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侨政策承诺不作为的法律识别与司法救济

《外商投资法》的出台使政策承诺完成了由政策向法律的转化过程并为定居国外的华侨留有适用空间。从学理上讲,政策承诺是指行政主体为实现一定行政管理目标,而依职权向不特定外商投资者或华侨作出单方书面承诺,若承诺条件成立则由其妥善履行承诺义务的行政行为。其内涵呈现出由抽象到具体的双层逻辑结构,并贯穿于不作为认定与司法救济的全部过程。其中,涉侨政策承诺不作为的成立需满足行政主体对华侨负有履诺义务、行政主体对华侨具有履诺能力、行政主体未对华侨妥当履诺三大要件。当华侨以不同诉请寻求救济时,法院应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妥善分配举证责任,并结合要件内容依次对政策承诺的作出行为、华侨对此的“响应行为”和行政主体的履诺行为进行审查,最终依审查结果作出履行判决、确认判决、撤销判决、变更判决或驳回判决。

第二战场的博弈:战时中国留学救济制度演变探析(1933-1939)

基于相关档案资料,论文探讨了抗战时期中国留学救济制度的演变及其社会影响。留学救济制度原本为应急措施,因日本侵华战争的影响,逐渐演变为以政府为主导的固定制度,涵盖情况调查、政策制定、海外救济与归国安置等多个方面。该制度不仅有效缓解了战时海外留学生的经济困境,遏制了人才流失,还为日后政府救济留欧学生提供了参考蓝本,并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近代中国留学教育的失序状态。战时留学救济制度的演变,既是中国政府针对日本文化教育侵略所采取的部分因应措施,又是战时中国政府在留学教育层面与日伪争夺沦陷区高等人才,配合持久抗战国策的第二战场博弈。

侨乡慈善之局限:1946年泰国华侨赈济潮汕粮荒行动探析

华侨是潮汕慈善事业中至关重要的角色。1946年广东暴发严重粮荒,潮汕地区更是首当其冲,地方当局求助于在泰国米业中执牛耳之华侨。随后,泰国华侨积极筹募赈米运往潮汕,潮汕社会各界则合力进行放赈,双方以分工合作的模式共同推进赈济粮荒行动。然而,潮汕地区放赈活动的运行效率与方式,均有违泰国华侨的赈济初心。为纠正偏差,泰国华侨组织“监赈团”亲临潮汕,而其具体实践往往陷于无力。华侨与侨乡社会的互动难题及其本身力量的局限性,导致其善举所能发挥的作用颇为有限,这也反映出其时基层社会的运行弊病给侨乡慈善带来的局限。

国民政府的救济难侨活动(1931-1937)——以广东为中心

20世纪30年代,由于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日本的南进运动及东南亚各地排华运动等因素的影响,出现了大批难侨。在这些难侨归国后,广东省政府对他们进行了积极的扶助和救济,以帮助他们尽快恢复正常生活。本文运用有关的档案资料,力图探讨广东政府在1931-37年间的有关政策和活动,并以此来揭示这一时期国民政府的国家意识及政府职能的转变。

中国非政府组织参与全球治理的合法性及其行动策略——以中国非政府组织参与海外救灾为例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国非政府组织亟需走出国门,参与全球治理。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中国非政府组织不得不面临合法性的挑战。基于中国非政府组织参与全球治理的身份合法性、行为合法性和结果合法性三个维度的分析框架,以中国非政府组织参与尼泊尔救灾行动为案例,分析中国非政府组织参与全球治理,获取身份、行为和结果合法性的行动策略。

“一带一路”海外中国公民权益保护的法治困境破解

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涉及面广且情况复杂,有的政局不稳、法治环境恶化,侵害海外中国公民权益的现象时有发生。尽管我国近年来逐步强化海外公民权益保护专门机构建设以及健全与完善相关法律制度,但是我国海外公民权益保护依然遭遇诸多法治困境,从而直接减损了海外中国公民权益保护的效果。对于沿带沿路海外中国公民权益保护的法治困境,现实呼唤从理念、机制、立法与司法等方面寻找破解方法。法理困境的出路需要借助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不断强化中国公民海外的法律地位,合理协调属地管辖与属人管辖的冲突;机制困境的突破依赖于其内在统一性的建立和创新;立法困境的出路在于制定海外中国公民权益保护的上位法和专门法,并采用灵活方式推进国际公约的创制;司法困境的克服重在提高司法的有效性,清除当地救济障碍,消除国际社会偏见。“一带一路”建设势必开启海外中国公民权益保护的新里程,唯有多方略与多路径破解困境,才可进一步强化海外中国公民权益保护的法治机制。

