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信息泄露侵权的证明责任问题——以不明第三人侵权为中心

在不明第三人利用平台掌握的个人信息进行侵权的案件中,如果权利人向个人信息处理者追责,就需要证明是后者泄露了其个人信息。就此存在一定的证明困境,但不需要通过证明责任倒置或者证明标准降低来缓解。经由“权利人进行可期待的初步举证—法官形成临时心证—平台进行可期待的反证—法官形成终极心证”这一路径,法官仍然可以对待证事实形成内心确信。至于被告提出还存在其他个人信息控制者的主张,在性质上属于对其不当个人信息处理行为与权利人损害之因果关系的否认,主张者应当对此进行必要的证明。如果被告证明第三方平台同样有可能泄露权利人个人信息,则案件转而适用共同危险行为责任,权利人有权申请追加该第三方平台作为共同被告。而案件的证据调查进程,并不会因此受到实质性影响。这一分析表明,即使对于网络时代的新型案件,经典证明责任原理也仍有用武之地。

电子签名纠纷中签名人与依赖方的证明责任

电子签名技术的不同安全等级决定了签名证据真实性和可靠性的差异度.在签名证据可采性和证明力的认定上应引入“可靠性”这一前置概念和规则,并与真实性分开审查.被指涉的签名人欲否认某份电文上的签名,应当举证证明该签名是真实的但不是其授权的,或者不存在受法律约束的意图,或者该签名是虚假的,或者认证证书无效;而依赖方由于与认证机构之间的信赖关系,在认证程序和操作上具有勤勉谨慎义务,其对某签名或证书的信赖应具有合理性,应当验证并且有能力证明其所验证的结果.

论人民法院不是证明责任的主体

“人民法院是证明责任的主体”似乎是顺理成章的“常识”。然而正是这种建立在对“证明责任”概念错误理解之上的“常识” ,导致了一系列法学理论和司法操作上的混乱和本不该有的困惑 ,成了审判方式改革的“瓶颈”。有必要厘定证明责任概念 ,采取有效措施推行真正的证明责任制度 ,并且强化一种诉讼观念 :即 ,承担证明责任的主体不是法院 ,而是当事人或控诉方 !人民法院只是将法律规定的证明责任适用到具体的案件裁判之中而已 ,尽管这也是一种“责任” ,但不是“证明责任”。

证明责任:徘徊在行为责任与结果责任之间——以民事诉讼为视角

证明责任历经了从行为责任到结果责任的变迁。真伪不明被承认、民法典的制定及陪审制的确立是结果责任产生的原因。证明责任的性质受制于法庭组成、民法渊源形式以及诉讼模式,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证明责任分别是当事人一元化和法官-当事人二元化"责任",英美说服责任具有浓厚的行为责任色彩,而大陆客观责任的本质是法官的裁判方法论。行为责任是证明责任的通常实践表现形态,其缘由有证明责任的实现机制、实践继受阶段的特点以及法律语言的修辞三方面。近来诸非结果责任说在大陆法系兴起,它们对结果责任说有补充或反思意义,但还不足以代替之。我国并未真正确立结果责任,今后应当首重证明责任的裁判方法论内涵,同时也要重视行为责任。

我国无罪推定原则的矛盾反思

无罪推定原则的移植应该结合本国实际情况进行。如果不能恰当地给无罪推定原则以合理定位 ,无罪推定原则必然与其它理念、制度和话语发生矛盾 ,具体来看 ,理念层面存在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的矛盾 ,制度层面主要反映为沉默权与讯问权的矛盾、控方举证与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的矛盾、疑罪从无与缺失一事不再理原则的矛盾 ,话语层面的矛盾集中反映为话语权垄断引起的判断的矛盾。

论信息公开诉讼中行政机关的举证责任——涉及第三人权益的分析

若政府信息涉及到第三人权益,行政机关在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有必要进一步厘清,这其中既涉及到第三人权益的认定、征求意见程序的履行,又涉及到第三人权益与公共利益的衡量。涉及第三人权益与侵害第三人权益意涵不同,应慎重借用信息公开条例以外的其他法律规范的相关概念。第三人的意见仅具有程序保障的意义,行政机关仍需在最终的决定中说明理由。行政机关还应就是否涉及公共利益、公共利益与第三人利益的衡量承担举证责任。

