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法院在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时的自由裁量权——“Dallah Real Estate and Tourism Holding Company v.The Ministry of Religious Affairs,Government of Pakistan”案评述

通过评述英国上诉法院作出的"Dallah Real Estate and Tourism Holding Company v.The Ministry of Religious Affairs,Government of Pakistan"判例,分析英国法院在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时的自由裁量权行使之条件,并提出该判例可为《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缔约国提供参考。

政府债务预算硬约束与地方财政可持续性提升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不断积累已成为地方财政可持续性的最大阻碍。以新《预算法》实施后,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开前门”和“关后门”两个阶段改革为准自然实验,分析了政府债务预算硬约束对地方财政可持续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两阶段改革都对地方财政可持续性具有显著的正向提升影响;从作用机制来看,“开前门”和“关后门”阶段改革分别通过财政收支巩固和债务规模控制来发挥对地方财政可持续性的有效作用;异质性分析来看,地方政府举债行为激励较弱和财政监管力度较高的地方,政府债务预算硬约束对地方财政可持续性的正向效应会更加显著。研究结果为推进债务预算硬约束来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和提升地方财政可持续性提供了政策启示。

我国乡村振兴促进法软法治理机制及其优化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呈现出针对乡村治理的软法进路,在诸多方面发挥了其软法内容所具有的弹性、开放性及补充性作用,是我国探索软法治理的有益尝试,但也存在软法机制未充分发挥的问题。当前,应在软法硬法互动效应的强化、授权性的公众参与及治理信息共享等方面着手,弥补乡村振兴促进法软法机制的不足,寻求我国乡村振兴发展的软法治理进路。

刚柔并济:党建化解基层治理悖论的逻辑--以西安市G社区“党建+片区大物业”为例

基层治理是国家行政力量与社会自治力量共同作用的交叉场域,形成了两种力量之间的张力,并围绕此张力凸显出三重治理悖论。基层党建是沟通国家与社会的桥梁。在此背景下,党建引领的治理逻辑如何平衡国家行政力量与社会自治力量之间的悖论?对西安市G社区“党建+片区大物业”的治理过程进行观察,发现党建在基层治理中表现出刚柔并济的治理逻辑。其中,正式结构、强关系与规范手段构成了党建治理的刚性三角,而非正式结构、弱关系与情感手段则构成了党建治理的柔性三角。党建的治理逻辑不仅展现了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灵活方案,也揭示了政党在场下国家-社会关系的形塑机制。

教育人工智能伦理治理:现实挑战与实现路径

教育人工智能伦理治理旨在使教育人工智能系统的设计、开发与应用符合道德、法律和社会价值观,以保障人工智能技术对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切实赋能。为应对“知而不行”“知为不行”“制为不行”的治理难题,由“单一软法”向“软硬兼备”转变已成为教育人工智能伦理治理的发展共识与诉求。但由于人工智能伦理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且相关政策制定与学术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实现“软硬兼备”的教育人工智能伦理治理面临治理对象界定不清、伦理原则指代不明、治理主体尚未形成多元共治合力、治理方式存在孤立性的现实挑战。实现“软硬兼备”的教育人工智能伦理治理,前提与关键在于弹性界定教育人工智能概念,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原则指南,落实“一核多元”的权责划分,探索实验治理与混合治理的行动框架。

基于Preker-Harding模型的北京市属公立医院法人治理分析

目的综合分析与评估北京朝阳医院和北京友谊医院2家试点医院的法人治理改革情况。方法利用调研信息并采用Preker-Harding模型,从决策权、剩余索取权、市场进入程度、问责机制、社会功能等5个方面进行分析。结果北京市2家试点医院市场化改革处于由自主化向法人化组织过渡阶段。结论法人治理改革在改善医院内部决策机制方面取得一定进步,在组织结构要素的相互匹配与协调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利用Preker-Harding模型分析上海市公立医院治理模式

通过关键知情者访谈,利用Preker-Harding模型,从决策权、剩余价值索取权、市场风险、问责机制和社会功能,对上海市公立医院的3种治理模式进行了评价。结果显示,上海市公立医院基本属于自主化类型医院,但市场风险过大,为此需要增加公立医院经营自主权,调整公立医院剩余索取权和问责机制,平衡公立医院自主经营权和外部监管权。

软法介入基层体育治理的可能、冲突及路径

软法亦法,软法在公共治理领域的勃兴展现其卓有成效的治理价值,对推进基层体育治理现代化具有深远意义。国内体育领域软法研究起步晚、发展慢,使得软法在体育治理中的效能未得到充分释放和发挥。通过解读软法的一般原理,剖析软法在基层体育治理中的“在场”可能和重要效力。针对软法介入基层体育治理涉及的“合意性”“结构性”“认同度”“保障度”冲突,认为需要围绕软法的创制机制、受众基础、结构层次及保障机制予以纾解,以期促成软法赋能基层体育治理现代化发展。

