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真正利益第三人合同中第三人的权利保护

《民法典》第522条第2款规定真正利益第三人合同中第三人享有履行请求权,然而当合同未明确约定第三人是否享有违约金请求权等其他权利时,第三人的请求权范围模糊。对此,应当区分违约金类型,对于惩罚性违约金请求权第三人排除享有,而与第三人利益有关的补偿性违约金应该赋予第三人请求权。第三人不享有合同主体身份,故第三人不享有合同解除权。当事人可行使法定撤销权和法定解除权,但需向第三人承担违约责任。当事人合意变更、撤销合同的,应当以“合理期限”为分界,在合理期限届满前可以合意变更、撤销,反之则否。若债权人与第三人请求权发生竞合,应当以保证合同目的实现为优。

住房租赁市场法律治理的演进、反思与完善——以租金稳定和合同解除领域的公共政策为视角

公共政策是住房租赁市场法律治理的主要形式。我国治理住房租赁市场的公共政策以租金稳定和合同解除权限制为核心。租金稳定政策经历了租金管制、租金指导、租金调控等不同阶段,目前以调控为核心的政策缺乏系统性和精准性,削弱了租金稳定及调控的实际效果。合同解除权限制政策演进的重心是限定出租人行使单方解除权的正当理由,目前在正当理由的规则模式和规则适用上存在疏漏和模糊,难以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为完善我国住房租赁市场的法律治理,应强化公共政策介入住房租赁市场的合理性,以推动租金水平的信息公开、限定租金年度涨幅标准、保留紧急干预权为核心完善租金稳定政策;细化出租人行使单方解除权的正当理由,对于承租人未按照约定或房屋性质使用并损坏房屋、承租人无正当理由未按期支付租金并在出租人催告后仍未履行、承租人未经出租人同意转租等引发出租人单方解除合同的情形,应针对当前住房租赁交易的实际予以明确;加强调解机制在住房租赁交易纠纷中的应用。

关于行政合同单方变更与解除

行政主体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单方变更或解除行政合同,这一制度已经得到许多西方国家法律的肯定。我国没有关于行政合同的专门法律,导致了行政合同实践的混乱和无序。为了实现行政目标和保护相对人的权益,我们应该着重从实体、程序以及司法审查三个方面来建构我国的行政合同单方变更与解除制度。

论合同解除后恢复原状请求权的性质——以物权变动模式的选择为基础的考察

就合同解除后恢复原状请求权的性质,旧有的学说大都在理论逻辑上难以自圆其说或者失之偏颇。对此问题不能一概而论,而应当结合物权变动模式的选择以及合同解除的标的详加分析。在意思主义和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下,该请求权为物权性质的所有物返还请求权;在物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下,则视合同解除的标的而定:若解除的是物权合同,该请求权仍为物权性质的所有物请求权,若解除的是债权合同,该请求权则为债权性质的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

论保险法上解除权与民法上撤销权之竞合

投保人违反保险合同告知义务时,保险人的合同解除权与撤销权可能发生竞合。对此,有两种解决方案:一为排除说,二为选择说。前者以保险法上解除权排除民法上撤销权,后者允许两种权利并存由保险人选择行使。选择说会导致保险合同关系长期不稳定,置投保人于完全被动而纵容保险人粗放承保,故不足采。从立法目的、构成要件和法律效果上分析,保险法上的解除权可以看作民法的特别规定,排除说较为可采。

合同解除及其效力探析

合同解除在我国理论界和实践中都存在诸多分歧。本文通过对合同解除的概念及其归属、种类,合同解除的法定事由、法律后果的论述,提出自己的观点,对全面准确把握我国合同解除制度有一定借鉴意义。

基于解密发明信息的美国国防专利特征分析

[目的/意义]随着中国军民融合平台的建立,国防专利的解密工作变得尤为重要。分析美国涉及国防利益的专利权特征,将有助于我国完善国防专利保密与解密制度,平衡保密与公开的冲突,更好地实施军民融合战略。[方法/过程]以美国商标专利局2001-2015年解密并最终授权专利的保密发明为样本,在构建国防专利分析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对美国解密后的国防专利特征进行了深入分析。[结果/结论]研究表明:美国解密发明的保密时间分布均匀,平均保密时间长;专利权人集中在政府与大型军工生产商;解密发明的技术领域落入美国保密技术指南的范围,敏感技术领域较多;美国曾保密的发明多属突破式创新技术,具有较高保密价值。

第三人利益合同的变更和解除

建立第三人利益合同制度是完善我国合同法的迫切需要。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当事人是否可以像在两人合同中一样协议变更或解除第三人利益合同。在没有第三人同意的情况下,当事人行使变更权和解除权虽不应当完全否认,但是必须受到限制。具体标准取决于建立第三人利益合同制度的宗旨和该合同的特征。作为一般法规范的第三人利益合同的变更和解除制度将与我国现行合同法律法规共存,形成完整的体系。并在实践中按照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予以适用。

《民法典》涉他合同中第三人利益的实现途径

合同的经典定义就应该是“双方当事人对权利义务的约定”,契约自由是合同的灵魂,合同的相对性及非涉他性是保证自由的基础。当事人既不能给第三人约定权利,更不能约定义务。如果涉及第三人,要么是代理问题,要么是侵权问题。但现代合同法已经大大超出了这种“相对性”的限制,出现了大量第三人利益的涉他性合同,这种“溢出”及“义务的扩大”导致的问题必须得到重视。我国《民法典》第522条就规定了第三人利益合同,但第三人利益如何实现却不甚清晰。纯正的为第三人利益的合同中,第三人是否具有合同解除权、债权人的抗辩能否对债务人行使等都没有规定;在非纯正的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第三人利益如何保护也几乎没有规定。因此,在我国《民法典》上,涉他合同中利益第三人的法律地位及债务人违约如何救济问题是需要澄清的问题。在我国《民法典》“债”的体系中,尤其是我国《民法典》第522条在区分不同第三人类型的基础上,必须根据体系结构给予第三人利益保护与救济。另外,作为合伙企业成立基础的合伙合同、作为公司成立基础的发起协议,从效力和制度构造上看,也应该被解释为为将来第三人利益的合同。

