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论的当代阐释:向死而生之路

古代文论在当代学术语境与文化环境中的失效问题由来已久,“古代文论在当代已死”的论断甚至成为学界心照不宣的某种共识。20世纪90年代,学界提出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命题并未能挽救古代文论,反而进一步将其扫入了“故纸堆”。学科化、体系化、科学化的“转换阐释”路径正是导致自主自为的古代文论逐渐丧失生命力的症结所在。因而,需在对此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重新思考古代文论在当代的阐释路径,从古代文论古今通变之“通”——古代文论的当代阐释有效性、古代文论古今通变之“变”——西方文论的中国化、重审古代文论的现代性意义——走向世界的中国古代文论三方面出发,重新焕发古代文论在当代的生命力,探寻古代文论向死而生之路。

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学理论的边界

从中国古代“文学”的语义内涵来看,先秦时代,“文学”指文化典籍;魏晋时期,“文学”指文章著述,既包含审美性和文学性作品,也包含应用性和非文学性作品。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文体指向来看,曹丕《典论·论文》、葛洪《抱朴子》、颜之推《颜氏家训》,以及首创《文苑传》的刘宋范晔《后汉书》、继之为文学家立传的梁萧子显《南齐书》,也一直把应用性文学、非审美性文学视为文学。在他们的观念里,应用性文体也是注重美感的,只不过美的表现方式和美感来源不同而已。从文学总集和别集的编录实践来看,挚虞的《文章流别集》、萧统的《文选》和宋人的《文苑英华》、明清的各种文章总集以及唐宋如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诸家别集,都是将文学性文体和应用性文体兼收并蓄,一视同仁。无论是文学观念层面还是文学实践层面,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学理论都包含文学性文体和非文学性文体,其边界既具包容性,又具明确性。金惠敏教授提出的“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非常切合中国古代文学的实际。

拓衢路,置关键:蒋述卓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方法论

蒋述卓基于文化诗学的理论立场,从多重维度深思明辨,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方法论,起到了“拓衢路,置关键”的作用。在研究内容方面,文化诗学突破了以范畴为核心的话语形态研究的局限,拓展到了古代文论的学理层面,注重中国古代文论的人文精神、民族性格、思维方式、批评形态研究。在研究路径方面,在文化诗学视域中,蒋述卓开辟了历史价值还原、中西比较融通及当代批评实践三个相互关联的研究方向,体现了中西古今交汇贯通的文化格局。在研究意义方面,文化诗学在文化、文学与文论的复合关系中审视并发掘出古代文论研究在文化建设、人格塑造、审美超越与话语创构方面的学术价值。

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建构——从《文心雕龙》英译谈起

《文心雕龙》在英语世界的成功译介说明要想与西方文论进行平等对话,必须要拥有话语权,中国需要有一套自己特色的文论话语体系。然而体系建构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做好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对中国古代文论进行现代化的适应性转换;二是对西方文论进行本土化改造;三是秉持文化自信的理念,积极推动中国文论走出去;四是立足中国现实,扎根本土实践,让中国文论为中国文学实践服务,以文学实践为根本,防止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的脱节。中国当代文论必须进行话语重建,走从文本到实践再到理论生成的正确路线。中国需要充分发挥文论建设的主体性,既要古为今用,又要洋为中用,在理论与实践的双向互动中不断推陈出新,构建中国特色的文论话语体系。

外语类研究生培养中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与融入——以日本文学方向为例

人文学科领域中国学术话语体系构建与“课程思政”“新文科”建设的现实需求具有一致性。研究生学术培养与中国学术话语体系构建互为依托、共同促进。基于外语类学科特点,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与融入显得尤为必要与迫切。以日本文学方向为例,导师可以从“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国古代文论传统”“近现代中国学界经验”角度探索学术主体性及话语体系构建的路径,并在此基础上将学术话语体系融入研究生培养中,树立学生文化自信,进而培养中国特色独立学术精神。

