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代长治观音堂彩塑的线条艺术及文化内涵

彩塑作为一种传统的艺术形式本身便承载着丰富的历史、艺术、文化信息。到了明代,世俗化的塑像风格更是让诸多彩塑独具魅力。山西长治观音堂为明代彩塑集大成者,现存彩塑、悬塑等塑像500余尊,诸多塑像神采各异、仪态万千,着实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精品。本文以长治观音堂彩塑为例,首次以彩塑中的线条纹饰为切入点去剖析彩塑的魅力,并结合晋东南地区的历史背景与相关艺术学知识阐述长治观音堂彩塑中线条艺术的瑰丽之美及其文化内涵。

明清时期济南地区的慈善救济及医疗机构研究——以地方志为中心的考察

明清时期济南地区慈善救济及医疗机构除官方设立的养济院、漏泽园、医学署和惠民药局外,还有官民共办的普济堂、育婴堂,救济内容涵括养老、恤贫、抚幼、助葬、医疗等多个方面。济南作为山东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慈善救济及医疗事业发展在山东地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仅就济南地区而言,慈善救济事业发展不平衡,公共医疗救治发展缓慢,惠民药局、医学署等医疗机构建设较少;由民间首创而由政府推广至全国的有普济堂、育婴堂,而育婴堂的规模在济南地区远远小于普济堂。与其他地区不同的是,普济堂和育婴堂从一开始官方力量参与即较多,表明在慈善救济方面官方仍处于主导地位。

探析德化白瓷雕塑在明代兴盛之因

在中国陶瓷史上,陶瓷作品的形式大都以日用器皿类居多。其发展历程中少有一个时期的陶瓷雕塑能够有明代德化瓷雕的地位显著。其主要原因就是明代的德化白瓷雕塑在宗教雕塑领域中,将陶瓷的泥性、釉色的质感以及造型上的神韵,三者结合起来是如此的美妙。本论文主要探讨德化陶瓷雕塑在明代兴盛的原因,将陶瓷领域和雕塑领域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德化瓷雕在明代发展的陶瓷工艺技术传承与革新、历史文化的涵化和提升,艺术家人文内核的影响,当这些元素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给这一时期德化瓷器发展带来不同领域的新高度。

明清徽州慈善救济事业研究综述与展望

明清时期,伴随文化繁荣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徽州传统慈善事业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从整体来看,徽州慈善事业基本呈官办慈善、宗族慈善及徽商慈善等交相互补的基本格局。近年来,学术界围绕明清时期徽州的灾荒救济、慈善组织、商人参与等方面产生了一些重要成果。但是,对明清徽州慈善活动的参与主体、慈善的形式与内涵、慈善与教化活动等内容仍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对明清徽州传统慈善事业的探索与研究不仅可以为慈善史的研究做有益补充,更可为当代慈善事业的健康运行和科学发展提供有用的借鉴和启示。该文试图从慈善组织与机构、慈善活动和慈善思想3个方面对明清时期徽州慈善事业的研究作尽可能全面的考察与梳理。

论明清海盐产区赈济制度的建设

明清海盐产区较农业区域遭遇更多的灾害袭击,但海盐产区赈济制度建设却显得较农业区域落后,不过也呈现出逐渐制度化的倾向。在制度化之前,明前期,曾采行过免征当年或拖欠的盐课、折纳绢或布、在他场煎盐补课等办法;明中后期,则多由盐运使动用运司库内余银、工本银、挑河银、余盐银、赃罚银等赈济灾灶,偶尔直接让他场代办盐课;清前期,政府已采取补赈办法补偿灾民,或由他场代纳,或由灶民输谷备灾,或动用盐义仓米麦赈济,最后走向了"照民田则例"。

义民旌表:明代荒政中的奖劝之法

明代是一个多灾荒的历史时期,在赈济救灾方面,明朝政府发展了前朝劝分赈灾的措施,把旌表制度运用到灾荒赈济中去,这就是义民旌表。义民旌表主要是用道德表扬的形式来奖劝、酬答富民的仗义疏财。义民旌表在充实仓廪、灾荒赈济、稳定社会秩序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明后期“保富论”的兴起与此有着密切的关系。

明代地方监察体系与荒政

明朝中央为加强对地方社会的控制,在地方逐渐完善了一套复杂而又严密的监察系统,该监察系统督察并参与治理地方政务,荒政是其频繁介入的重要领域。明朝政府赋予了地方监察系统在处理荒政方面的一系列职责,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督察地方荒政;其二,协办地方政务,并在朝廷处理地方灾荒的应急机制中,充当重要角色。从实际效果看,多有治绩,并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地方社会的安定。但是随着其职能的转化、王朝政治的腐败等,地方监察系统处理地方政务的效能逐渐趋弱与萎缩,日益远离乃至背离了制度的预期。

明代徽州官府与宗族的救荒功能

明代徽州的官府和宗族组织在自然灾害背景下发挥出非常有效的社会调控功能。其防灾和救灾措施主要有储粮备荒、蠲税减租、赈济饥民、掩骼埋胔、通商平粜、医疗救助、兴修水利等。

徽州乡镇志中所见明清民间救荒措施

明清时期,徽州一直粮食奇缺,但它有较完备的救助系统。明初,徽州主要由官府实施备荒和救荒措施,但明中叶以后官方的备荒和救荒系统趋于式微,而民间的社会救助系统逐渐发挥越来越大的社会作用,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清末民初。民间备荒行为在平时以建设义田和社仓、义仓为主,而救荒措施除了散粮赈济,还包括施药、施棺等措施。明清徽州之所以能够有效地实施民间社会救助,一方面是由于官府的奖劝作用,另一方面是由于宗族的有效组织。