中国环境软法治理的法治思考与优化路径

环境治理现代化对完善环境规范体系提出了新的拓展要求,于是中国环境法在实施中涌现出大量的软法规范。环境软法的存在有其特定的时代诉求,包括传统向环境公共治理模式的转变,单一向多元环境治理主体的拓展,环境硬法向外部治理工具的延伸,以及国际环境软法对中国智慧的日渐依赖。基于颁布主体之不同,环境软法可分为国家规制型、行业规制型和社会规制型3种类型。实践表明,中国环境软法的不同面向在引领立法、灵活实施及包容式参与方面确立了其在环境规范体系中的独特功能价值。然而,环境硬法的“不硬”导致软法侵蚀硬法,适用随意性较大,实施效力不足,以及软硬法不协调等问题的出现,致使环境软法陷入实施困境。基于此,中国环境软法治理应遵循现代法治的诉求,从约束效能、形成机制、实施机制和软硬法协调共治4个方面予以针对性优化,真正实现环境软法的良法善治。

数据安全刑事治理的激励模式

广义的激励是奖励与惩罚的上位概念,狭义的激励则是奖励的近义词,与惩罚是并列关系。法律激励应界定为狭义的正向激励,同时也不排斥惩罚的反向激励作用,两者是法律激励的一体两面。传统的数据控制安全保护模式限制了数据流通和开放分享,需要确立以数据利用安全为重心的法律治理模式。刑法应当从注重数据静态安全保护转向重视数据动态安全保护,强化对数据滥用行为的刑事规制,发挥刑罚的反向激励作用。数据安全刑事治理对于数据安全和发展同样具有双向激励机能,具体需要从实体和程序两方面予以把握。实体激励涉及数据犯罪中前置性行政法认定、个人信息数据知情同意权利保护、附随性刑事制裁措施的适用,程序激励主要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刑事和解制度及其衔接协调。数据安全法律治理体系包括硬法治理和软法治理两种形式,软法又可分为国家软法和社会软法。数据安全刑事治理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多方参与,寻求软法与硬法相融合的体系化路径。

环境风险的规制进路与范式重构——基于硬法与软法的二元构造

环境风险是现代国家环境治理的重要议题,规范主义和公共治理是当前环境风险规制的两种主要进路。实践中,规范主义规制模式存在规则体系的结构性不足与司法裁量的适用局限,而试图对其加以修正的公共治理模式则由于规范缺失与参与不足导致了环境风险规制的失范。从本质看,环境风险规制就是对风险中的诸多利益进行平衡与协调,规制活动应当确保合法性与回应性,故而有必要在“硬法—软法”的法理基础上重新认识环境风险规制的内涵。“硬法—软法”范式要求拓展法律的外延与规制要素,将包括公共利益在内的广泛因素纳入规制领域,完善互动协调的二元法体系以及成熟的法解释学等制度与技术支持,进而在此基础上构建环境风险规制的二元法构造模式。

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的三重逻辑

统战、安全与治理是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的三重逻辑。着眼于统战逻辑,“群众工作”的本质决定了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应为统一战线“画出最大同心圆”贡献自己的力量;着眼于安全逻辑,国家安全这件“头等大事”决定了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应为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贡献自己的力量;着眼于治理逻辑,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决定了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应努力提升治理能力。从一定意义上讲,统战、安全与治理这三重逻辑三位一体,共同推进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健康发展。马克思主义无神论这个大原则对于我们深化认识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中的统战、安全与治理的逻辑,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应急科技攻关的协同数字治理战略路径与对策

[目的/意义]在数字技术深度嵌入公共卫生信息基础设施建设驱动下,应急科技攻关数字化治理为快速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提供了重要契机。要快速应对和解决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需要打破组织和国家的“科研边界”,从科研数据、科研人员到科研设施等方面扩大共享范围,以协同数字治理理念提升科技攻关的应急效能。关注并研究深度数字化条件下的协同科技攻关及数字治理举措,对加快应急科技成果转化、完善应急科学决策体系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与实践价值。[方法/过程]本文梳理和总结了国内外数字治理与应急科技攻关现状与问题,以新冠疫情为例,分析了我国目前应急科技攻关在数字治理方面的局限性,基于对应急科技攻关体系数字治理协同机制的分析,提出协同数字治理视角下应急科技攻关战略路径模型。[结果/结论]研究结果表明,要实现高效、协同和任务与使命导向的应急科技攻关,需要围绕协同数字治理平台,强化平台共享共用共治,基于数字基础设施和协同科技规划形成应急科技攻关长效机制,并以全球化数字治理合作引领突发公共卫生科技攻关共同体。最后,本文提出了以协同数字治理机制为中心的应急科技攻关体制优化对策。

困囿与出路:东盟跨境雾霾治理的国际软法运用之道

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东盟跨境雾霾污染循环往复并备受关注。雾霾治理关键领域的国际硬法缺位与创制成本高昂使得东盟“零雾霾”战略目标任重道远。国际软法凭借拓宽国际法律渊源、灵活性高等多维价值功能成为东盟在跨境雾霾治理中的较优选择。但鉴于现阶段国际软法的关键弱点掣肘于雾霾治理规则碎片化、软法保障机制不济与集体治理行动受阻的困囿,东盟各方应不断探寻优化路径。可通过调整国际软法实施保障机制、推进国际软法硬法衔接适用、深化各国跨境雾霾治理能力建设与合作。此外,东盟应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充分挖掘跨境雾霾国际软法的治理潜能,实现国际软法治理路径的升级和嬗变。

