件下的文物建筑微型消防站规划方法。以孟母林墓群为典型研究对象,建立了多场地条件下路网和时速模型;采用最大化覆盖范围模型,模拟生成了4种微型消防站布局方案,建立了对比分析指标,确定了最优方案;根据高效管理原则设计了各微型消防站的消防责任区范围;运用最小化抗阻模型再优化了各微型消防站的最终位置并合理配置了消防装备及消防设施点。GIS模拟仿真结果表明,该文物建筑微型消防站规划方法可有效弥补传统消防站规划方法的不足,从而提升文物建筑消防规划设计水平。

阿里地区文物古迹调查研究

素有“千水之宗,万水之源”美誉的阿里地区,是西藏远古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其地位在藏文化发展史上至关重要,且深刻地影响了藏传佛教本土化的历史进程。公元11世纪,该地区已成为藏传佛教“后弘期”上路弘传与第三次厘定藏文规范化的发轫之地,同时亦成为反击、批驳当时盛行的各类邪术邪行的“防火墙”,及时阻断其传播及泛滥,对净化宗教文化生态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本次调研,选取阿里地区的四座古刹、旧城遗址以及数处典型民俗村落为考察对象进行实地考察,以所搜集到的第一手资料为依据,同时采用当地政协历史文化编写组的几名成员和学者的面谈访问材料,就阿里地区的地理状况、地域文化、民风民俗、建筑风格等方面进行了详悉而精当的探析与考证,以供广大读者及科研工作者翔实丰富的调研资料以及近距离感受民俗风采。

融入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文化遗址公园活化利用研究——以北首岭文化遗址公园建设为例

省级文化遗址公园是陕西省文物局于2017年提出的不可移动文物保护新模式,北首岭遗址作为第一批被公布且首个编制规划的文化遗址公园,其规划设计思路为这一模式的实践探索提供了案例。规划从遗址自身特点、环境条件及人群受众类型出发,找准公园定位为居民“楼下的公园”后,基于“与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相融合”这一特点为遗址制订了功能需求整合、展示体系提升及管理运营机制优化的保护及活化利用方案,对文化遗址公园的建设具有抛砖引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