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更新券”制度:破解首都核心区人口疏解难的新视角

为加强对北京市核心区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北京市积极展开核心区历史文化街区平房直管公房申请式退租、恢复性修建等工作。然而,在申请式退租试点项目中出现了财政负担重、行政成本高、居民腾退意愿低等突出问题。基于此,北京市可借鉴“粮票”“地票”“创新券”等模式,引入“准货币化”和“类市场化”机制,探索建立“城市更新券”制度,提高社会参与度,减轻财政负担,提升居民腾退意愿。同时,此先行先试可为全国城市更新提供可借鉴的经验与样板。

农业生产机械服务是否延缓了小农户土地转出?

基于黑龙江、浙江、河南和四川四省512户小农户调查数据,采用OLS模型分析农业生产机械服务对小农户土地转出的影响及异质性。结果表明:1)农业生产机械服务缓解小农户土地经营的要素约束效应不明显,相反,其推高地租并促进小农户土地转出效应显著;2)要素约束缓解效应不明显主要源于额外且确定的机械服务费用和不明显的要素减量和效率提升;3)异质性结果显示,农业生产机械服务要素约束缓解效应因小农户劳动力女性化程度提高而强化,不因劳动力老龄化程度提高而变化。据此,建议进一步推进农业生产机械服务发展,针对不同类型农户提供差异性服务,丰富服务内容,提升服务质量,完善配套政策,促进农业生产规模化发展。

农村土地流转的收入分配效应

基于我国东中部6省1 604户农户的调研数据,本文采用分位数回归模型,从转入与转出视角实证分析、比较了农地流转的收入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估计结果显示:总体上,农地转入的增收效应显著,但农地转出无此效应。分区域考察,农地流转拉大了东部与中部地区农户间的收入差距。其中,东部地区农地转入和转出均有显著增收效应,且后者远大于前者;中部地区农地转入的增收效应明显,但农地转出却有显著的"减收"效应。从不同收入阶层来看,农地转入促进了贫困户及低收入户至部分高收入户增收,其中收入水平越高的农户获益愈大;相较之下,农地转出仅使部分低收入户增收,有一定缩小收入差距功能。更进一步,东部地区农地转入可使除中高收入组农户以外的其他农户增收,农地转出则可使除贫困户和部分低收入组农户以外的其他农户增收,此两种流转类型均会扩大农户收入差距。中部地区农地转入可使所有农户增收,但同时加剧了收入不平等;与之不同,农地转出能使低收入组农户增收,也可使部分高收入组农户"减收",因而比较利于减少贫富差距。据此,决策当局应当着力消除各种非市场因素限制,构建功能良好的土地租赁市场,发挥价格机制、竞争机制、供求机制以及法律保障机制在农地配置中的主导作用,推动农地流转方式更加市场化、规范化;同时,完善土地流转中租金和期限的确定机制,减少交易成本,提高收入分配的均衡性,保护农户(尤其是贫困户)在农地流转中的短期和中长期利益;此外,多渠道扩大农民非农就业机会,并提高其非农就业能力。

农地流转中转出户的福利效应——基于政府主导与市场主导两种模式的比较分析

基于政府主导和市场主导两种农地流转模式的比较分析,采用非实验评价策略识别农地转出户流转福利效应及两种流转模式下的福利差异。研究结果显示: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模型控制农户人力资本特征后,政府主导型农地转出户福利效应远高于市场主导型农地转出户;而进一步运用两期面板数据进行双重差分倾向匹配,控制区域特征后发现,政府主导型农地转出户福利增加值要低于市场主导型农地转出户。因此,应在坚持市场在农地流转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积极培育农户人力资本,增加城镇非农就业机会。

养老依赖、非农就业与中老年农户耕地租出——基于CHARLS三期面板数据分析

本文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1、2013、2015年的平衡面板数据,建立Logit模型,从中老年农户不同养老依赖方式选择、非农就业类型两个维度,针对性地研究了影响中老年农户耕地租出行为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发现:(1)依赖于子女养老或储蓄养老方式对中老年农户耕地租出存在不显著的正向影响,但依赖于社会养老方式对中老年农户耕地租出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将使中老年农户耕地租出概率提高3.2个百分点,高于依赖于子女养老或储蓄养老方式的中老年农户;(2)非农受雇以及非农自雇两种非农就业类型均对中老年农户耕地租出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参与非农自雇的中老年农户耕地租出的可能性更高,将使中老年农户耕地租出概率提高6.0个百分点,而参与非农受雇仅将使中老年农户耕地租出概率提高4.9个百分点。在此基础上,本文对估计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问题处理,结合我国国情,提出我国政府应为中老年农户提供更健全的社会养老保障,进一步替代耕地的保障作用;注重引导非农就业特别是非农自雇就业,从而促进耕地租出等对策建议。