对根本违约几个问题的探讨

根本违约是从英国普通法上发展而来的一项合同法律制度，它以一般违约为前提，只有在当事人一方违约致使另一方订立合同时期望得到并且在正常履行情况下就能够得到的预期利 益落空时才以根本违约认定，非违约方可以解除合同，对其造成损失的还可以要求赔偿。根本违约可以与各种违约形态并存；根本违约制度设立的目的在于限制非违约方滥用解除合同的权利。

东北边疆危机与清廷对东北的弛禁和全面开放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东北出现了极为严重的边疆危机。清廷被迫放弃封禁政策,转而对东北实行移民实边,完成了封禁———弛禁———全面开放的转变,从而使得东北土地至清末基本得以全面开发。这一事件有着积极的历史作用。

论我国商业银行金融租赁业务解禁后的发展

金融租赁与商业银行联系紧密,它是商业银行最重要的中间业务之一。在我国,商业银行的金融租赁业务由于政策所限,其作用和意义远未被充分重视。2007年1月,我国商业银行的金融租赁业务重新解禁。这对于我国金融租赁行业和银行业的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商业银行开展金融租赁业务也面临着种种问题和风险。因此,本文在探讨商业银行开展金融租赁业务的意义和可行性同时,也着重分析了其所要面临的主要障碍,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性建议。

论民法典合同编的法定解除权规则

自201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颁布之日起,立法机关就按部就班地遵循"两步走"思路编纂民法典。2020年5月28日,全国人大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我国正式进入了民法典时代。法律规范须借助概念而表述,但其生命力则在司法适用。因而,检验规范是否科学,有两条线路如鸟翼车轮,不可偏废:一是概念表达是否精准融贯,二是规范适用是否合乎正义。前者主要是学术论著尤其是体系化教科书的任务,后者则体现于司法裁判。如果说存在直接沟通学术论著与司法裁判的方式,那么这种方式正是法典评注。合同是一个静态与动态兼具的法律现象。所谓静态,是指双方当事人通过合同成立了稳定的合同法律关系,合同内容对双方当事人都具有约束效力;所谓动态,是指合同的成立、生效、履行、终止等阶段构成一个动态过程,它们环环相扣、密切联系。合同的解除与终止是合同动态过程中最后一个环节,是合同"生命的终结",具有重要意义。《民法典》对法定解除权、解除效力、债务抵充和后合同义务等多个规则作出了修改和完善,呈现出不少亮点,值得关注。为此,我们特邀中国政法大学刘承韪教授以及王康、周宇、吴雅婷等三位博士研究生,通过笔谈的形式对上述规则进行评注,以供学界与司法裁判实践参考,希望对准确理解、适用《民法典》合同解除与终止规则有所助益。

论我国合同法上的撤销权制度

撤销权制度是我国新合同法中确立的一种新的债权保障制度。就我国新合同法中撤销权的概念与性质、成立要件、行使及行使的效力进行比较系统的探讨 ,同时指出其存在的不足 。

赠与合同若干问题探析

赠与合同的法律性质及与之相关联的撤销赠与的条件和法律后果、受赠人范围等问题,必须依合同法的立法宗旨得到准确解释。赠与合同采诺成合同说才符合合同法的立法本意,而且合同法规定赠与合同为诺成合同的同时,赋予赠与人的任意撤销权和法定撤销权,与实践合同说殊途同归。此外,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应纳入受赠人范围。

浅析我国劳动合同的解除和终止

针对目前学术界对劳动合同的解除和终止的不同理解。本文以我国劳动合同法为根据,就劳动合同解除和终止的概念、解除的条件、终止的法定事由,以及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的经济补偿和赔偿金适用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从平衡保险双方利益的角度看中国海上保险人的法定解除权

从法定解除权的产生条件、行使后果以及消灭三个层面分析中国有关海上保险人法定解除权的现行规定在平衡保险双方利益方面的合理性与不足,并尝试提出完善现行立法的建议。

论我国重大误解制度的缺陷及立法完善

重大误解行为是行为人因对与行为相关的重要事实发生错误认识,而做出的与内心意思不一致的表示行为,该行为给行为人或相对人造成了较大损失。重大误解行为属于可变更可撤销的民事行为,当事人均享有撤销权,但是应对其撤销权和变更权予以限制。我国民法对于重大误解制度的规定,无论在定义上,还是在法律后果上,都存在一定的局限,应加以完善。

论根本性违约

根本性违约是西方合同法中的一项重要制度 ,中国合同法虽未直接采用根本性违约这一概念 ,但其实质性内容已体现在合同解除权等相关制度上。借鉴西方对根本性违约的规定 ,可以使中国合同法的有关规定与国际社会更趋向一致。

定期租船合同法定解除事由评析——兼论《海商法》相关条款的修订

从《海商法》关于定期租船合同法定解除权的四个具体条文着手,结合合同法基本原理,参考国际立法例和航运实践,评析了定期租船合同法定解除是由的立法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