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养义务的“激活”与“过去时间的扶养费”的有限可追索性

古罗马皇帝哥尔迪安的敕答开创了过去时间的扶养费的法律地位问题,将之降等,允许其成为和解的对象。虢多弗雷多把这一问题改造成时间错位问题,形成不诉追过去时间的扶养费构成不需要此等经济支持的表面证据的推理,以此保护扶养义务人并鼓励权利人自力更生。波坦诺明确提出了过去时间的扶养费不受追诉的原则,被至少被10部现代民法典采用。其中,《德国民法典》对这一问题作了最明确细致的规定,它原则上不许追索过去时间的扶养费,但允许一定的例外。《意大利民法典》的德译者把父母与其未成年子女的生活保持关系排除作为过去时间的扶养费不受追索的适用对象,强调了抚养与扶养、赡养的不同,甚有道理。王利明教授负责起草的民法典学者建议稿也采用了这一规则。有了这些作为基础,我国应通过司法解释确立过去时间的扶养费不可无限追索的规则。

刑事强制措施制度的体系化修改及现代化进路

我国《刑事诉讼法》自1979年颁布至今历经三次修改,但一直未曾就强制措施制度的若干根本性问题展开体系化补正工作。与域外“分门别类”的刑事强制措施相比,我国的强制措施仅限对人身权利的限制,不仅存在诸多内生性缺陷,还因缺乏对物、隐私权和个人信息权益的侦查限权,导致当前强制措施制度的系统性不足。刑事强制措施体系的建构关涉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据此,应当对我国刑事强制措施制度进行体系化修改以使其满足现代刑事诉讼的发展要求。一方面,对人刑事强制措施的完善方向在于改革拘留制度并推进非羁押性强制措施的适用,将当前五种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明确改造为到案、羁押、非羁押三类,使其轻重层次分明;另一方面,将针对物、公民隐私以及个人信息的侦查手段正式纳入刑事强制措施体系,从而通过司法令状手段导入司法监督,并以“物权保护”“合理期待”“必要限度”等标准辅助检察院、法院审查评判。

一审程序违法发回重审适用的悖反与修正

一审程序违法发回重审的规定在1979年《刑事诉讼法》中即得以基本确立,历经40余年保持相对稳定。在《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的背景下,应当对此类规定进行全面和深入的研究。该规定的核心价值在于,作为一种程序性制裁方式,对一审程序违法施加以否定的评价,赋予其程序性法律后果,同时也是事后审查制上诉审构造的体现。在实践中,该规定的适用存在普遍性的虚置、选择性的滥用、适用上的神秘三大悖反现象。在该规定的适用修正上,应当重申该规定维护程序公正基本结构、捍卫被追诉人基本权利的基本理念,通过典型案例不断阐发该规定的核心内涵,并通过程序说理约束裁判权的恣意。

基于改进马尔科夫模型的航空备件需求预测

针对时间序列法存在较大误差的问题,构建基于改进马尔科夫的航空备件需求预测模型。利用备件的历史数据计算出状态转移矩阵,以某飞行大队航材部门某型直升机备件的月统计消耗量为例,通过马尔科夫预测和改进的三步平均马尔科夫预测法对备件的需求状态概率进行预测分析。结果表明:在给定备件满足率的情况下,改进的马尔科夫预测法能取得更好的预测效果。

我国刑事程序违法发回重审制度研究——反思与重建

我国基于刑事程序违法发回重审制度在发回重审的条件和发回重审的程序上都存在明显的问题,根本原因在于没有处理好程序公正、实体公正及效率价值之间的关系。我国应该以兼顾程序公正、实体公正、效率三种价值的实现为指导思想,重构基于刑事程序违法的发回重审制度。

发回重审与上诉不加刑原则关系论

发回重审和上诉不加刑原则的关系问题很少有人论及。在发回重审的案件中 ,因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发回重审应当确立原审基本事实是否清楚、主要证据是否充分的认识标准。发回重审的案件既不等同于二审改判的案件 ,也不等同于单纯的一审案件。发回重审的案件能否加刑深受诉讼价值观的影响 ,我们不能不考虑上诉不加刑原则所蕴涵的诉讼理念。重审时 ,只有在发现案件的基本事实确实发生变化时 ,才可能对被告人判处比原审判决更重的刑罚。