用中医情志疗法进行灾后心理干预

分析了中医心理学情志疗法的原理,阐述了地震灾害后人们的主要的心理特征,并提出了中医心理学的干预方法。

太平洋战事前后国民政府救济难侨的活动

太平洋战事爆发前后,大批旅居南洋一带的侨胞为躲避战乱纷纷撤退归国。国民政府在财政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对归国难侨给予了积极的救济。在整个救济归国难侨的过程中,粤、闽、滇、桂等省在中央的指导与支持下,对于归国难侨、侨生以及国内的侨眷采取了积极的救济措施。太平洋战事爆发前后各地救济归国难侨的活动反映了政府在处理紧急事件方面开始有了一定的经验,同时也是抗战期间中华民族共同抵御外侮的团结互助精神的集中体现。

海外中国国民权益保护的国际法思考

全球化导致海外国民保护的客观需求迅增,国际法的人本化趋势促进了国际层面个人权益保护的发展,中国政府的职能调整在外交领域促生"外交为民"理念,需要有效承担海外国民权益保护的重任。外国人待遇是确定海外国民权益的国际法基础,属人管辖是国籍国保护在外国民的国际法依据。海外中国国民权益保护的途径首先是受害人用尽当地救济,其次是起到预防与协助作用的领事保护,而外交保护、国际人权保护只是补充救济途径。

庚子救援:成功背后的无奈与辛酸——陆树藩及其中国救济善会人道行动述论

1900年＂庚子之变＂,使京畿之地惨遭蹂躏。为救助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的伤兵难民,浙江著名绅商陆树藩等在李鸿章的支持下,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救济善会＂,遵照国际红十字运动的基本精神,北上救援,历尽艰辛,取得令人瞩目的业绩,先后救回难民6000人左右,不仅赢得社会各界的盛赞,而且也得到朝廷褒奖。但救援行动也有不能尽如人意之处,一方面,从外部环境而言,陆树藩和中国救济善会受到济急善会的排挤;另一方面,从内部管理方面来说,中国救济善会本身也存在漏洞,尤其在善款的筹集与使用方面,更是问题多多,终致陆树藩负债累累,深陷泥潭,最后不得不将＂？宋楼＂藏书出售日本静嘉堂文库,代价之沉重,难以想象。表面上看中国救济善会与传统善会别无二致,但运作方式在经陆树藩＂植入＂红十字＂元素＂后已大不相同,也决定了中国救济善会的＂红十字＂性质。这是中国人自办红十字会的开端,唱响了中国创建红十字会的＂先声＂,具有深远的影响,陆树藩因此成为中国红十字运动的先驱。

二战期间国民政府救助难侨动机分析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东南亚大量难侨回国,对其实施救助成为国民政府必须面对的问题。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国民政府认识到华侨是一个爱国和对国家民族有贡献的特殊群体,对其进行救助,是遵循孙中山先生的遗训,是履行人道主义和国民政府的职责,而且做好难侨的救助工作也是保存实力,促进国内经济建设的需要。只有从这几个方面去认识,才能理解国民政府救助难侨的真正动机。

侨乐村:南京国民政府救助难侨措施的新尝试

论文探讨了20世纪30年代初的难侨问题及特点、侨乐村的筹办与运作模式、侨乐村推广之困境等问题;对侨乐村与华侨农场这两种难侨安置模式进行了比较分析。面对30年代初出现的大批难侨问题,以往常规的救助政策已经不能应对新情况。南京国民政府试图通过建立、推广侨乐村,从根本上实现对归国难侨的救济。侨乐村的创办具有救助难侨、开垦荒地繁荣经济的双重目的,然而在实际管理、运行中,却过度注重国家利益而忽视垦民诉求;加之其他外部环境的影响,侨乐村最终未能得到广泛推广。但通过垦荒安置难民的思路和举措被社会各界认同。侨乐村模式对抗战时期难侨、难民救助及后世华侨农场的建设都有着重要意义。

出境旅游安全救援中华侨华人作用研究——以赴泰旅游为例

面对日益频发的出境旅游突发事件,如何借助华侨华人力量实现有效的应急治理已成为理论研究和现实发展的迫切需要。文章以泰国普吉岛游船倾覆事故为例,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分析事故救援参与主体的网络结构特征,研究发现:(1)在应急响应、救援处置和善后恢复阶段,以中国驻宋卡总领事馆为代表的驻地领事馆是救援的核心力量发挥主导作用,华侨华人志愿者、泰国华侨华人社团作为积极响应者和参与者,发挥重要协助作用;(2)通过核心-边缘模型分析显示,在应急响应、救援处置和善后恢复阶段,泰国华侨华人社团、华侨华人志愿者等组织均处于核心位置,作为积极协助者和参与者,尽最大能力争取资源参与救援,在维护中国游客在泰国的旅游安全利益中发挥重要作用。研究建议,继续增强驻地领事馆在突发事件的信息预警、应急响应、紧急救援和善后处置能力,倡导建立境外旅游安全救援联盟,促进华侨华人自愿维护境外同胞安全利益。

