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税收征管与企业税负粘性——来自“金税三期”工程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本文利用2008-2021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基于税负粘性视角探讨了“金税三期”工程给企业带来的税负压力。实证研究发现,“金税三期”工程的实施显著加剧了企业的税负粘性,且该结论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在影响机制上,“金税三期”工程主要通过抑制企业“捐赠避税”、提高信息透明度、抑制企业寻租活动等渠道加剧企业税负粘性。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金税三期”工程对企业税负粘性的加剧效应在数字基础设施较好、征税不确定程度较高、财政透明度较低和征税机关为地税局的企业组别中尤为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金税三期”工程一方面缓解了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另一方面强化了企业“负重前行”的局面,削弱了减税降费的政策红利。上述研究结论从企业税负压力的角度为更全面理解大数据税收征管的经济后果提供了新的见解,也为持续推进和落实减税降费政策提供了经验证据。

产业聚集与税收竞争——来自中国的证据

基于1999—2013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研究了产业聚集对地区税收竞争的影响。典型化事实表明产业聚集与地区税收负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正向相关关系。空间计量结果及其稳健性检验显示,在控制了经济发展水平、财政支出负担、基础设施水平和产业结构的条件下,产业聚集正向影响地区税收负担,即产业聚集程度高的地区可以增加其税收负担,从而在税收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提高产业聚集水平是提高区域税收进而改善公共福利的有效措施。

房租负担与农民工迁移意愿

随着人口大规模流入城市,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在工作地依靠租房解决居住问题。本文用农民工的住房租赁现实支付和房租实际支付能力之比反映微观层面的房租负担,用房价作为替代变量反映宏观层面的城市房租水平,利用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研究了房租负担对农民工城市迁移意愿的影响。结果显示,微观层面的房租负担和宏观层面的房租(房价)水平对农民工迁移意愿的影响均呈倒U型。租住在非正规社区,或者租住由政府或就业单位提供的带有一定保障性质的住房的农民工,城市房租(房价)水平对其迁移意愿不具有显著影响,但微观的房租负担对其迁移意愿的影响呈倒U型。此外,流入地城市特征、个体特征、就业特征和社会心理因素均会影响农民工的迁移意愿。

农民负担的寻租经济学分析

文章对农民负担中不合法也不合理、合法但不合理的现象以及工农业“剪刀差”进行了寻租分析;剖析了农民负担中的寻租造成激励扭曲和资源配置的扭曲以及对社会、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从产权、体制和政策、信息不对称性和权利不对等性、成本-收益四个角度揭示了其原因;最后提出了目前实施的农村税费改革和城乡统一的税费制度改革两种治理寻租的方法。

公租房租金分析

公租房租金标准的核定体现了其住房保障性质,并影响保障效果。成本法与社会平均负担法是两种不同的租金核定办法,并有不同效果。通过对比,后者更有助于达到保障目标,并能通过租金标准的动态调整实现与其他保障方式的对接。无论如何核定,都需要政府强大的执行力来支持。

论融资租赁法律关系的认定

融资租赁法律关系的认定在法律理论和实践上存在诸多问题,产生根源在于法律缺乏对其经济实质的考虑。在认定融资租赁合同性质时应充分理解租赁物性质、价值、租金等经济实质要素,通过租金和以间接占有担保作出法律解读。

抗战时期晋西北农村土地流转实态分析

抗战时期,在战争与中共革命的双重影响下,晋西北农村土地呈现出快速流转的态势,具体表现为土地纷纷由农村富裕阶层向贫苦阶层或由地主富农阶层向贫雇农阶层转移,其转移结果使整个农村土地日益"均化"。土地发生流转的因素很多,但中共推行的减租减息和负担政策乃是主因。