会通古今与原典阐释:中国文学批评史课程教学改革

为了提高中国文学批评史课程的教学质量,针对课程存在的独立性不足、教材编排中“史”“论”分离、课程现实结合不够紧密、人文精神挖掘不够深入等问题,基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从通史与专题相互结合、教材内容的重组、学习情境性的构建、人文精神挖掘、教学方法、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以及对中国古代文论原典著作的理解等方面展开探索。实施教学改革后,通过对学生满意度的调查和自我导向学习能力的测评对比发现,教学改革达到了预期效果。

中国古代文论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及应对策略——以阿坝师范学院为例

通过对阿坝师范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调研发现,中国古代文论课程的教学效果不是很理想,存在一些问题:重文论史的讲授而轻文论原典的研读;教学手段单一,学生学习兴趣不高;课程思政元素挖掘不够,未能有效开展课程思政教学。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加强学生对文论原典的细读、研讨与诵读;充分利用当代媒体信息,采用多样的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深度挖掘中国古代文论的思政元素,有效开展课程思政教学,体现其应有的社会价值。

2021—2023年柳宗元“文以名道”研究评述

近年来,针对古文运动这一概念性课题,学界仍多取“韩柳”之作品文集作为主要的研究质料。但在研究纵深上,却超越了唐朝独立的时间断代;研究视域也并非仅限于文学史范畴。通过对近三年的成果性资料进行筛选、归纳和梳理分析,总结如下:学者们拣取宋元至清诸多评家论述,多以“文道”思想多元性、柳学散文形式发展性的角度探究中唐古文的影响,重点分析古文“文道观”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思想社会背景;并将“文以明道”文论观的形成与发展的叙述脉络放置于后代漫长的历史轴线中,发掘儒家经世实用的“古道”与思辨性议论之“文”的结合。

论中国古代文论资源对文学地理学的建构

文学地理学是中国本土化学科,其学科建立的意义在于以中国声音传达在以批判传统文学研究视角的基础上对于文学、文学理论研究的积极开拓,然这尚处于起步阶段,并且由于对"文学地理"这一核心概念理论界定不清,而直接导致了文学地理学系统建构的盲点与困难。为此,回归中国古代资源,从人-地及其关系-文学地理-文学地理学、地理-作家-文学-地理两个关系范式来寻求这一问题的解答显然具有研究的学理性和学科发展的亟需性。

古代文论“养气”说之流变

“养气”说源于儒、道哲学上的“养气”论 ,是古代文论的重要学说之一。古代文论“养气”说的发展可以分为先秦两汉、魏晋六朝、唐宋元、明清等四个历史阶段。在历史发展中 ,“养气”说形成了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 ,涉及到作家道德人格之修养、创作心态之培养、艺术才能之习练、艺术个性之发扬、人生阅历之增广等一系列重要理论问题。

中国文论“失语症”现状及“重建”的可能性

古代文论话语在当今只是一种知识形态,对中国文学日常生活缺乏影响。现代时期,一般性文学理论实际上可以区分为"古代文论型"和"西方文论型"两种类型。建立一种庞大的、包容中西的文学理论体系,将不同的观念、不同的立场以及不同的批评方法融合在一起,这不过是一种理想,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中西方文论之所以只能整合,不能融合,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它们是异质性的。"重建"不应该是推倒重来。"古代文论型"与"西方文论型"两种文学理论可以并行存世。

论中西比较诗学的“超越”意识

“中西比较诗学”中的“比较”具有翻译、对话、联系、阐发、影响、接受以及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等特殊涵义,它以全球文明作为本位,而不是以某一文明作为本位,本质上是一种具有双语背景和双语意识的跨语际文论研究。我们既不能用中国文论的标准来衡量西方文论,也不能用西方文论的标准来衡量中国文论,而要超越中西方两种文论视界。

《文心雕龙》英译述评

西方世界对《文心雕龙》的了解,可以追溯到19世纪,但真正的翻译却不过半个世纪的历史。从1951至2003年的52年间,出现了七种英译本,成为中国文论英译史上一道独特而灿烂的风景。《文心雕龙》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促进了中国古代文论在西方的传播与接受,对于推动中外学界关于《文心雕龙》研究的交流与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修辞批评的价值和意义