家国之间:抗战时期的“南侨机工”与南洋华侨社会

"南侨机工"是南洋华侨人力支援中国抗战的重要群体,他们为中国抗战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本文通过对南侨机工与南洋华侨社会关系的考察,发现"南侨机工"在中国能够积极参加抗日运输工作,与南洋华侨社团和机工家属对返国机工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南洋华侨对"国"和"家"的观念是分离的。二战胜利后,在东南亚民族主义高涨的背景下,南洋华侨"国"和"家"分离的观念差异成为影响南洋华侨政治认同的一个重要因素。

抗战时期的广东省紧急救侨委员会

在抗战时期,因日军对东南亚地区的占领以及对华侨的迫害,大批华侨被迫返国,国内侨生、侨眷也因侨汇中断导致生计艰难。广东省政府在国民政府的领导下成立了广东省紧急救侨委员会,展开了对归国华侨的救助,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救侨会的成立及其活动表明了国民政府侨务观与救济观的转变,是现代政府职能的凸显。

晚清新加坡华侨赈捐与华侨民族主义之酝酿

论文梳理了新加坡华侨赈捐活动三个不同阶段的特征,探讨了晚清华侨民族主义从无到有、从政治制度认同发展为超越乡土观念的民族意识这一历史脉络。在前两个阶段的赈捐活动中,主要是新加坡华侨与清政府之间的联系。而在1900年之后,新加坡华侨的赈捐活动则与中国的民间力量产生了更多的关联,新加坡的同济医院、新加坡中华商务总会等组织积极参与到赈捐活动中。面对来自祖国民间的求赈呼声,新加坡华侨自发联系、自行组织助赈活动,产生了超越乡土观念的社会意识,进而生发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推动了晚清华侨民族主义的形成。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救侨政策再检讨——以张天爵报告为考察起点

论文在梳理了1941—1942年紧急救侨工作概况的基础上,通过对时任广东侨务处处长张天爵的一份调查报告的解读,从政策学的角度分析了抗战期间(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的救侨政策中存在的问题。如信息发布滞后或不达;各地侨务局执行能力不足;国民政府机构权力交叉,责权不清,执行不力;国民政府侨务工作态度暧昧等。抗战爆发后,海外华侨的热情及其对祖国的支援,促使国民党对海外华侨给予重视,救侨政策在此背景下取得了较大的成效。但在政策学上,公共政策不仅是一个决定,更是政府为了达到某一目标而采取的一系列活动,研究中需要对其进行全面并且连续的考察。

新马华侨对1931年大水灾的筹赈与影响

1931年国内大水灾波及16个省份,造成极大伤亡及损失。此次水灾在新马华侨社会中引起强烈反响,新马华侨建立起各救济祖国筹赈会,通过开展游艺筹赈、直接捐款捐物、劝捐劝卖等活动以赈济祖国水灾。新马华侨捐赠大量钱财与救援物资,此举不仅给祖国水灾救济注入一剂强心剂,展现新马华侨强烈的爱国热情,而且改善了外国人对新马华侨不团结的轻视态度,对华侨内部社会团结起到重要作用,并为后续九一八事变反日救国运动奠定基础。

领事保护视角下的中国公民海外救助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推进,我国出境公民和领保案件出现量率齐升的局面,我国的领事保护和海外救助也面临着新形势和新任务。领事保护的数量大幅增长,对象构成范围不断扩大,中国公民受侵害的形式也日益多元化,但领保资源和领保需求极度不平衡,严重阻碍了海外救助的科学可持续发展。所以,必须注重领事保护在政府和民间的建设,注重领事保护的科技水平和内外宣传培训,寻求领事保护在政府和民间力量中的平衡点,促进海外救助的稳定和科学持续的发展。

晚清政府的侨务、外务与国际形象的重塑--以1906年旧金山地震赈济为中心的考察

论文通过对1906年旧金山地震后中外历史文献的解读,探讨清政府对旧金山受灾民众及华侨的经济援助、道德关怀与政治声援,梳理清政府重塑国际形象的历程,并分析其原因所在。1906年的旧金山地震发生后,驻美公使梁诚及其他官员即组织对受灾华侨开展救济,同时向清政府求助。清政府以国家名义向美国政府表达了对受灾民众的人道主义关怀,国内一些长期陷入财政困境的地方政府也纷纷捐款,其中以广东、湖北、江苏表现为最,但清政府的经济援助被美国政府拒绝。清政府对旧金山地震的赈济,是争夺华侨经济资源、寻求华侨政治认同的重要举措,也是为重塑国家形象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