论废弃判决之拘束力

赋予废弃判决拘束力,目的在于保护当事人及维护诉讼经济,此种拘束力系民事诉讼法为发回判决所特别规定。废弃判决之拘束力的客观范围限于否定原审判决且与撤销原判决有直接因果关系的法律见解及该法律见解的必要前提条件。重审法院及作出发回判决的法院均应受此拘束。在我国,发回裁定并不具有拘束上下级法院的效力,显有必要予以改进。

刑事发回重审制度论纲——以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第八十三条为样本的分析

新草案对二审中的发回重审仅仅提到了一点,即限制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发回重审的次数。通过比较分析草案前后对发回重审的不同规定,并结合草案和现行刑诉法关于二审中发回重审的规定分析了发回重审存在的矛盾,最后提出了自己关于二审中发回重审的修改意见:科学规定发回重审的原因,严格限定发回重审的次数,明确提出对发回重审的要求。

案件质量评估语境下的审判管理改革——基于上诉发改率指标管理的实证分析

全国法院开展的案件质量评估,以及各地高、中级法院对下级法院开展的"绩效考核",是审判管理改革的重要探索。上诉案件发回重审改判率(简称上诉发改率)是案件质量评估中最重要的指标。基于"二审裁判结果是一审案件质量的直观反映"的评估原理,上诉发改率即成为评价一审法院案件质量的重要标准。通过调研分析发现二审发回重审和改判案件并非都系一审裁判错误所致,新证据、新事实、自由裁量事项、其他各种不可归咎于一审法院的原因等,都可能导致二审发回重审或改判。现有的案件质量评估机制未能合理区分二审改判和发回重审的具体原因,只能将二审发回重审和改判案件一律纳入计算,这样势必会影响以上诉发改率为依据的案件质量评估的准确性和科学性,相应地也必然会影响管理行为的有效性。破解这一实践难题的路径是构建案件质量评估数据区分与审核机制,即完善裁判机制与统计机制,建立审核机制与申辩机制,不断推进审判管理改革的完善与创新,使审判管理行为更具科学性和实效性。

民事发回重审之功能论

民事诉讼中发回重审在司法实践中确保初审程序的正当化,明确了上下级法院职能分工,保障诉讼当事人两审终审之利益。发回重审以其独有的功能而区别于其它二审裁决方式。但实务操作中因法律笼统规定等相关因素和制度本身种种弊端使得发回重审滥用现象严重,这也与民事诉讼追求的效率与公正价值取向背道而驰。虽然我国在2012年8月新修的《民事诉讼法》中完善了发回重审制度,但对于发回重审的具体事由以及相关处理程序仍有待规范。因此,适当限制发回重审是由,严格把控重审程序,给予当事人一定的程序选择权,对消解发回重审的滥用和当事人诉讼利益的保护,彰显法治权威和统一有着不可小觑的作用。

民事诉讼发回重审事由的审视与检讨——兼评2012年《民事诉讼法修正案》的相关规定

民事诉讼发回重审制度设置的目的,是为了给在一审程序中权益受损的当事人提供上诉审程序所不能提供或者不宜提供的救济。根据此目的以及我国二审法院有独立的事实认定权之现实来审视民事诉讼发回重审的法定事由,可发现《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的不足。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有瑕疵的,原则上应由二审法院直接查清事实自行改判,不需发回重审;一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的,只有该违法情形影响到一审民事诉讼结构完整性的,才提供发回重审之救济。

民事上诉审程序中亟待完善的问题之思考

在修改《民事诉讼法》时,建立附带上诉制度很有必要,特别是对提起附带上诉的要件应作出合理的规定。上诉审程序中的撤回起诉制度应得到立法上的明确认可,其条件和法律后果也应合理予以界定。"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或者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这一发回重审的事由应予废除,以违反法定程序为由发回重审的情形则应予以严格限制。基于裁定与判决的性质不同,应当构建不同于判决之上诉审程序的相对独立的裁定之上诉审程序。

WTO争端解决中上诉机构“完成分析”问题研究

世界贸易组织(WTO)争端解决实践中形成的上诉机构"完成分析"这一做法包括两类情形:解决专家组未曾分析的问题;对相关事实适用不同的法律解释。上诉机构完成分析的前提条件是:必须已有足够的事实基础;必须存在专家组对相关法律问题的分析;专家组未能对该问题进行分析是行使了司法节制造成的。"完成分析"这一做法引起了正当性争议。上诉机构一方面根据DSU第3条第3款和第7款证明"完成分析"的正当性,一方面又根据DSU第17条第6款和第13款规定的权限进行自我限制,在多数案件中拒绝完成分析。"无法完成分析"引发的困境的临时性解决对策是专家组提供"备选事实认定",最终的解决对策是在DSU中引入恰当的发回重审程序。"完成分析"是WTO争端解决中的一种重要"做法",中国参与WTO争端解决要善于利用"完成分析"。

