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研究视角下对医疗损害责任“以鉴代审”论断的质疑

法官过度依赖医疗损害鉴定进行审判的现象称为“以鉴代审”。实证数据表明,鉴定意见被采信的案例中,鉴定意见的责任类型对应的判决责任比例区间跨度大,法官不按照鉴定意见确定责任及比例的现象并不罕见。在无鉴定意见时,法官也会判决医疗机构承担责任。故认定我国医疗损害纠纷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以鉴代审”是误判。医疗损害鉴定意见只是一种证据,导致上述误判主要是因为法官视鉴定意见为规避绩效考核风险和规避当事人诘难的工具,当事人、相关研究者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以技术型法官、专家辅助人取代鉴定人的路径并不奏效,应完善医疗诉讼裁判法官的考核机制,充分调动当事人参与鉴定程序。

法院视角下的医疗损害司法鉴定

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是法官们普遍认为不易处理的民事案件类型之一,不仅是因为医患双方冲突激烈,更主要的是法官们对于案件中涉及的医学专业问题无从准确判断,以至于在认定案件事实和确定责任承担等方面均感到力不从心。医疗损害司法鉴定是司法鉴定中争议最多的一类,有些司法鉴定意见书论述逻辑混乱、结论缺乏依据,严重影响审判的顺利进行。结合司法鉴定对于审判的影响,提出现有的医疗损害司法鉴定存在的一些问题和对应的解决措施,以期促进医疗损害司法鉴定的制度设立和行业整改,使医疗损害司法鉴定更好地服务于审判。

同情用药制度的发展及对临床医学和司法鉴定的挑战

通过查阅国内外相关学术文献、国内临床医学指南及规范,介绍美国和我国同情用药制度的概念、分类、审批程序及其特点。同时,结合临床医学和司法鉴定的实践,对同情用药实际运用的规范性程序、药物临床试验中的知情同意权、不良事件因果关系评价等问题进行探讨。呼吁我国应尽快出台规范同情用药的程序性文件规定或者技术指南,以防范同情用药的风险和法律纠纷,并指导临床医学和司法鉴定对同情用药相关诉讼案件作出客观、科学的评价。

反思民事诉讼中的“以鉴代审”

司法鉴定作为审判查明事实的重要手段,在司法实践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鉴定意见在诉讼中与其他证据一样不具有预先的证明效力。然而,因其倚重于鉴定人的"专家"身份及其携带着超越常人智能的科技因素或者专门知识,在司法实践中却发生着异乎寻常的作用。缘于对司法鉴定意见的过于"迷信",司法实践中出现了诸多以鉴定意见代替审判过程的现象,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扭曲了司法鉴定原有的功能和定位,异化了司法审判自身的特质。通过对司法鉴定运行过程中存在"以鉴代审"现象的反思为出发点,并在分析司法鉴定实践中存在主要问题的基础上,探讨司法查明事实的边际与方法问题,从而尝试性地提出应对"以鉴代审"的改革路径。

民事诉讼“以鉴代审”问题探讨

鉴定意见在民事诉讼证据序列中与其他法定证据并无二异,其助力法官查明案件事实,辅助法官形成裁判结果。“以鉴代审”问题是各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不仅使事实查明面临风险、鉴定人与法官的角色错位,也令诉讼程序的进行偏离方向。以问题为导向,破解“以鉴代审”应在准确定位司法鉴定的基础上落实质证制度,并提高司法鉴定活动的规范性。

司法鉴定行政与司法视角的边界——民诉证据司法解释鉴定内容的思考

2019年12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修改〈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决定》,备受司法界关注。其中,涉及司法鉴定的条款达24条之多,笔者结合《司法鉴定程序通则》,对相关内容予以了梳理与比较,揭示了民事证据规定给司法鉴定带来的变化与问题。民事证据规定重点规制了司法鉴定启动、受理、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询、鉴定人诚信承诺、鉴定人权利保障,鉴定人的出庭义务、遵守鉴定时限的义务,以及围绕鉴定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方面的规定,以期保障鉴定质量。与此同时,民事证据规定也带来了管理上的边界之争的问题,包括司法鉴定行政管理部门与法院之间、法院与司法鉴定机构之间,以及法官与鉴定人之间权利义务的边界之争与之推,司法鉴定呈现多头管理已见端倪。本研究直面司法鉴定发展中的问题,建议尽早启动司法鉴定立法工作,强化鉴定意见的法庭质证,明确虚假鉴定的认定标准,梳理鉴定多头管理乱象等等,希望可以对司法鉴定制度的改革有所裨益。

死因鉴定意见审查判断规则之反思与重塑

司法实践中,存在多份重复性甚至冲突性死因鉴定意见的刑事个案频发,确认死因往往成为核心争点,如何审酌鉴定意见证据、认定实体事实继而成为法庭裁判的重心。但现行法并未识别死因鉴定意见较之其他类鉴定意见的特殊之处,以致一般性审查判断规则在具体适用中显得僵化。法庭对死因鉴定意见的"遵从"导致质证缺乏对抗性;死因鉴定意见所隐含的经验性、知识性、传闻性表明其并不自证其可靠性;死因鉴定意见具有间接证明属性,自身无法充足对死亡相关事实的完整证明,需要结合其他证据进行综合审查判断;死因鉴定意见要求鉴定人对尸检过程、尸检操作规程、意见作出的依据及意见认定等作出解释说明。为此,有必要在反思现行法不足的基础上,重塑死因鉴定意见审查判断的体系性规则:以审判中心主义为统摄性要求;确立被告人对质权,使其有权质疑并挑战控方证明;鉴定人出庭就死因鉴定意见做出解释与说明,此为死因鉴定意见可采性的程序性要件;明确专门知识人及其意见在诉讼中的地位和作用,使其成为增强质证充分性、有效性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