基于挤出效应的住房保障规模对商品住房价格的影响

中国房地产市场中保障性住房的角色和作用愈加重要,保障性住房建设规模正在逐年扩大。商品住房价格变化是供给需求作用的结果,但是随着保障房供给规模的增加,商品住房价格的涨幅也会发生改变,说明保障房的供给规模会对普通商品房的供需产生影响。本文以北京市商品住房市场为例,选取住宅需求、住宅供给、住房投机对价格的影响为自变量,住宅价格为因变量,利用多元回归模型对商品住房价格变化进行实证研究,同时通过考虑保障房供给对住房市场产生的不同挤出效应,分析保障房供给规模供需变化对房价产生的影响,进而为政府制定相关的住房保障政策提供建议和对策。

宋朝农业经济政策探析

宋朝形成租佃制,确立劝农制度,对开垦荒地提供财政支持,推广先进生产技术,组织兴修水利等政策措施,成功地推动农业经济较快发展,对维持和巩固宋王朝的统治起到重要作用。

透视宋代土地租佃制度——对宋代土地经营过程有关法律问题的思考

宋代土地租佃制在官田和私田上广泛适用。在土地租佃制下,占支配地位的地租形态是实物地租,同时,货币地租也有很大的发展。永佃权的转让及"二地主"的出现更加剧了租佃关系的灵活性和复杂性。宋代土地租佃的性质是一种契约关系,佃农的法律地位有了很大提高,但是这种租佃契约关系在当时全国范围内发展极不平衡。

空间异质性视角下的农地租赁价格影响因素研究

地租的快速上涨是国内农产品生产成本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之一,尤其在经济发达的粮食主销区,经济发展对地价产生巨大的抬升作用,从而影响地租的生成。采用广东省120个县的土地租赁价格数据,从空间异质性视角,分析农地供应、劳动力密度及经济发展对农地租赁价格的影响,利用广东省120个县的土地租赁价格数据,构建OLS与GWR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农地租赁价格存在明显的空间相关性且在经济发达,人口稠密的地区表现更为显著,农地供给、农地需求及经济发展三者在不同地区对地租的影响强度不一。由于存在空间异质性,地方政府应完善产销区利益补偿机制,探索农业支持补贴自筹自给的办法,并进一步发挥市场在产业升级中的作用。

唐初统治集团的重农思想表现及其发展农业的措施

以李渊、李世民父子为首的唐初统治集团的重农思想主要表现在 :“抚民以静”的无为而治思想 ,“民为邦本”的民本思想 ,“农为邦本”的”农本思想 ,和“偃武修文”、“去奢从约”的思想。在这些重农思想的指导下 ,唐初统治集团在发展农业方面采取了裁汰冗员 ,择善任人 ;推行均田制 ,奖励垦荒 ;实行租庸调法 ;增殖人口 ,解决劳动力严重不足问题 ;兴修水利 ,防治水旱灾害等一系列开明、进步的措施。

六盘水师专学生校外租房现象调查分析

近年来,我校学生校外租房给学校的管理工作带来了诸多的问题和挑战,分析学生租房的原因,加快后勤社会改革进程,改善办学条件,提高服务质量,是阻止学生校外租房的有效途径。

我国“房屋置业中心”租金收益的分析

"房屋置业中心"作为一种全新的房屋租赁经营模式,其空租期的租金收益是其主要的收入来源。而空租期的租金收益主要受房屋的租金、空租期、房屋存贷量影响。本文具体分析了房屋在给定的时间段内,其存贷量的变化规律,论证了在给定时间段内房屋存贷数量的概率满足泊松分布的四个特征,因而得到了这种概率服从泊松分布。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分析了房屋置业中心从一种类型的房屋所能获得的租金收益及如何合理确定空租期。

山东省莒南县的拔地斗争——抗日战争时期减租减息运动中的一个特例分析

莒南县是抗战初期开辟的革命老区。特殊的土地占有和租佃方式使莒南农民各个阶层在土地使用上产生了极大悬殊,富农大量租入土地,采用雇工进行农业规模经营,广大贫农耕地极其缺乏;在减租减息运动中,莒南发动了拔地斗争,将地主大佃户的土地拔出分租给贫民耕种;拔地斗争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贫民生活,但却沉重打击了初具规模的富农经营,留下了深刻的经验教训。

中国当前经济环境下的管理层收购研究

文章主要从理论角度对管理层收购进行了全面的阐述 ,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论述了在中国实施管理层收购的可行性与局限性 ,提出了虽然由于当前中国市场经济的不完全性 ,在管理层收购涉及的产权交易中存在权利寻租 ,但是管理收购对我国当前的公司治理结构的改善、产业结构的调整、产权交易的多元化等还是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农地转出行为对农民家庭的生计资本有何影响?——来自CFPS数据的验证