修辞批评作为文学批评最重要的一种形式,它在当代的复兴,对文学批评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意义,这可以从两方面看:一是从西方现代修辞批评角度看,对修辞本性的哲学反思,将修辞看成是一种话语实践,看成是对真理的认识和表现,有助于人们重新认识文学和文学性问题;另一方面则可以从修辞批评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关系看,认识到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更靠近修辞批评这一特色,以更好地发掘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价值。

百年中国现代文论的反思与建构

本文是对百余年来中国现代文论的一次批判性反思与建构,提出中国现代文论留下了历史经验:以中化西、以今活古、个群相融、上下通贯、物先于心、思艺共生并侧重思想内容、内在知识制度与外在知识制度保持适度张力。本文认为现代文论还留下偏向思维定势、思先于在定势、过度挪用定势、闭关排外定势、以制抑学定势等教训,进而主张在充分借鉴上述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致力于21世纪中国现代文论独特品格的建构,为此而提出如下对策建议:坚持以中化西的思想路线,弘扬以今活古的思想原则,灵活处理个群关系,加强以雅导俗,既重物质现实而又趣味高远,形式配合思想,知识制度保障学术健康发展。

论中国古代文论诗性与功利性的契合

形态的诗性化与内涵的功利主义相结合是中国古代文论鲜明的民族特色。本文以人类原始思维和中国传统哲学建构为切入点,从自然审美与伦理判断的先天亲和性、人类早期艺术的功利主义本质、轴心时代诗性传统在中国文化中的保留、中国传统文化用事与审美的统一等层次来寻找古代文论诗性与功利性相契合之民族特色的心理和历史渊源。

日本古典文论中“心”范畴及其与中国之关联

日本古代文论中的"心"范畴,涉及到文论中的创作主体论、心词(内容与形式)关系论、审美态度论、主客统一论。日本的"心"、"有心"、"无心"均来自汉语,在语义上接受了中国影响,但在中国,这些都是哲学概念而不是文论概念,在日本则主要是文论概念。日本文论中的"心"论及其衍生出来的"心.词"、"歌心"、"有心.无心"等概念,都与中国有关,都受到中国的影响,但比起中国文论中的"心"论,却具有较高的范畴化程度,"心"论在日本古典文论中的地位与作用,也较中国的"心"论为高。

中国古代文论教学存在的问题透视

中国古代文论课程自身的特殊性增大了其教学难度,教学中对于文论元典的重视不够,教学中"史"、"论"脱节,教学手段和方法陈旧而缺乏特色等三方面是当前我国高校在中国古代文论教学中存在着的突出问题,为解决教学中存在的问题,需要注意采取重视文论元典著作在教学中的作用等对策。

返本与开新:本体性阐释与中国古代文论当代性意义生成问题

中国古代文论当代性意义和价值的生成、其作为地方性知识上升为普适性知识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对古代经典的重新"阐释",这种"阐释"不再仅仅只是一种方法,而是西方现代哲学解释学所强调的"本体性的阐释",古代文论的当代性意义只能在这种"本体阐释"中生成。西方现代解释学有关经典阐释的基本观念,超越了传统的解释学理论,实现了由方法到本体的重大转向。这种阐释之本体化转型,较好地回应了经典阐释活动中诠释个体与经典文本、主观与客观、传统与现代乃至唯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等诸要素之间的矛盾等问题,对于推动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深化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我们可以把这种本体化阐释,作为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进一步发展并不断实现其当代性价值的基本路径。

“制度与文学”研究范式的形成和发展

"制度与文学"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古典文学研究的热点。其研究范式的形成,源于西方文学社会学理论与"知人论世"的中国学术传统的交互作用。"制度与文学"范式推动了古典文学研究,但同时也产生了不少问题。本文提出突破当前研究困境的两种方法,一是坚持文学本位,在纵向和横向两方面开掘新论题;一是加强"制度—文化—文学"与"制度—文人—文学"双线交错的研究。