智能化硬质草沙障固沙装备设计

针对我国西部土地荒漠化、沙漠化严重的现状和传统治沙设备效率低、成本高、原材料消耗大及智能化程度低等问题,以硬质草为原材料,设计了智能化硬质草沙障固沙装备。该装备由雷沃欧豹M1854-G拖拉机与固沙机组成,其中,拖拉机作为底盘,固沙机由齿形输杆传送系统、弹性夹持换向轮、升降控深装置、行距调整装置、液压系统、气动系统和电气控制系统等组成。该设备采用模块化设计,方便调整行距,便于在不同的地形、环境中作业,适应性强。每台设备配置两套完全独立的装置,相互配合且互不干涉,每套装置单独植入硬质草料。实际应用表明:研发的智能化硬质草沙障固沙装备植草速度快、性能良好、操作方便、智能化程度高。该设备的成功研制提高了以硬质草为沙障原料的利用率,保证了固沙质量,对于治理和防止土地沙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公共采购国际规制的软法治理

全球供应链产业链的深度融合,在推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同时,也强化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与责任。公共采购的市场开放,既拉长和延展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也扩大和隐匿了经济链条上的各种经济和法律风险。公共采购的国际监管由此成为可能和必要。公共采购的国际监管,已经形成了以世界贸易组织下的《政府采购协定》为代表的硬法模式和以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公共采购示范法》为代表的软法模式。二者在共同提升公共采购透明度、非歧视性、廉洁性的同时,也展现了不同规制模式之间的竞争。硬法模式背后隐含的谈判成本与法律约束力,限制和制约了硬法模式的接受范围。软法模式蕴含的非约束性,具备降低谈判成本、适宜规范敏感事项、适宜应对不确定事务、促进广泛参与等独特价值,使得软法规制不仅是一种替代选择,甚至成为更优选择。新近十年公共采购的国际监管出现了软硬互动和共治的图景,为通过软法深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与责任提供了新的视角。

缅甸政局变动以来宗教冲突的发展态势及治理困境

2021年2月缅甸军人再次接管政权,在经济、政治和社会因素的多重作用下,缅甸的宗教冲突也呈现出了新的特征和发展态势。由于缅甸的国家建构、政治转型、族群冲突与宗教都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所以关注宗教层面的变化对分析缅甸未来的政治走向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从宗教的视角来看,自军人第四次接管权力以来,军政府继续利用佛教在缅甸社会的影响力来巩固其统治,并对基督教、伊斯兰教等群体实行了更加严厉的打压,导致少数民族分离运动不断激化。从佛教与缅甸政治秩序的互动、宗教冲突带动民族冲突以及宗教极端主义的走向这三个维度看,缅甸目前最大的困局是军人政权与民主力量之间的博弈,但宗教作为一个隐性的变量也一直影响着缅甸政治与民族问题的解决。如果缅甸的政治发展始终摆脱不了宗教的影响,在少数民族问题上依旧偏向狭隘的佛教民族主义,未来缅甸的政治转型与民族和解之路就会依然希望渺茫。

整合与共治:“软法”与“硬法”在乡村振兴中的互动机制研究

在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下,提升乡村现代化治理能力显得尤为关键。“软法”一经问世,便对传统意义上的“硬法”范式释放出颠覆性的影响力。在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中,“软法”与“硬法”各自遵循“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行动逻辑,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通过揭示“软法”与“硬法”在乡村振兴中的存在方式、运行机理及其适用领域,不难发现二者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实现“共生”。通过解读生物界的“共生理论”,可以将其作为对“软法”与“硬法”的“契合度论证”的理论支撑。面向未来,在乡村振兴的时代要求下,应该打破传统意义上的“硬法”为王局面,进一步拓宽“软法”的运作路径,构建“软法”与“硬法”的转化共存机制,实现对二者的“整合”与“共治”,为乡村振兴筑牢法治之基。

农村民间金融的软法治理模式及其规范化构造

农村信贷市场长期存在结构性失衡问题,民间金融虽是弥补“麦克米伦缺口”的一个可选制度安排,但其往往缺乏规范的运作发展机制,相关治理供给又严重缺失。农村民间金融软法凭借其在创制方式、条文内容设置、运行模式、实施效力等维度上的独特价值优势,能够有效弥补“命令—控制”范式下单一硬法规制的结构性缺陷,建构起一套自成体系、符合新公共治理逻辑、绩效显著的秩序维持机制。农村民间金融软法治理应承载“增进农民民生福祉,优化农村金融资源配置,助力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制度期许,在金融包容的理念指引下,围绕政府金融监管效能的提高,并依托相关软法与硬法的协同共治关系,达成由管控式向参与式的治理逻辑转向,推动农村民间金融的规范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