农地流转对农民收入的提升起着关键性作用,量化分析农地转出与生计资本之间的关系,有利于揭示现有土地流转政策的实际扶贫效果。在合理筛选控制变量和对农户生计资本水平进行测算基础上,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两期全国整合样本的面板数据,运用倍差法(DID)及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实证检验了农地转出行为对农户生计资本所产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地转出对农户的自然和社会资本产生了显著负向影响,但却对其物质、金融和人力资本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各项生计资本的变化并非全部源于农地转出这一因素,还受到户主受教育程度、家庭规模及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等其他变量的影响。进一步研究表明,农地转出规模越大,农户的物质和金融资本水平就会越高,其自然和社会资本水平下降得也越明显。农地转出家庭的生计发展在土地流转后尚存在一个适应的过程,还需要得到多方面的帮助以进一步提升家庭福利水平。基于上述发现,提出了培育、加强农地转出户生计资本,降低农户生计脆弱性,促进其生计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

农户农地转出规模及其影响因素差异——基于纯农、兼业和非农三类农户的比较

基于四川和重庆878份农户问卷调查数据,从农户家庭特征和农地资源禀赋、流转条件、收益方面选取变量,采用Heckman两阶段行为决策模型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不同类型农户的农地转出规模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纯农、兼业、非农三类农户中农地转出发生率分别为34.23%、56.32%和100%,平均转出规模分别为2.04、2.08、3.36亩。纯农户农地转出规模受到家庭社保参与人数、耕地破碎程度、耕作基础条件和农地流转组织方式的正向影响,兼业户农地转出规模受到家庭社保和农保参与人数、农地流转价格的正向影响和耕地破碎程度的负向影响,非农户农地转出规模受到家庭抚养比例、常年务工人数、非农收入比重等因素的正向影响和耕地破碎程度的负向影响。

土地经营权出租对农户非农创业质量的影响——基于劳动力迁移和信贷约束的视角

近年来,中国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与乡村振兴,大量的农业人口加入到非农创业的行列中。然而现阶段非农创业的普遍问题是临时性和不可持续,创业质量较差。需要形成具有发展潜力的非农创业趋势,通过提高创业质量,保证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的经济可持续。基于家庭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土地出租正向影响农户的非农创业质量,表现为提高非农创业参与率和创业深度。机制分析证实,土地出租对农户非农创业质量的正向影响,一部分来自于土地出租直接解放农村剩余劳动力;另一部分来自于信贷约束的中介效应,即土地出租提高了财富水平,进而减轻信贷约束提升非农创业质量。结论揭示出,盘活土地的财产属性提高流动性对调节农民就业结构具有重要作用。

土地流转与农村家庭商业保险参与

推动农村商业保险市场的建立与完善是构建农村多层次保障体系及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4—2018年的微观调查数据,分析了土地流转与农村家庭商业保险购买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土地流转显著增加了农村家庭的商业保险参与行为及参与程度。进一步检验分析发现土地流转对低收入水平、低教育水平和东部地区的农村家庭参与商业保险的促进作用更大。机制检验结果显示土地转出通过改变家庭收入水平提高了农村家庭的商业保险参与,土地转入则通过改变家庭收入水平、债务负担和社会资本提高了农村家庭的商业保险参与。

土地流转与农户创业——基于PSM方法的实证研究

文章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年数据,运用二元Logit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实证检验了农户参与土地流转的影响因素以及土地流转对农户创业影响的异质性作用。结果表明:农户年龄、文化程度、家庭人口规模、家庭纯收入和家庭消费总支出等因素显著影响农户参与土地流转;土地转出和转入对农户创业都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土地转出对农户创业行为的影响效应更大。组群差异结果表明:土地转出对年龄处于35岁及以下农户的创业效应比对其他年龄段的农户大,土地转入对农户年龄群组差异的创业影响效应不显著。土地转出对文化程度为大专及以上农户创业的影响效应比对其他文化程度的农户大;土地转入对农户文化程度群组差异的创业影响效应均不显著。因此,要以土地转出驱动转入,鼓励农户积极参与土地流转,促进农户创业。

农村社会保险对农户土地转出行为的影响——基于CHARLS数据的实证检验

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的微观调查数据,采用多种计量模型实证分析农村社会保险对农户土地转出行为的影响,得到以下结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会对农地转出产生显著的阻碍作用,但其阻碍作用会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弱化;而新型农村养老保险会对农地转出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该促进作用会随着时间推移表现出先减弱后趋于稳定的特征。在进一步研究中发现,新农保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新农合对农地转出的不利影响,且这种缓和作用不断增强。新农合和新农保作为农村社会保障的重要内容,对农村土地流转具有一定影响。因而,政府应不断完善农村社会保险制度,扩大保障覆盖面,提高保障水平,弱化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促进农民土地流转。同时,注重新农合政策和新农保政策的协同配合,完善相关机制,促进两者联动发展,从根本上解决农民流转土地的后顾之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