刑事二审发回重审制度的反思与重构——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视角

针对我国刑事二审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发回重审的制度而言,通过反思现行制度存在的问题,应树立无罪推定原则为中心,以取消"证据不足"发回重审的规定,直接改判"事实不清"的案件和限制发回重审的次数为策略,构建我国的刑事二审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发回重审制度。

刑事二审程序“虚置化”的迷思与匡正

作为刑事审判程序的重要环节,刑事二审程序既要有效监督刑事一审程序的运行,也应当实现对刑事被追诉人的权利救济。然而我国刑事二审程序的"虚置化"早已为学术界所诟病,从制度层面来看,案件请示报告制度、侦查案卷裁判主义以及发回重审扩大适用是刑事二审程序"虚置化"的内在成因;从实践层面来看,多组数据的复合考察业已表明,我国刑事二审程序并不足以充分、有效发挥监督、救济职能。刑事二审程序的实质化应当遵循整体视角下的审判中心主义改革和独立视角下的程序性制裁机制完善相结合的路径。

论程序违法发回重审的条件——域外认知&中国立场

发回重审是重要的程序违法的制裁与救济机制,它对于维护程序的公正、实现程序的独立价值具有重要作用,但是程序违法不是发回重审的充分条件;只有程序违法严重影响程序公正或者可能影响判决、并且已经在原审中被及时提出过异议,才会导致发回重审。

重审中“发”与“回”的审级表达及其诉讼解构——从民事裁判的质量标准上诠释司法行为的妥当性

学界和司法界对民事诉讼法关于发回重审标准的争论由来已久,主要集中在因原审裁判瑕疵是"发"还是"改"与法律适用过于弹性化的叠加导致的自由裁量权滥用现象上,由此形成了独我是好各自表达的审级诉讼冲突。期间,因人为关系投送了法律无法承载的利益期待使话题越发显得胶着和沉重,以至于剪不断理还乱。究其原因,既有立法技术问题,也有体制、机制不畅因素,还有公权私化、借案谋私倾向以及群体裁判下的错案问责缺失等,不能不说情形混迹十分复杂甚至难以名状。对此,笔者仅从主体行为归责出发以缩限法的任意性标准为目的,力图达到技术与思想双重治理的品质效果。

我国民事审判程序违法救济之初步检讨

在民事诉讼中,审判程序违法之救济乃裁判正当性的保障。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关于审判程序违法救济的规定存在诸多缺漏,主要表现为一审程序中程序违法救济的规则缺位、二审程序中“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界定不明、再审程序中申请事由与发回重审之事由混同。上述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立法者修订法律时未对审判程序违法救济制度作体系化思考。在我国实行两审终审制的背景下,借鉴大陆法系的制度设计建立程序异议权,依托发回重审的制度本旨,统一“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界限,参照发达国家设置的再审事由严格限定我国申请再审的程序违法事由,是完善我国民事审判程序违法救济制度的应然路径。

民事二审发回重审制度的功能考量：从规制到平衡

二审程序发挥着纠错与监督的功能，而发回重审在二审程序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一制度自存在以来就在理论和司法实践中颇有争议，同时又在不断发展和完善。本文从某中院近6年来的二审民事案件发回重审的相关数据入手，采取实证分析与理论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通过总结特点、分析原因、发现问题、寻找对策，对二审发回重审案件进行分类研究，以期为解决司法实践中面临的相关问题提供参考。

走出民事再审中发回重审之困境的思考

我国的民事诉讼程序在不断改革中逐步走向完善,但是由于立法上再审程序对普通程序的依附性没有消除,加之现有诉讼程序系统内某些自洽性的阙如,导致了民事再审发回重审的诸多误区。民事再审发回重审后的程序应定性为再审程序而非普通程序。在完善再审发回重审制度时,应注意对程序违法是否导致发回重审作具体分析,恰当发挥重审制度的诉讼监督功能,赋予当事人一定的程序选择权,避免诉讼的延宕。实务中也有必要取消发回内部函,提升发回重审裁定的法律约束力。对调解书再审时,如违反自愿合法原则,应裁定发回重审,并妥善协调与民诉法第204条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