法人人格否认法理的程序法分析

世界各国对法人人格否认法理的适用多采用判例法模式,由法官在个案的审理中依照公平的理念予以认定,故而法人人格否认法理与诉讼法理联系紧密,在证明责任、当事人的确定、既判力的扩张等诉讼理论问题上均值得加以探讨。

我国刑事证明责任的配置

证明责任如何在控诉方和被告人之间进行配置,是刑事证明责任制度的核心问题。刑事证明责任原则上由控诉方来承担,但特定情形中,被告人也承担一定程度的证明责任。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始终在控诉方,通常情况下,被告人只需对控诉方有罪指控的证据体系提出存在合理怀疑的证据。

亲子鉴定相关法律问题

我国法律未对亲子鉴定作出明确规定,导致适用不规范。亲子鉴定是一项责任重大的专门技术工作,直接关系个人、家庭的利益及社会的稳定。亲子鉴定中关键的问题是合理规范亲子鉴定的程序、方式和在一方当事人或第三人拒绝进行亲子鉴定时的处理方式。目前急需建立亲子鉴定委员会制度、法定的鉴定部门及鉴定人资质的认定制度,统一亲子鉴定技术标准,规范其健康发展。应合理地分配当事人的举证责任,维护子女的最佳利益。

浅析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

举证责任在民事诉讼理论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举证责任作为民事证据的一个重要问题,对当事人的责任划分起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我国的举证责任制度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影响了我国民事审判方式的改革与发展。因此,加强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完善证人作证制度,建立举证时效制度等,对我国立法实践及其改革有着重要作用。

刑事证明责任主体研究

证明责任主体即指证明责任的承担者。只有确定了证明责任主体,证明责任制度才能在诉讼实践中产生实效,否则在诉讼争议的事实真伪不明时就无法确定由谁来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文章从理论上对证明责任主体进行了界定,认为证明责任主体的范围只限于诉讼当事人。具体到刑事诉讼中,证明责任主体可包括自诉人、公诉人、被告人、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侦查机关等,而人民法院、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律师则不属于证明责任主体。

论当事人举证的程序保障

现行法在当事人举证方面存在权利不足、程序缺失以及无法从效果上得到体现等问题。为了保障当事人举证权利有效实现,真正体现权利和义务的统一。当事人举证的程序保障至少应包括如下几个方面:充分的举证权利、完备的举证程序以及裁判文书的充分说理等。

未定罪没收程序的证明规则及证明标准

新刑事诉讼法在刑事特别程序中确立了未定罪没收程序,检控机关通过证明应予追缴的犯罪所得和犯罪工具与被控的刑事罪名有因果关系,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的情况下通过合法程序予以没收涉案财物。未定罪没收程序的诉讼标的是物不是人,其并不涉及人身自由权的剥夺而仅仅是一个关乎财产权的问题。因此,为充分保障权利主张者的合法财产权益,必须明确检控机关和合法财产权利主张者的证明责任,明确没收程序的证明标准来完善这一制度。

初步证据的内涵冲突与概念匡正

初步证据在法律、司法解释及实务中应用广泛,但初步证据的内涵无法统一。《民用航空法》等法律中的应用缘起英美法系,初步证据内涵是转移证明责任的法定证据规则。《民诉解释》第284条代表的司法应用,实质与大陆法系疏明规则类似,初步证据内涵是提示当事人履行提供证据责任。《民用航空法》等法律中的初步证据应用范围非常狭窄,且与大陆法系非成文证据规则体系不融洽,该类初步证据的内涵并不具有可采性。司法解释和实务中的初步证据应用广泛,且与大陆法系疏明规则本质相同。中国应借鉴疏明规则界定初步证据内涵,并进一步明确初步证据规则的证明对象、证明责任分配及证明标准等事项。