赋税沉重引发中国皇权专制社会治乱循环的经济学解释

现代意义上税收的本质是公共产品的价格。如果一个国家的税负比较重,那么由政府提供的公共福利就应较多。因此,税负过重并不会导致国民生活困难从而引发社会危机。中国皇权社会的赋税不具备公共产品价格的性质,其本质是暴力潜能租金,农民私人产权位于国家税收权利之后。政府税收的增加使土地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收益下降,并导致土地资产的价格下降,最终突破农民的生存底线,导致社会全面崩溃,引发中国皇权专制社会治乱循环。

试析清末陶煦《租核》中的减租思想

农民负担问题是一个历史范畴,它与中国历代王朝的兴衰有着密切的联系。清末陶煦所著《租核》一书,用大量的实际材料,阐述了农民贫困的原因、揭示了农民处境艰难的状况、提出了一些减轻农民负担的建议,并论述了农民收入增长对工商业重要的促进作用。他的一些思想对当今我国农村税费制度改革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土地出让金对房地产税法制的影响及改革研究

土地出让金和房地产税制度是一种相容又相克的关系:二者既可相容并存,又是相互制约的。相互制约性突出表现在"税租负担率"方面,加上需对作为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出让土地进行区别对待,二者成为土地出让金制度对房地产税法制的主要影响所在。因此,应根据国情改革土地出让金制度:短期内应建立批租制与房地产税并存,年租制与房地产税并存,新型批租制、年租制及房地产税并存的三轨运行机制;中期内应建立年租制与房地产税并存,新型批租制、年租制及房地产税并存的双轨运行机制;从长远看应主要形成年租制与房地产税并存的格局。

中国城市流动人口住房负担与迁移的时空分异格局研究

住房是公民生存生活的基本条件,住房负担关系着中国亿万流动人口在迁入城市的居留成本和生活质量,深刻影响着流动人口的居留和迁移决策,其中租房负担主要影响流动人口短期居留意愿,购房负担主要影响流动人口永久居留意愿.该研究基于2012年和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CMDS)数据,以地级以上城市为空间单元,通过比较不同区域、不同等级城市、不同教育程度和职业类型群体的收入和住房负担差异,发现东部沿海发达省份的房租和房租收入比均显著低于中西部和东北地区;高等级城市、高层次教育程度和稳定职业特征群体的租房负担较其他群体重.从综合收益成本角度判断,东部发达地区和高等级城市依然是流动人口未来一段时期重点迁入地区,但逐渐超越其经济负担能力的房价,将越来越成为流动人口永久定居城市的最大阻碍,导致其居留成本攀高,最终被迫回流或迁至相对低成本城市.基于共同富裕和人民城市建设理念,建议城市政府管理部门加大针对流动人口群体的公共租赁住房等保障性住房供给力度.

晋西北根据地的减租、公粮与动员(1940-1944)

在抗日战争期间,共产党推行了两项极具特色的经济改革方案,即减租减息和公粮负担政策。减租减息是公粮工作的基础,从减租减息中获益的农民衷心拥护共产党,由感恩之心上升到感恩之行,积极踊跃地缴纳公粮;直到抗日战争胜利,晋西北行署都是针对实产而不是通产进行征粮,地主与佃雇双方的争执也易使政府求得产量的确切。但晋西北是以自耕农为主的社会,而且随着上述两项工作的深入,这一群体反而日益呈现扩张之势,因此减租减息的激发效应不宜高估。共产党自有其一套完整的公粮征发机制,并将征粮指标控制在一个合理的区间,把强大的张力约束在极限的边缘,做到了“民负虽重而民不伤”。

民营企业是为创新而寻租吗?——基于税负的中介效应研究

以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后的2010-2012年中国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从政府宏观税收政策的视角,探究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下,企业寻租行为与税收政策之间的联系是如何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微观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寻租行为能够显著促进民营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企业税收负担在其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进一步对样本分组检验发现,相对于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民营企业税收负担在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中介效应变化较大。由此可以推断,企业为创新而寻租的行为不仅与税收负担过高有关,同时也会受到所在地区的市场化程度高低的影响。