试论南京地区明初功臣墓神道石刻

明早期功臣陵墓石刻制度主要参照了南宋时期的品官石刻制度,除了文献记载的石刻种类和数量明显反映了等级差异外,石刻的高度、石马障泥纹样、控马者的身份等都显示了等级差异。就是同一组石刻群中,文官武将石刻也是前后有序,左右有别,等级分明。

明朝救荒立法述略

自然灾害的出现 ,直接造成生产的衰竭、社会的动荡以及统治政权的不稳定 ,中国历史上的封建中央集权国家不得不运用各方面的力量 ,与自然灾害抗争 ,明朝在抗灾救荒方面功效显著 ,尤其是救荒立法上为后世提供了许多可借鉴的经验。

明代凤阳府灾后税粮折色初探

折色即税粮折征。明政府对折色对象、种类及其实施程序等都有一定要求。明时期,凤阳府灾荒迭发。明政府在凤阳府开展救荒时,就曾采取了折色这一荒政手段。就明代凤阳府情况而论,首先在折色次数上,嘉靖年间以后的年次大大多于其前时期;其次,折色种类方面,成化时期以前以征他物为主,但从景泰年间始,折色主要为征银;再次,改折税粮在漕粮中所占比例的大小和折征银两价格的高低,主要取决于灾荒的轻重程度。同时,改折价格在明前期与后期、夏税与秋税、正兑与改兑等方面有明显的差异;最后,折色虽具有减缓百姓税负、缓解矛盾、维护社会安定等作用,但受制度和体制,以及灾荒打击下的非"常"社会等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折色之举往往难如人意。

中国明清古村落建筑艺术研究——以皖南、晋东南古村落为例

随着近代工业文明的发展,那些散布各地的明清古村落正在衰退甚至消失。中国现存的明清古村落在村庄整体布局上浸透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在建筑雕刻方面处处透露着"尽精微、致广大"的艺术审美理念,在建筑色彩上遵循道家哲学中的朴素为美的美学观点,朴素、大气、恢弘,灵动中透露着严谨,古朴中透露着奢华,具有独特的艺术美感以及较高的审美价值和文化价值。皖南古村落和晋东南古村落是中国境内尚存的明清古村落,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和研究价值。

明代工赈述论

以工代赈是中国古代传统的救荒方法,明代继承了这种赈济手段。明代的工赈主要由地方政府来组织进行,地方富民(士绅)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国家缺乏相应统一的政策和制度。明代中后期,随着地方财政收入的多样化和人们认识的转变,工赈获得了更加广泛的运用。明代工赈虽然在实际运用中取得了较好地效果,大批饥民得以生存,但并没有突破其"临时性"的特征,因此其局限性仍然明显。

明清徽州书院建筑雕饰的常规主题与文化意蕴

我国传统社会中的书院不仅是进行文化传习的教育场所,也是古代学者研习学问、著书立说与推行儒家伦理教化的重要基地。徽州书院建筑是徽派建筑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中,拥有不同主题、意象及其构成模式的建筑雕饰折射出不同的心理诉求,隐含着深刻的文化意蕴。

明清时期滇池流域的水灾、赈恤与河流治理

滇池流域是典型的高原湖盆区,丰富的水土资源使滇池坝子长期作为云南的核心经济区。滇池水系在为坝区农业灌溉提供丰富水源的同时,也使滇池流域长期遭受水患的威胁。以往关于滇池流域开发史的研究多侧重于农业开发与水利灌溉,对于水患涉及较少。本文通过梳理明清档案、历史文献和实地考察,探讨明清时期滇池流域水灾、政府赈恤及灾后河流治理,以期全面认识滇池水系,推进高原湖泊的综合研究。

陈龙正荒政思想初探

陈龙正是晚明时期地方社会一位十分重要的人物,曾师于高攀龙,授中书舍人,任南京国子监丞。其所著《救荒策会》以及《几亭全书》中有关救荒的内容,体现了一系列积极的荒政思想,诸如发扬前人的"民本、民生"思想,注重乡村赈济,以天下为己任;标本兼治的务实思想,讲求实效,灵活运用古人成法;救荒要注重人事及救荒人才的重用;新旧思想的碰撞,民间救济中对"贫富"的重新定格等,反映了晚明时期救荒经验的大总结和救荒活动的新发展以及当时社会新思想的萌芽。

徽商与明清徽州荒政

明清时期,徽商积极参与徽州的荒政事务。在徽商影响之下,徽州的荒政形成了特色:官商共济使其成效斐然;宗族内部救济与政府救济有机结合;救济经费、物资等运作的商业化。徽商参与徽州荒政事务有助于缓和徽州的社会矛盾,协调徽州的商民、官民关系,从而促进了徽州的和谐发展。

明代安徽自然灾害及灾荒救治

在明代277年中,江淮大地发生过水灾、旱灾、风灾、雹灾、雪灾、霜冻、雷击、蝗灾、震灾等各类灾害,灾害频率不仅高于全国同期,而且也比明代以前的安徽高得多。为应对各种自然灾害,明王朝采取了各种救灾措施,不论是消极的禳灾之举,还是积极的治灾之策,对纾缓灾情、救济灾民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些灾荒救治举措对当今安徽防灾减灾事业不无启迪之处。

明清士绅阶层的灾害应对研究:以皖江流域乡村为例

明清时期士绅直接控制乡村是其参与行政的主要方式,一般通过经济、文化力控制乡村。当灾害发生后,士绅阶层一般积极参与灾害赈济,弥补了官府的不足。明清时期皖江流域水旱灾害频仍,士绅阶层积极参与灾害救济,主要方式有赈济灾民、社仓平籴、安置流民、参与筹建慈善机构、兴修水利、替难民向官府请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