风险预防原则下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之反思与修构

行政机关为消解或避免更多不安全因素,阻止潜在风险向现实转化,抑或降低风险转化为现实之后的损害程度,必然要基于预防原则在科学技术尚不确定时采取干预措施。由此引发的行政诉讼案件中,何者对尚不明朗的事实负有举证责任,便被无限逼近败诉之深渊。具体而言,若将举证责任分配给行政机关,是对行政权的过度限制,会导致风险预防原则被虚置化;若将举证责任分配给被规制者,则实为一种有罪推定,既违背现代法治精神,也会使国家丧失抢占技术福利的先机。较为稳妥与可行的方式并不是在“非此即彼”的举证责任分配中寻求解决方案,而是免除对事实证明的必要,从风险预防原则的本质及该原则对举证责任分配的直接影响出发,将双方举证与特定情境相结合,通过本益分析、现实危害、保护水平、分散程度四个方面的综合考量确定不同的证明标准,以此对举证责任分配进行修构。这也是在风险预防的现实需求与行政诉讼的规范程序间寻求的一种微妙平衡。

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适用与完善探析

针对我国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现状,分析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于预防司法腐败、彰显司法公正、保护犯罪嫌疑人及被告人合法权益的重要意义,并从非法证据的认定、举证责任的分配和当事人救济等方面对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适用情况进行了探析。

完善我国环境层面公益诉讼的思考

近年来,随着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日益严重,环保部门在行政执法中暴露出的问题越来越多,环境公益诉讼制度越来越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值得欣喜的是,新《民事诉讼法》第55条正式确立了公益诉讼制度。然而,相较于国外悠久的历史,我国的环境公益诉讼起步较晚,步履维艰。公益诉讼的起诉主体、程序设置、举证责任、诉讼保障等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粗疏和不足,值得我们引发思考。

第三方资助语境下仲裁费用担保问题研究

由于国际仲裁费用的昂贵,仲裁费用担保制度逐渐成为国际仲裁中的普遍实践,中国法律市场和国际市场的接轨使得中国有必要借鉴仲裁费用担保制度。第三方资助由于其主体的特殊性会对费用担保造成影响,而实践中仲裁庭的应对策略则表现为:(一)存在支付主体从申请方延伸到第三方出资者的倾向;(二)涉及第三方资助的费用担保案件中发展出了公平标准的新内涵,即从更广的公平角度衡量第三方出资者或被资助方是否缺乏对尊重仲裁程序完整性的善意,如考量第三方出资者不承担仲裁费用的风险及其是否可能随时终止资助协议,或考量被资助方是否有不承担仲裁费用的"累犯情形"等;而在此基础上,当第三方资助存在特殊的违背前述公平标准的情形时,仲裁庭会对于被资助方的偿付能力进行不利推定,而这实际上起到转移举证责任的效果。第三方资助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费用担保的衡量标准,但这并不意味着第三方资助本身足以表明仲裁费用担保的必要性。中国建立费用担保制度时,必须考虑到第三方资助的蓬勃发展对于费用担保制度可能产生的影响,以更好平衡申请方和被申请方之间的利益。

案外人异议之诉之证明责任探究

我国确立案外人异议之诉制度的时间尚短,在各方面对该制度的规定还不完善,尤其是在证明责任方面。但证明责任在执行异议之诉中的重要作用非比寻常,应当引起法学人士的高度重视。结合我国2015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对案外人异议之诉制度中的证明责任及运行状态进行探讨,以期系统地整理相关的知识。

第三方资助国际投资仲裁费用担保问题探究

第三方资助在国际投资仲裁实践中已全面推开并展现出日益强大的生命力,其犹如珠蚌中的沙砾,虽是外来之物,但处理得当便能变成耀眼的珍珠。特别是在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下行的背景下,投资仲裁当事人往往需要资金支持,第三方资助案件可能大量增加,第三方资助费用担保问题的重要性日渐突显。第三方资助在费用担保方面具有负外部性,易导致国家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的失衡以及诱发预防性信息披露。第三方资助国际投资仲裁费用担保问题包括披露范围的局限性、费用担保决定因素的模糊性和费用担保证明责任的对立性,有必要从以下方面进行完善:披露范围应扩大至不利费用负担条款、对费用担保考量因素设定指引以及设置有限的举证责任倒置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