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社会与权力关系——“宗教市场论”的社会学解读

以斯达克等为代表的"宗教市场论"自其诞生以来就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该理论在备受诟病的同时,也颠覆了"宗教世俗化"理论的固有范式,开启了当代宗教社会学研究的新视野。就宏观层次而言,斯达克的"宗教市场论"是一独特的宗教结构论,它不仅对宗教现象和宗教活动展开分析,同时也涉及到宗教与个体信仰、国家、社会、政治等相互之间多重复杂的互动关系。可以认为,宗教市场论新范式为当代学界研究中国宗教现象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理论视角,刺激了更多的学者来推动中国宗教社会学的实证研究,以获取丰富数据和事实来检验宗教市场论的命题在中国情境中的适用性。同时,宗教市场论亦可为宗教管理当局和宗教组织提供有益借鉴,为宗教管理方式和宗教发展思路开拓一个新的途径。

市场的诞生——青海吾屯“唐卡”文化市场的个案研究

古典经济学认为市场诞生于人类的交换秉性。文章以田野工作的方法呈现了转型时期一个少数民族地方性市场的诞生过程,展示出宗教权威、政治权力与传统关系网络在这一过程中的建构性作用。由此认为,市场是一种社会性制度安排,具有天然的社会文化维度。在此基础上,对西方经济学关于市场起源的理论范式进行了反思,并对当前的"市场转型"理论做出部分补充。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法治建设研究

法治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制度基础。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核心依靠是法治。在"依法治国"的总体框架下,进一步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应积极构建更加有利于促进社会管理创新的法治机制。重点是坚持依法完善惠及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健全社会自治的法律制度,保障城乡基层群众自治活力不断增强,构建有利于夯实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法治基础;健全综治信访和维稳的法治机制,构建矛盾纠纷大调解体系,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构建多部门合作的工作机制;强化公共安全和应急管理责任,推进网络虚拟社会管理的法治化,确保社会安定有序和谐;强化宗教事务管理的法治机制建设,坚持完善公共安全和应急处突机制,健全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监管法治机制,保障公共安全预警防控体系高效运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确保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各项工作实现依法推进。

苦难与改教:河南三地乡村民众改信基督教的社会根源探析

社会转型期,在充满不确定性和社会风险的状况下,原子式个人必须独自承担社会风险与苦难。苦难,是河南乡村民众人生的危机和生命转折,成为他们反思自我、发现宗教之功能与意义的主要契机。由于佛道衰微及基督徒传教的主动性强,处于社会底层的乡村民众接触基督教进而改信基督教的可能性较大。但面对社会苦难,乡村基督教所能提供的只是赋予苦难以意义,并互相帮助以减轻个体所遭受的苦难。面对造成社会苦难的原因,基督教所能解决的是极其微小的部分。换言之,政府有更大的空间与社会资源来帮助乡村民众应对社会苦难。

政策、权力、市场形塑下傣族村寨宗教生活变迁——以云南西双版纳曼刚村为例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关于宗教信仰自由、义务教育和口岸开放等政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西双版纳傣族村民宗教生活的内容与形式,旅游市场中涉及的利益分配和布点调整也在作用着当地的民族关系、村际关系和村民的生产生活方式,这些合力的形塑下,傣族村民的宗教信仰和社会生活被不断地重组和置换。文章以西双版纳傣族村寨曼刚为例,揭示近40年来,傣族村民的宗教生活经历了狂热-功利-理性等几个阶段的变迁后,现在呈现出宗教信仰世俗化和宗教节日民俗化等特点。

略论社会转型期法的调控作用

围绕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到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目标,根据当前中国社会转型期所凸显的特点,针对转型期变动和多元重组的社会状态,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和法理学理论,论证社会转型期法的调控作用。认为,在社会转型期迫切需要法的调控作用;法必须跳出传统历史的旧框架,主动接受世界先进法学思想和成果;在法的实体上、程序上要不断发展创新,最大限度地适应社会多样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求,显示法调控作用的社会至上性和彻底性,推动、促进党和国家社会转型期预期目标的实现。

辽统治的明示与隐喻:辽朝国家祭祀与地方祭祀的宗教联结

辽朝的祭祀活动是番汉因素融合的产物,也是基于辽朝政治统治这一实用性立场下的精神总结。辽朝祭祀分为国家与地方两个层面,一方面祭祀活动为实现皇权中心服务,另一方面由于统治者的提倡祭祀也成为民众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息息相关,并以宗教为纽带紧密结合,在现实政治生活中不断被实践。辽朝所定之礼仪与法令制度结合为本朝上至皇帝下至民众提供政治准则与精神依托,亦标志着辽朝国家制度与社会发展的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