“言行一致”还是“投桃报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实际税负

目前关于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及其在中国企业中的运用,这些研究仅将政府作为一个获取税收收益的利益相关者纳入研究框架,忽视了政治经济体制对企业行为的影响。本文基于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及披露质量与企业实际税负均呈负相关,而且相比强制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企业而言,自愿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企业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与企业实际税负的负相关关系更强。这意味着企业明面上在积极主动地披露社会责任信息,暗地里却在从事避税行为。结合中国的转轨经济背景,本文采用寻租理论解释这种"言行不一"的行为:企业通过披露社会责任信息向地方政府寻租,地方政府则"投桃报李"地对企业在税收执法上放松,从而帮助企业降低实际税负。进一步结合中国的二元经济背景,研究发现:相比国有产权企业,私有产权企业寻租倾向更严重,通过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显著降低了实际税负,即进行了更加激进的避税行为,而且政治关联的存在强化了这种关系。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在转型经济国家中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避税行为并存的经验证据,对企业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动机与经济后果提供了新的解读。

农业转移人口房租压力的代际差异研究——来自均值分解和分位数分解的证据

农业转移人口在流入城市所承受的房租压力水平直接关系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进程。基于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运用Oaxaca均值差异分解和反事实分布MM分位数分解的测算结果表明:农业转移人口房租压力存在着显著的代际差异,80后"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的房租绝对压力值和相对压力比率均高于老一代农业转移人口;城市中住房租赁市场中存在着对"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的代际租金歧视;随着房租支付压力层级的上升,代际歧视程度呈现出"U"形变化趋势;进而为促进城市房屋租赁市场的公平定价,推进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转换意愿与进程提供政策参考。

“租费替代”、地方财政压力与企业非税负担

本文基于2008—2015年地级市和全国税收调查数据,利用房地产限购政策,研究了"租费替代"关系下土地出让收入冲击对企业非税负担的影响。结果显示:房地产限购会显著降低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增大地方财政压力,导致地方政府非税收入和企业实际非税负担上升,房地产限购政策带来了"租费替代"效应。并且,随着限购政策的实施,限购对企业非税负担的正向影响会持续存在。限购政策实施越严格,企业非税负担上升越明显。本文的研究为从土地财政角度理解中国企业的非税负担提供了新的视角,也表明在房地产调控背景下要真正实现为企业降费必须充分考虑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理顺央地财政关系是确保减税降费政策落地的关键。

房租负担对农民工劳动供给的影响——基于农民工“效益观”的视角

房租负担日益上升不断压缩农民工的收支剩余,而大部分农民工在城市融入障碍、户籍制度隔离与农村社会保障不足等情况下所具有的"效益观"特性——以追求返乡养老前收支剩余最大化为目标,使其更倾向于增加劳动供给以弥补收支剩余的降低。本文利用2016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对此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房租负担上升显著增加了农民工的劳动时间,其中对家庭负担较重和就业稳定较差的农民工的影响尤为明显;进一步还引起了农民工超时劳动。本文认为,当前在加快建立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的同时,加大对家庭负担较重和就业稳定较差农民工的租房保障,并进一步推进社会融合、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是推动农民工劳动力市场可持续发展的应有之义。

政策性负担、企业寻租与创新挤出

以2011-2018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首先从企业家精神配置视角阐述了为何寻租与创新之间存在挤出关系。不同于传统文献提出的现金流竞争逻辑,检验过程发现挤出关系在排除现金流挤占效应后依然存在,这为构建“企业家精神配置竞争”这一全新解释逻辑提供了基础;其次,检验发现政策性负担对企业寻租具有倒逼效应;最后,寻租在政策性负担与研发创新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即存在“政策性负担上升-激励寻租上升-生产性创新(研发)下降”的传导过程,这说明过高的政策性负担会通过激励企业家寻租行为而间接抑制创新。研究结果在经过DID、模糊DID、因果中介模型、内生处理效应模型等反事实方法克服内生及自选择问题后依然稳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